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延安审干，非常不幸，人们首先想到的是1943年康生主持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然而从整个延安时期来看，审干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制度，对于巩固纯洁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起到了极大作用。它如同一架高效的过滤器，使延安能够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下大量吸收来自全国不同政治区域的新鲜血液，而把一切污垢渣滓拒之门外。这一历史功绩是与陈云的名字分不开的。在延安的党内斗争中，陈云和康生都支持毛泽东，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但是，他们的政治品质有天壤之别。陈云是一位高风亮节和光明磊落的伟人。而康生则是品质恶劣的政治投机者。延安审干本来由陈云负责，陈云在制度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绩。由于种种原因，从1943年4月起，康生开始主导审干，破坏了已有的工作制度。这是延安审干误入歧途导致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

　　在粉碎四人帮后，陈云第一个主张为老干部平反。他利用各种场合多次呼吁党中央尽快纠正冤假错案。特别是他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成为投向两个“凡是”的重磅炸弹。他要求撤消中央专案组，把党内材料移交中组部，结束既有中组部又有专案的不正常的状态。[1]这些意见主要为了纠正文革错误，同时也反映了他早在延安时期就形成的关于审干工作的一贯主张。

　　从1937年12月到1944年3月，陈云担任中组部部长一职共7年时间，审查干部是他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一期间，陈云根据中央精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有关审查干部的原则和行之有效的政策，这些原则和政策随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完善。《陈云文选》和《陈云文集》收入了他在这一时期有关干部工作的一些重要文献。其中不少是关于审干或涉及审干的。现将最具代表性的4篇文章概述如下。

　　　  1、《论干部政策》（1938年9月）

　　这是陈云在延安抗大的一篇演讲，当时他担任中组部部长不足一年，已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在这篇文章中，陈云把干部政策通俗地概括为“用人之道”，提出了堪称经典的干部工作“十二字诀”：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所谓“了解人”，指的是看人的思想方法。这实际上也是负责审干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陈云指出，看人有两种毛病，一种是用一只眼睛看人，只看人家一面，不看全面；另一种是只看到这个人今天干了什么，没有看到他以前干些什么，只看到他本领的高低，没有看到他本质的好坏。他的结论是，看人不要只看一时，只看一面。对于一个人没有根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

　 可以看出，“了解人”在当时主要指审查干部的长短处，包括能力大小，品质优劣，以便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是因为在抗战初期的延安，我党的干部人数较少，成分比较单纯，主要由经历过战争或长征考验的人员构成，来自根据地之外的干部，或奔投延安的青年并不多。后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了解人”范围和重点也随之改变。“气量大”和“用得好”，讲的是用人方法。

　　关于“爱护人”，陈云讲了四点意见，第三点涉及到审干，陈云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当着解决一个干部的问题，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往往对于肉体生命并不重视，对于政治生命非常重视，他宁愿牺牲一切，却不愿被党组织开除。陈云举了两个涉嫌托派的案例，其中一个还是他亲自处理的，说明澄清历史问题对于保护干部的政治生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他指出，共产党爱护党员不下于父母爱护子女。任何一个人犯了错误，都应该帮助他纠正，应当允许以功补过，将功赎罪等。

　　　  2、《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1939年12月10日）

　　 这是作者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讲话的一部分。当时，我党正处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时，国民党特务组织对根据地加强了渗透。文章所谈的问题之一，是“纯洁干部队伍”，它反映了审干重点开始由了解干部的优缺点向分辨敌我的转变。

　　 陈云指出，边区的党员和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有没有坏的呢？当然也有。坏人有两种，一种是从外面混入边区的，一种是边区的和平环境中产生的。这两种坏人已查出一些，现在还有未查出的，正在继续审查。在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大发展时期，革命队伍里会混进坏人，少数本来革命的人会变质，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的任务是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与各种坏人作斗争。要做好防微杜渐的工作。我们对于这样的问题，既不要麻木不仁，也不要惊慌失措。麻木不仁会给坏分子以可乘之机，惊慌失措则会把事情捣乱。只要我们采取既坚决又稳妥的办法去做，纯洁干部队伍，巩固党的组织，是有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