（五）加大对重灾区的救济工作　

　　对于重灾区，国家投入大批财力、物力进行救济。 

　　一是大幅度提高救济款支出。这一时期，国家财政收入巨幅下降，包括行政费、军费在内 的各主要开支均相应大幅下降，而国家的各类救济款支出却大幅上升。1961年国家财政收入 由1960年的572.29亿元下降到356.06亿元，但是抚恤和社会救济费则由1959年的4.41亿 元、1960年的7.94亿元上升到1961年的10.09亿元。　 ［19］　 从1960年到1963年，国家共发放农 村社会救济款4.8亿元，超过了1950～1959年发放救济款的总和。　 ［20］　

　　1959年9月，内务部副部长王子宣在内务部救灾座谈会上指出:国家每年拿出五六亿用 于民政工作。对民政事业费，党和国家是非常关照的。国家压缩其他经费，但并不压缩我们的经费;我们提出的需要，中央没有不批准过。各省要求的救济款，我们也如数拨给。［21］　 关于救 灾款的具体用途，内务部部长钱瑛提出:一部分钱买粮，一部分钱解决群众住房，再一部分治 病、穿衣，除此以外，再作些其他的补助，如家具等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给点补助。　 ［22］　 各 地一般根据具体情况安排救灾款的用途。根据对河南省5个大队的调查，用于口粮的占 38.8%，买盐的占5.5%，买菜的占1.74%，买煤的占13.1%，治病的占14.6%，解决衣被 的占17%，修盖房屋的占1.66%，其他占7.6%。　 ［23］　

　　二是保证灾民基本口粮。各级政府前期对公共食堂取消粮食供给制，执行“计划用粮， 节约用粮，以人定量，节约归己”的新办法 ① ;后期主要是强化对灾区粮食的基本保障工作， 在灾区执行灾歉减免和先留后购的粮食征购政策。1960年1月，中央在主动增加对灾区统销 粮食十几亿斤的情况下，又根据各省要求，计划增加38亿斤，再加上拨给商业部的饲料粮6 亿斤，总共计划增加44亿斤。 ② 1959～1960年全国粮食统销指标由原定的873亿斤提高为917 亿斤，1960年2月又决定提高为960亿斤。 ③ 对灾区的口粮安排情况，内务部强调必须不断地 摸底排队，做到经常心中有数，“不怕标准低，就怕口粮断”。对安排情况不十分清楚的地方 要深入检查，对反映缺粮断粮问题的报告和群众的来信来访，必须及时地派人进行检查，必须 如实地向上反映情况，绝对不允许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　 ［24］　

　　三是派大批医务人员深入灾区救死扶伤，抢救生命。由于长时间的营养不良，很多灾民患 上浮肿病等，有的地区传染病爆发。为了抢救病人生命，党和政府紧急抽调大批医务人员下到 各个灾区，除了利用已有的医院、卫生所，还大量建立临时的医疗站点抢救患者。由于患者 多，医务人员少，各地尽可能地把妇女队长、统计员组织起来加以短期训练，使他们掌握简单 易行的治疗知识，作为医生的助手。有的地区从机关、厂、矿、农村青年中抽调人员做护理工 作。有的医疗站派出病情情报员，以查清灾民的健康状况、加强对分散疗养的患者的治疗。在 河南信阳，从1959年11月起，从省、地区（市）、县三级机构共抽调医务人员8万多名，组 成巡回医疗队，设立疗养病院（浮肿病院）收治病人，到灾区无偿为群众治病，免费供应价 值1725万元的各种药品。　 ［25］　 经过努力，到1961年底河南省基本上控制了疫病的发生与流行。 1959～1961年间，“四川省人民政府成立了除害灭病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统一领导和督促各 地人民政府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治疗。水肿病人较多的地方，以公社为单位，有 的还以生产大队为单位，成立临时肿病医院，对危重病人实行集中治疗，给以一定糖、油、细 粮照顾。”　 ［26］　 安徽各灾区也广泛设立临时浮肿病医疗站，增派大批医务人员深入灾区，分片包 干负责，采取集中治疗和送药上门以及单设食堂增加营养办法，大力抢治。比如，1960年底 灵璧县有520名浮肿病人，已有450人在集中治疗，县委又拨发2000斤红糖制作食品，病人 每天1斤主粮中调剂半斤黄豆，并供给新鲜蔬菜，帮助病人早日恢复健康。　 ［17］　 其他重灾省份也 都建立临时医疗站点。在灾区治疗一般是由政府通过救济支付费用。建立大批浮肿病人临时救 助站是抢救灾民生命的有效举措，在三年困难时期，据查，仅河南省就建立了超过2万个浮肿 病人临时救助站，收治患者360多万人次。　 ［25］（pp.189，190）　 粗略估计，全国至少建立了10万个以上 这样的医疗站点，这在人类救灾史上也是空前的，为在危急时刻挽救大量生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六）几点经验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