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江在历史上频繁出现洪涝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做出了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战略决策。人民政府通过建立健全各级组织机构加强统一领导、妥善处理分洪区移民安置工作、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劳动竞赛运动、加强思想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动员人民解放军发挥主力军作用、吸收苏联专家先进技术和苏联经验等措施，克服了巨大困难使分洪工程提前竣工，保卫了湖北、湖南平原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极大地降低了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的破坏力，充分彰显出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增强了荆江两岸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认同感。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        水灾        长江治理        荆江分洪工程        治水

　　

　　自古以来，洪涝灾害是我国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善治国者必先治水，兴修水利、防治水灾历来是执政者治国安邦的千年大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治理长江水患。荆江分洪是长江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拉开了新中国全面治理与开发长江的序幕。该工程在长江治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截至目前，学界对荆江分洪工程的研究大多围绕工程技术开展，系统考察工程兴建的历史背景、战略决策、具体措施与历史作用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对其在长江治理史上的重要意义的研究更显薄弱。本文尝试以荆江分洪工程建设为中心，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江治理的起步问题。

　　一、长江洪水对荆江大堤的威胁

　　历史上，长江流域洪水范围以中游宜昌至武汉段和洞庭湖一带为中心，其中又以荆江沿岸最为深重。荆江是指从湖北枝江到湖南洞庭湖口城陵矶的这一段长江，其间以藕池口为界，按河型分为上荆江和下荆江。上荆江为“微弯型”河段，下荆江为典型的“蜿蜒型”河段，素有“九曲回肠”之称，极易遭受洪水侵袭和破坏。在1954年以前，荆江大堤是指荆江北岸从江陵县枣林岗到监利县麻布拐的干堤，全长133公里。此堤为长江沿岸最为险要的一段堤防。这段长江，河道弯曲，河身狭窄，急流汹涌，险象环生，隐患堪虞。一方面，荆江南岸有松滋、太平、藕池和调弦四口分泄江水进入洞庭湖，泥沙淤淀致使河床不断抬升，导致荆江泄洪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沙市附近的荆江最高流量可达每秒5万多立方米，但江槽最高容量仅有每秒4.1万立方米，荆江下游江槽容泄量只及上游的1/3。此外，北岸荆江大堤平均有12米高，堤外滩高和内坡脚相差7—8米。每逢汛期，长江洪水大量聚集在沙市一带不能畅泄，洪水高悬地面之上，往往形成“帆船楼顶驶，江水屋上流”的险恶形势，因此便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所以，荆江两岸人民称荆江大堤为“命堤”。

　　荆江大堤历来是湖北江汉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荆江大堤一旦溃决，湖北江陵、监利、沔阳等10多个县、300万人民、800万亩良田都有被洪水淹没的风险。此外，一旦长江因大堤溃决而发生改道，长江航线将陷入瘫痪状态，整个西南地区的对外交通将受到极大影响。荆江沿岸原本是鱼米之乡，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棉花产地。在丰收年份，荆州专区每年棉花产量占湖北全省的一半以上，稻谷产量占湖北全省的1/4，鱼、虾、麦、藕的产量也十分可观。但是，历次荆江大堤决溢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沔阳一带群众常说“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沙市还流传着“荆沙不怕刀兵动，只怕南柯一梦中”，“洪水溃了荆江堤，荆沙便是养鱼池”等民谣，充分反映出荆江两岸人民遭受的洪灾之重。

　　治理荆江，平波安澜，造福人民，是荆江两岸世世代代劳动人民梦寐以求的夙愿。在湖北解放以后，为了减少荆江洪水对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威胁，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视察荆江大堤，极为重视荆江大堤的培修加固工作。1950年夏汛期间，荆州专区10多个县组织10万抢险大军上堤防护，“使沙市、观音寺等地险工安然渡过汛期”。该年岁修工程共计消耗土方376.4万立方米、石方5万多立方米，远远超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岁修工程量。国家每年都拨出大批款项投入荆江大堤建设，1949—1951年间，岁修土方共达600多万立方米。全堤安全隐患大大减少，千疮百孔的大堤得到培护和加强，但荆江大堤抵御特大洪水的能力依旧不足。

　　二、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战略决策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就十分重视江河防洪救灾工作。1949年11月，水利部召开全国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指出，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基本方针是“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的目的”。防洪也是中南区水利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南区1950年的防洪经费占水利事业费的比重高达90.2%（灌溉占4.3%，其余占5.5%）。国家在对长江的治理规划中，又把荆江河段的治理作为当务之急。为了统筹兼顾湖北、湖南两地人民的利益，中央明确提出“确保荆江大堤，江湖两利，蓄泄兼筹，以泄为主，上下荆江统筹考虑”的荆江综合治理方针。此后，荆江流域实施了一系列综合治理工程，其中就包括对荆江大堤进行整险加固和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等。

　　1950年8月，长江水利委员会经过勘察研究提出《荆江分洪初步意见》，认为“在长江上游尚未兴建大型水库和举办水土保持工程、洪水、泥沙无从控制的条件下，在枝江以下分洪旁泄”是较为妥善的方案，在荆江沿岸兴建分洪工程应以南岸分泄为宜，并划定“长江右堤以西，虎渡河以东，安乡河以北的范围为分洪区”。紧接着，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荆江防洪安全会议，赞同长江水利委员会关于荆江分洪的意见。长江水利委员会将《荆江分洪初步意见》呈报水利部，很快得到水利部的支持并呈报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同年10月，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取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财政部部长薄一波的汇报，同意修建荆江分洪工程的方案。11月，长江水利委员会就派出水利专家和技术人员，对分洪工程所在区域进行了勘察、钻探和测量等工作。

　　1951年1月，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67次政务会议，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谈到长江治理的方针和任务时指出：“长江最近几年的治理，侧重于整理并操纵沿江湖泊，以控制江水水位及流量，荆江的防洪工事尤应作为重点”。会上，周恩来强调：“长江的荆江分洪工程，在必要时要用大力修治。否则，一旦决口，就会成为第二个淮河”。这次会议决定长江最近几年的治理要以荆江防洪工程为重点，进一步推进了荆江分洪工程的准备工作。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荆江临时分洪计划》，初步拟定了分洪工程的设计标准、工程规模和工程运用等。8月，经过与湖北、湖南两省深入讨论研究之后，长江水利委员会对《荆江临时分洪计划》做出局部调整，提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按照抗御1931年特大洪水的标准拟定了进洪闸工程、泄洪闸工程、堤防培修和护坡工程、涵闸及沟渠工程等项目。9月，水利部审核同意《荆江分洪工程计划》，并提出该计划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补充。

　　1952年1月，长江水利委员会在《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基础上编制了《荆江分洪工程技术设计（1952年度）》。3月1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第74次行政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确定了分洪工程的设计标准、工程规模等，并就工程所需人力、物力做出具体安排。3月16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关于保证完成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应深刻认识分洪工程的伟大意义，充分动员全省力量投入荆江分洪工程的建设。

　　1952年3月21日，政务院第129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的决定》，对于长江的防洪工作提出了“中游继续加强荆江大堤，以保证堤身的安全，并于汛前保证完成荆江分洪工程中围堤及进洪闸与节制闸，中下游其他地区仍应分段保证一九三一年或一九四九年的最高洪水位不生溃决”的要求。3月31日，政务院正式发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指出：“为保障两湖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在长江治本工程未完成以前，加固荆江大堤并在南岸开辟分洪区乃是当前急迫需要的措施”。同时，该规定还对分洪工程做出具体部署，要求“1952年仍以巩固荆江大堤为重点，必须大力加强，保证不致溃决”，“汛前应保证完成南岸分洪区围堤及节制闸、进洪闸等工程”，“湖北省分洪区移民工作应于汛前完成”，等等。

　　此外，1952年9—10月，长江水利委员会先后提出《荆江分洪工程未完工程初步设计》《荆江分洪工程1952年度下半年工程初步设计》《荆江分洪工程1953年度工程初步设计》和《荆江分洪工程排水工程技术设计》，完成了荆江分洪第二期工程的设计与规划，为分洪工程的顺利实施创造了条件。

　　三、荆江分洪工程建设的具体举措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兴建荆江分洪工程面临着重重困难，如工程规模浩大、施工时间紧迫、交通运输不便、技术条件不够以及下雨天气过多等。在工程建设中，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确保了工程建设的顺利完工。

　　（一）建立健全各级组织机构集中统一领导工程建设

　　荆江分洪工程规模宏大，需要数十万人同时参与，涉及党、政、军、民以及财经、交通等众多方面。为了协调各部门、各单位的行动，必须加强对工程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保障分洪工程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1952年3月1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第74次行政会议决定成立荆江分洪委员会作为工程的指挥领导机构，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任主任委员，唐天际、刘斐任副主任委员，郑绍文任秘书长，下设秘书处、政治处、闸工处、器材处、供给处、堤工处和移民处，共配备干部1076人。同时，还成立了荆江分洪总指挥部，以唐天际为总指挥，王树声、许子威、林一山、田维扬为副总指挥；李先念为总政委，袁振、黄志勇为副总政委。为了加强对工地的领导，3月中旬，在白家岗建立了荆江分洪工程前线指挥部；4月3日，荆江分洪工程前线指挥部北迁沙市。3月中旬至4月初，还陆续设立了荆江分洪北闸指挥部、南闸指挥部和荆江大堤加固指挥部，具体负责工程施工。

　　中南军政委员会强调：“荆江分洪委员会及其指挥机构有权经与各方面商洽与决定一切有关分洪工程事宜；并有权调拨有关分洪工程进行的人力、物力；在工程上所需器材，加工订货，物资运输等均须享受优先权。各有关部门，必须大力支持，不得借故推延。有关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听候调度，接受指定任务，协力完成。”中共中央中南局要求：“有关地区各级党的组织和有关各部门党的负责同志，必须遵照政务院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在荆江分洪委员会及所属指挥部统一指挥之下，动员大批人力物力……全力合作，及时完成施工计划”。这就赋予了荆江分洪委员会及其指挥机构统筹安排工程建设的较大权限，可以高度统一事权，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从而为高效完成荆江分洪工程奠定了组织保障基础。

　　（二）妥善处理荆江分洪区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

　　荆江分洪区分布在江陵、公安、石首三县，地势低洼，频繁遭洪水淹没，有“一年一溃水，三年一小水，五年一大水”之说。在正式施工以前，分洪准备工作的核心就是要按期完成分洪区内居民的转移安置，而转移安置工作面临的困难极大，一方面时间十分紧迫，要使数十万居民如期迁出以确保工程按时开工；另一方面又得考虑春耕，不能耽误农业生产。但在安土重迁、故土难离等观念的影响下，分洪区居民对举家迁移顾虑重重。

　　当时党和政府主要采取三个办法转移安置荆江分洪区居民。首先，建立移民安置机构，集中统一领导分洪区的移民安置工作。早在1951年冬，荆州专区就成立了荆江分洪移民委员会，统筹推进移民安置工作。与此同时，还在分洪区成立各级移民机构，在垦殖区成立各级安家机构，专门负责处理移民搬家、安家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其次，通过补偿、补贴、贷款等方式充分保障荆江分洪区人民的经济利益。1952年3月底，荆江分洪工程前线指挥部制定了《拆迁民房及挖压青苗补偿暂行办法》，该办法详细规定了拆迁民房及挖压青苗的补偿地区范围、补偿标准、领取补偿费手续等。国家为帮助移民搬家、安家、恢复生产，一共拨付移民经费699.51亿元，发放农业贷款5亿元。到1952年春耕生产前，分洪区移民到荆江北岸的人民大垸（垦殖区）的有6万多人，每户补贴安家费200万元—300万元；到6月底，转移到安全区的有16万多人，每户补助34万元—42万元。再次，党和政府为转移安置移民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期间，一共抽调600多名干部在荆江两岸设立了10多个移民站，组织2万吨帆船帮助移民搬家。为了满足移民盖房需要，荆江分洪移民委员会帮助“采购了40多万根杉木皮篙、80多万个岗柴、1300多万斤稻草、80万根楠竹和20万斤竹篾”。荆州专区的群众纷纷自发地组织起来帮助移民搬运东西、送木材、盖房子。沙市搬运站的板车队、独轮车和村庄上的牛拖子以及附近的民船，都从四面八方前来帮助他们往返运输东西。早在1952年初，成千上万的民工就把人民政府为移民准备的大批竹、木、稻草等建筑材料送到了移民区。在党和政府的周密组织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移民搬迁安置工作按时完成，使荆江分洪第一期工程得以顺利实施。

　　1953年，荆江两岸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帮扶下，作为安置区的人民大垸，水稻每亩可收500多斤，比上年增加1倍，棉花每亩可收150斤，比上年增产50%—60%，加之耕地面积的扩大，人民大垸的秋庄稼也比上年增加1倍以上。在荆江分洪区，农作物总产量比上年增加1倍以上。

　　（三）加强思想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工作

　　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自成立起就特别注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建设大军中普遍召开工人、农民、士兵代表会议，开展了一系列的思想动员和教育工作。在工人和民工中主要采用“比一比”“想一想”“看一看”的方法进行思想教育；在部队中普遍进行宣誓、诉苦和访苦工作，用以提高战士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另外，在召开代表会议时，还结合具体情况，把群众关心的具体任务、工作时间、工资标准、生活供应、劳动纪律等进行讲解，并组织代表展开热烈讨论，较好地解决了代表们提出的工资、伙食、医药、家庭生产等实际问题。通过思想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使广大的工程建设者深刻认识到工程建设对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重要意义，思想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

　　当时，许多单位利用快报、捷报、黑板报、广播台、夺红旗等多种形式，在施工现场进行宣传，锣鼓声、加油声、军歌声此起彼伏，建设者们个个热血沸腾。此外，人们还创作了大量散文、诗歌、词、赋、楹联和歌曲，歌颂新中国，歌颂参与施工的建设者——工人、农民、解放军，歌颂英雄和模范，极大地鼓舞了施工者的斗志。1952年底，北京电影制片厂、解放军电影制片厂还以荆江分洪第一期工程为背景，联合创作了纪录片《荆江分洪》，记录并宣传工程建设的盛况。

　　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为宣传工程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报专门成立记者组，数十名记者、编辑赶赴施工第一线进行采访，连续刊发了大量宣传建设者们高涨的热情、必胜的信心及工程的重大意义的文章，翔实地报道了建设者开展劳动竞赛、大战“红五月”的劳动激情，热情讴歌了建设者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据统计，该报先后发表数百条消息、39篇通讯、31篇文章、5期画刊、20余幅美术作品、图解及单发照片。除了头版刊发工程建设要闻以外，还在第2版、第3版开辟专栏、专版宣传工程建设，大量的宣传报道极大地激发了建设者战胜困难的斗志和参与建设的自豪感。

　　（四）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劳动竞赛运动

　　在大堤加固和分洪工程的工地上，施工队伍提出“和洪水赛跑”的响亮口号。各部队之间、军队与民工之间、民工各单位之间，热火朝天地开展起多种形式的劳动竞赛运动。荆江分洪工程前线指挥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战士、民工、运输员、干部的奖惩条例或办法，建立记功评功贺功制度，号召“人人立功、事事立功”，争当英雄模范，争创模范单位、模范小组蔚然成风。各单位纷纷订立各自的立功计划和爱国劳动公约。1952年4月21日，荆江分洪总指挥部政治部、荆江水利工程部队政治部联合发出“掀起一个革命的爱国劳动竞赛运动，人人争取在工程建设中立功做英雄模范”的指示。4月29日，荆江分洪总指挥部号召“全体同志百倍努力，为五月基本完成任务，七月份取得全面工程建设的胜利而奋斗”。此后，整个工地迅速掀起“红五月”劳动竞赛运动的热潮，推动工程施工进入高潮阶段。5月26日，荆江分洪总指挥部号召“全体同志，再接再厉，勇往直前，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为全部工程的胜利而奋斗，为获得新的更大的荣誉而努力”，进一步推动了爱国劳动竞赛的蓬勃开展。

　　在爱国劳动竞赛运动过程中，不少单位开展了“培养典型带动全面”的尝试，及时地进行评功，表彰模范典型。松滋的郝秀荣小组、辛志英小组和石首的李海棠小组都是这一时期培养起来的。此外，还有“父子英雄”“夫妇模范”“兄弟光荣”“师徒双立功”等先进典型，第一期工程中涌现出1.2万多个劳动英雄、劳动模范和200多个模范单位。其中，人民解放军中有模范连队61个、模范排24个、模范班70个，立功受奖人数达12582人。在第二期工程中表彰模范单位109个、先进模范人物10562人，其中特等劳动模范17人。

　　广泛开展的爱国劳动竞赛运动普遍提高了劳动效率，创造了许多施工新纪录。比如，工程中最重要的进洪闸和节制闸闸底板扎钢筋工作，在两三天内工作效率提高150%以上。原来30人20多小时才能扎好一孔闸底板钢筋，竞赛中只需10个小时左右就能完成了。再如，闸工铆钉安装记录由每日300个提高到834个，弯钢筋的平均工效由20人1吨提高到8人1吨。在挖土培堤方面，宜昌县1480个民工在4米以下的深度取土，6个半小时即挖土1837立方米，工作效率比过去提高1倍。在工程中最艰巨的运输方面，太平口码头工人大队的工作效率，由过去每天每人起卸2吨器材物料快速提高到4吨多。码头起卸效率由开始的每日2000—3000吨提高到每日1万吨，最高纪录达每日2万吨。预计3个月的交通运输任务2个月内就完成了。

　　（五）人民解放军发挥主力军作用

　　荆江分洪第一期工程的30万建设者中有10万是成建制的人民解放军，包括6个师和10个独立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解放军参与人数最多、最艰巨的工程之一。人民解放军是工程建设的主力军，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和突击作用。

　　首先，人民解放军担负了工程中最艰难的任务。最艰苦的黄天湖排淤、黄山头堵坝都是以人民解放军为主体完成的。黄天湖淤泥深达3—4米，淤泥中的70%是腐烂的植物纤维，满湖都是带刺的菱角。仅据1个营的统计，600多名战士下湖1天，就有510多人被扎、24人划伤脚。施工现场缺乏工具和机器，战士们就以脸盆、包袱皮、水桶代替排淤工具，甚至用手扒淤泥、用身子挡泥浆。开工时天寒水冷，战士们赤身在淤泥中搏斗，被淤泥中的蚌壳、菱角刺破手脚仍坚持工作。另有1个连，所有战士都负轻伤，25%的战士被扎破后化脓发炎。即便如此，战士们仅用18天就修成了长达4000多米的拦洪新堤。

　　其次，人民解放军在工程中完成的任务量最大。开工后，10万部队中参加工地劳动的人数占整个部队的83%，其他人员占17%。仅占全部30万施工人数1/3的工程部队，却完成了全部工程土方的49%、混凝土的73%，超额完成土方40%，并使混凝土在1天内能完成5800立方米，码头起卸1天能完成2万吨。此外，工程部队还搬运器材、沙石等物资166994吨，清淤50554立方米，完成石方46801立方米。

　　再次，人民解放军在工程中的工效最高。据统计，平均每个战士的劳动效率超过普通民工2倍多。如挖北闸闸基，民工平均土方工效为每小时0.52立方米，战士每小时达到1.25立方米。再如土方工程，在80—120米的平均运距内，平均工效每工达2.02立方米。在混凝土方面，最高1个月的平均工效是每工0.394立方米，比当地的技工还高5%。鲜为人知的是，这是战士们不分昼夜、不分晴雨，日夜轮班、加强劳作才创造出的惊人工效。

　　最后，人民解放军学习技术速度最快。战士们为了尽快学会各项技术，常常采取座谈会、交朋友、谈知心话等多种方式接近技术工人，通过积极帮助技术工人做杂工的方法很快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在实际接触中，技工与战士之间建立了友谊、加强了团结，战士们很快就掌握了水泥的比例及拌合法，学会管理机器并懂得机器的各种性能。此外，战士们还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改造许多新工具，创造许多新的操作方法，使工效大大提高。

　　（六）学习苏联专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作为新中国兴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规模十分庞大，需要精确的科学设计，具有较高的技术难度。工程能够提前竣工，离不开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的参与和指导。

　　布可夫对荆江分洪工程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工程规划设计过程中，布可夫长期在工地详细勘察地形，提出许多关键性意见和技术指导。按原计划，工程需要五六十万吨石子和沙子，而且要从数百公里之外的宜昌、益阳等地调运，但布可夫发现当地石子完全可用，沙子也可采用一部分，从而节省了大量人力和成本。布可夫设计在太平口进洪闸内开挖一道消力漕，用以削减洪水的冲刷力，防止了洪水渗漏，保障了进洪闸的安全。

　　其二，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布可夫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传授了许多苏联的先进经验。工程师李芬在承制节制闸闸门八字压力撑时，吸取苏联“磨光顶紧”的先进方法，所做闸门质量高，还为国家节省了价值35亿元的钢料。工程师王咸成根据苏联先进经验，改进南闸铺钢筋法，为国家节省8亿多元的钢筋。

　　其三，长江驳船运输采用布可夫传授的“一列式拖带法”，极大地提高了航运效率。以往拖驳运输大多采用英美的“并列法”，航行速度慢、运载能力低，采用布可夫的新式拖带法后，运输效率提高了150%，使得原来大家最担心的工地所需物资器材的运输任务提前1个月就完成了。

　　四、荆江分洪工程的建设成就、作用及其评价

　　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兴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在降低长江水灾破坏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加强荆江两岸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认同感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荆江分洪工程的建设成就

　　荆江分洪第一期工程从1952年4月5日破土动工，至6月20日全部竣工，工期共75天，比原定计划缩短15天。工程建设取得如下成就：其一，在长江中游湖北沙市南北段的荆江东岸，培修加固长达133公里的荆江大堤；其二，在荆江西岸及虎渡河以东、藕池口安乡河西北，方圆92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建成一个可容纳60亿立方米洪水的大水库；其三，在水库北面的江陵县太平口，建成一座长达1054米、54孔的进洪闸；其四，在水库南面的石首县黄山头，建成一座长336米、32孔的节制闸，把危害人民的荆江洪水控制起来。其中，分洪区进洪闸的施工难度最大，共用混凝土8.4万多立方米，54扇闸门上的铆钉达32万多颗。该闸建成后成为新中国第一大闸，能以每秒8000立方米的流量吞吸荆江1/5的洪水。

　　这一空前规模的水利工程，共完成土、石、沙、混凝土近1000万立方米，其中包括土方890万立方米、混凝土11.7万立方米，开采石料25.34万立方米，抛砌块石万立方米，钢筋3480多吨，运输器材、工具、粮秣等1亿多吨公里。与此同时，还修筑了130多公里轻便铁道、90多公里公路等附属工程设施。加固后的荆江大堤即使再遇到1949年一样的洪水，堤顶仍然高出水面1米。

　　荆江分洪第二期工程从1952年11月14日正式开工到1953年4月25日全面竣工，共动员荆州、宜昌两地的民工18.48万人，实用经费527.55亿元。在5个多月内完成荆江右堤的加培，虎渡河东堤、西堤的培修，分洪区内13个安全区围堤的加培，又新建了7个安全区、8个安全台，整理分洪区渠道，刨毁进洪闸、节制闸上下游的滩地，完成虎渡河东堤抛石护岸等工程，共做土方、石方1100多万立方米。在施工计划以外，还完成13座安全区涵管工程，在分洪区围堤上植树39.7万多株，并在分洪区和安全区内开挖和修筑中心排水沟57条、生产大道87条、中小桥梁195座。至此，荆江分洪工程宣告全面结束。第二期工程的完工进一步巩固了第一期工程建设的成果。

　　（二）荆江分洪工程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荆江分洪工程的全面竣工，对荆江两岸乃至整个国家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

　　第一，荆江分洪工程有利于增加两岸农业产出、改善农民生活。1952年和1953年，长江洪水都超过警戒线，得益于荆江分洪工程的作用，荆江两岸都获得大丰收。1952年，荆江两岸农作物普获丰收，一般比1951年增产10%—30%，仅荆州专区所属13个县，就增产稻谷约5亿斤、棉花约10万担。其中，紧邻荆江大堤的江陵县，从往年倒口流进去的积水中救出30余万亩良田，使全县耕田面积比解放前增加25%，产量增加50%。荆江流域的水稻、棉花、小麦、杂粮、水产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增产。江汉平原上的江陵、监利、洪湖、潜江、沔阳、汉川、汉阳各县，中稻和麦子都增产20%左右，增产的原粮超过10亿斤。解放前年年遭水淹的潜江县，小麦产量比1952年增加将近1倍。荆江右岸洞庭湖滨湖地区的早稻、中稻都获得丰收，500万亩中稻每亩收成均在500斤以上，比1952年增产一成多。荆江两岸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第二，荆江分洪工程在战胜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灾害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工程全面竣工不久，长江流域就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该年汛期气候反常，长江沿岸和洞庭湖区一带，梅雨季节长达三四个月，湖南的湘水、资水、沅水、澧水相继暴涨。这“四水”汇入长江的洞庭湖口——城陵矶出现历史上的最高水位，长江上游也同时不断涨水。“川水”与“南水”的碰头，致使荆江从7月初至8月中旬先后出现7次洪峰。洪水总量也相应增大，有130亿立方米的超额洪水在荆江不能安全通过。得益于荆江分洪工程前后3次开闸分洪，很快将荆江河槽水位降低0.96米，极大地削弱了洪峰流量，分泄洪水总量达122.6亿立方米，帮助荆江大堤和两岸堤防安全地度过一次又一次洪峰。荆江大堤经受住了特大洪水的考验，保卫了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武汉市工业基地的安全，极大地减轻了特大洪水对广袤的长江下游地区的严重威胁。

　　第三，荆江分洪工程充分彰显了新中国政治制度的显著优越性。1952年5月15日，毛泽东亲笔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慰问广大的工程建设者，极大地鼓舞了建设者的斗志，工作效率得到很大提高，许多工程创造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新纪录。荆江分洪工程非常巨大和复杂，如果按照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设计、施工方法，工程从规划设计到施工结束最少需要三年时间。但我国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迅速建立健全各级工程领导机构，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很快动员数十万名各方面的建设者参与工程建设，通过组织开展爱国劳动竞赛运动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依靠全国人民的积极参与和全面支援，克服了各种困难，仅两个半月就高效率地完成一期工程建设任务。

　　第四，荆江分洪工程的竣工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认同感。荆江分洪工程在1954年抗洪救灾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较高的组织动员能力和领导艺术水平，有能力领导新中国建设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型水利工程。这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相信，只要紧跟中国共产党的前进方向，就能建设好美好家园、创造出幸福生活。此外，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复杂国际国内形势和繁重的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任务，仍能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兴建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从而赢得了长江两岸千百万人民的高度信任和认同，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参与祖国建设事业的热情，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凝聚力和民族创造力。

　　（三）对荆江分洪工程的评价

　　防洪一直是国家开发治理长江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荆江河段尤为突出。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缓解荆江地区的水患，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当务之急。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技术条件还比较落后，暂时还不能够采取一系列的综合配套措施以根治长江水患。然而，在上游大规模蓄洪和建闸工程尚未兴建、水土保持工作尚未开展、泥沙洪水皆无控制，中游北岸能否蓄洪尚需勘察测量，以及下游河道尚待疏浚和截弯取直的历史背景下，对于长江水患威胁最大的中游地区来说，荆江分洪工程不仅是迫切的紧急措施，而且是当时条件下带有治本性质的积极的初步治江方案。该工程不仅保证了荆江大堤安全，还保障了湖南不因分洪而发生水灾，既统筹了全局，又兼顾了湖北、湖南两省人民的利益。可以说，荆江分洪工程是治标和治本相结合的大型水利工程，是平原地区水资源综合利用的典范。荆江分洪工程为长江防洪体系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赢得了宝贵时间，使得国家有充足时间进行详细的规划、设计，进而建设更加全面的防洪系统以根治长江水患。

　　荆江分洪工程作为新中国在长江流域兴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是新中国全面治理长江的起步。此后，国家逐步打造包括长江干堤、支流堤防、湖泊堤防、城市堤防在内的长江堤防体系，修建包括葛洲坝、丹江口水库、三峡大坝在内的控制性水库群，建立数量众多、面积广大的蓄滞洪区；加之水文和气象监测网、专家技术团队、国家防汛行政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共同构筑起根治长江水患的完整体系，从根本上保障了长江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今，荆江分洪区作为全国唯一的重点分洪区，是蓄滞洪区的“领头羊”，对于保障荆江大堤的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荆江分洪工程仅在1954年应对长江特大洪水时启用过一次，但其分蓄长江洪水、抗御长江洪灾的能力和功能却长期存在。为了保障分洪区数十万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全，不到万不得已时荆江分洪工程也无须启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后续的长江防洪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长江中下游两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长江特别是中游荆江河段面临洪水的严重威胁的历史背景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长江防洪救灾工作，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当时，兴建荆江分洪工程困难重重，党和政府通过建立健全各级组织机构加强统一领导、妥善处理分洪区移民安置工作、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劳动竞赛运动、加强思想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调动人民解放军发挥主力军作用、吸收苏联先进技术和经验等措施，确保了荆江分洪工程的顺利完工。荆江分洪工程保卫了湖北、湖南平原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极大地降低了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的破坏力，充分彰显出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增强了荆江两岸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认同感。荆江分洪工程在长江治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国家建立和完善更加全面的长江防洪体系创造了宝贵的“窗口期”，至今仍是长江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冯兵兵，经济学博士，讲师，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430079。　　

　　［责任编辑：杨文利、张沐春］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