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几点经验和总结　

　　正是由于采取了上述五个方面的紧急救灾措施，到1962年，农村情况显著改善，浮肿病、 非正常死亡基本消除。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些紧急救灾措施的经验进行总结: 

　　一是全党全国齐心协力，同甘共苦、共渡难关，是战胜灾害的保证。在救灾时期，从中央 到地方，党和国家各级干部保持了廉洁作风和严格纪律。最高领导人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减少 口粮，不吃肉蛋。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单位都能够在中央统一指挥下，互相帮助，互相协作， 服从大局，不搞本位主义。这种平等作风和协作精神增强了国家的反危机能力，对稳定人民情 绪、保持社会基本稳定、渡过难关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薄一波所指出的:“党的各级领导人 保持普通劳动者面貌，党员和群众同甘共苦，是纠正错误、战胜困难的重要一环。”　 ［27］　

　　二是救灾工作应当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发扬民主作风。1959～1961年的救灾工作虽然取 得了相当大成效，但是不少地区仍然出现了非正常死亡现象。这其中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没有及 时地、完全地汇报灾情。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错误地发动了“反右倾”运动，破坏了 民主集中制原则，助长了“浮夸风”。有些干部“不敢主动地去了解灾情，也不敢实事求是地 向党委和上级业务部门反映灾情，恐怕被认为是右倾”。　 ［28］　  1959年，春荒人口达9000万人， 内务部向上反映时遭到批评，说是“给彭德怀送了炮弹”，钱瑛被迫做了检讨。　 ［29］　 在农村缺粮 最严重的1960年上半年，局部地区还错误地进行了“反瞒产私分”运动，使救灾工作被延误 了一年，错过了最有效时机。而当1960年党和国家发现和正视严重错误、开始恢复实事求是 原则时，救灾工作才成为重中之重。1961年农业成灾面积和完全无收面积都大于1960年，　 ［24］　　 但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却大为减少。　 ［30］　

　　三是必须把防灾放在救灾工作的首位，进一步完善救灾工作的体制、机制。在1958年的 “大跃进”运动中，有些人盲目乐观，认为在“大好”形势下短期内可以消灭灾荒，放松了救 灾工作，中央和许多地方的救灾机构也取消了，造成了当灾荒高潮来临之时准备不足，增加了 抗灾救灾的难度。因此，应该充分认识到人类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有限的，要做好同灾荒作 斗争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推动救灾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和社会化进程。 

　　经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党和国家深刻地汲取了沉痛的教训。1965年毛泽东提出了“备 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予以坚持。从那以后，国家历史上再 也没有出现人为忽视灾情的严重情况。　

　　［参引文献］　

　　［1］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2］《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 

　　［3］杨少桥:《为民食竭尽心力》，《怀念李先念同志》编写组《伟大的人民公仆 怀念李先念同志》，中央 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 

　　［4］刘明钢:《周恩来抗荒》，《党史纵横》2008年第4期。 

　　［5］《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1页。 

　　［6］《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页。 

　　［7］唐正芒:《陈云与困难时期的粮食进口》，《党史天地》2007年第10期。 

　　［8］《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9］钟文:《百年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

　　［1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页。 

　　［1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2页。 

　　［13］蒋永青:《陈云在“大跃进”后关于恢复农业的几点思考与对策》，《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1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67～569页。 

　　［15］《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选编》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 

　　［16］《湖北省志·民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 

　　［17］《生产救灾工作材料》，1960年12月26日，民政部档案121-1960-012-Y-00000127。 

　　［18］《山东省志·民政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 

　　［19］《中国财政年鉴·2000》，中国财政杂志社2000年版，第396、402页。 

　　［20］孟昭华、王涵编著《中国民政通史》下，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4页。 

　　［21］《王子宣（内务部）副部长在救灾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记录）》，1959年10月16日，民政部档 案131-1959-011-Y-00000112。 

　　［22］《内务部第163次部务会议纪录》，1960年9月8日，民政部档案131-1960-012-Y-00000001。 

　　［23］《河南省民政厅许仁安付厅长在救灾工作座谈会上的汇报摘要》，1960年4月12日，民政部档案131- 1961-013-Y-00000056。 

　　［24］《关于做好救灾工作的报告》，1961年10月7日，民政部档案馆131-1961-013-Y-00000054。 

　　［25］《河南省志·民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页。 

　　［26］《四川省志·民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2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7页。 

　　［28］贵州省民政厅:《关于救灾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草稿）》，1960年9月7日，民政部档案131- 1960-012-C-00000106。 

　　［2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大事记（1949～1986）》，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30］《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责任编辑:叶张瑜］ 

　　

　　

　　［作者简介］ 尚长风，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00102。

　　　 ①　 《中央关于坚决完成粮食调拨任务，继续抓紧安排人民生活度过春荒的通知》，1961年2月13日。 　②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紧急调运粮食的几项措施的报告》，1960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