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延安，张闻天邀请陈云到马列学院讲党建基本问题。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底，陈云等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张闻天主持十二月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组织问题报告，会议决定扩大书记处，陈云增补为书记处书记。[31]陈云和张闻天又在中央书记处合作共事。

　　１９３８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马克思列宁学院”（简称“马列学院”），招收学员专门研读马列主义理论，着重培养有更多理论修养的干部。张闻天兼任院长。学院开设的六门课程中，有一门是“党的建设”，这门课程分“党建理论”和“党建基本问题”两部分。后一部分课程内容，张闻天请党内熟习党建的领导同志来讲。陈云应张闻天的邀请，于１９３９年５月３０日给学员们讲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随后，张闻天在他主编的《解放》周刊第７２期上发表了陈云的这篇讲演。[32]陈云的这篇讲演，同刘少奇在马列学院的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建问题的经典作品。

　　五、在东北，陈云和张闻天共同提出东北工作方针，互相支持，为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做出重大贡献。

　　（一）陈云与张闻天共同提出东北工作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从１９４５年８月至１０月，中共中央先后派出中央委员十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人，率领二万名干部、十一万大军挺进东北。

　　张闻天于１１月２６日到达哈尔滨后，即冒着大雪在南岗一幢小楼、北满分局的秘密机关里找到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向陈云简要汇报了在沈阳同东北局负责同志就东北战略方针进行激烈争论的情况。陈云同意张闻天等人的意见，即同张闻天、高岗进行讨论，决定就这一根本战略方针问题给中央发电报。张闻天当即根据三人讨论意见拟稿，陈云又同他一起反复推敲、修改，忙了将近一夜，写成《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由陈、高、洛联名，于１１月２９、３０日用电报分两次发给东北局并党中央。电报分析了当前形势和苏联对东北的政策，指出：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当前东北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和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和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巩固根据地。我们必须经过战争及根据地之建立，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对于北满工作的中心，提出“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根据地的建立”，并提出在北满建立若干根据地的具体设想。

　　陈云、张闻天等提出的东北工作方针，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新的复杂条件下，成功地运用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策略思想，是把党中央夺取东北的战略决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同东北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一个范例。１２月９日，中央表示“完全同意”陈、高、洛《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１２月２８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采纳陈云、张闻天等提出的东北工作方针，指明东北斗争的艰苦性，确定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发动群众，逐步积累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

　　陈云还同张闻天商量了工作安排。张闻天指着地图说，佳木斯这一片，像一把沙发椅，背靠苏联，一边是朝鲜，是极好的战略后方。陈云就说，那你就到那里去吧。张闻天和陈云设想，把三江平原建设成巩固的战略后方。我方从沈阳、长春撤至哈尔滨以后，如果继续后退，佳木斯就是可靠的根据地。商议以后，陈云即报东北局并中央，提议张闻天任合江省委书记。[33]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６日，陈云等致电东北局并报中央，请示北满分局组成人选。１９４６年１月６日中央复电同意，陈云、高岗、张闻天等五人为北满分局委员，陈云任书记。

　　在离开哈尔滨之前，张闻天、刘英“和陈云他们住在一起。”[34]其时，陈云还请张闻天去找一位苏军的少将，向他要电台、枪支和其他物资。[35]

　　１９４６年春，张闻天在宁安蹲点，领导了反奸清算、清剿土匪、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等工作，将宁安建成一个初具规模的根据地，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合东北实际的办法。张闻天在宁安的工作得到陈云的肯定和赞扬。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０日，陈云在北满分局给东北局并转中央的报告中，把宁安列为北满已解放的５８个县中发动群众普遍深入的五个县之一。

　　（二）陈云和张闻天在工作上互相支持，为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做出重大贡献。

　　在南满根据地万分危急时刻，陈云于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初，前往兼任南满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亦称南满军区）政委。坐火车经过佳木斯，停留了两天。陈云和张闻天在这非常时期会面，话题集中在南满的战斗和合江的土改。陈云向张闻天谈了当前南满的严峻形势、对于南满工作方针的不同意见和自己的主张。张闻天听后表示，坚决支持坚守南满的意见。[36]此后，陈云领导了坚持南满的战争，拖住了国民党军队这条野牛的牛尾巴，为东北解放战争全局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佳木斯，张闻天向陈云谈了他合江土改中存在的“半生不熟”问题：相当一部分地区存在着右的偏差，反奸清算、平分土地不彻底，积极分子队伍不纯，地主威风没有打倒，土地没有真正分到无地、地少的农民手里。张闻天认为，现在的任务是要“煮熟夹生饭”。陈云支持张闻天“煮熟夹生饭”的主张。离开佳木斯后一天，１１月７日，即致函东北局领导成员建议研究解决“煮熟夹生饭”的问题。１１月９日，陈云到达宁安县东京城后，又向牡丹江省委书记了解土改情况，再次致函东北局领导同志。１１月２０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半生不熟”问题的指示》，要求东北各省把“半生不熟”的夹生饭煮成熟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由此，张闻天关于“煮熟夹生饭”的决策成为全东北的工作方针；此后，张闻天领导合江省委“煮熟夹生饭”的经验，在全东北推广。１９４８年初，《东北日报》发表东北局关于土地改革的总结，表扬了合江的土改，说合江省土地改革是健康发展的，省委掌握政策比较稳。[37]

　　（三）陈云和张闻天在东北局和东北财经委共事。

　　１９４８年５月，张闻天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在新形势下，张闻天把研究、思考的重点放到了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上面。７月１８日，他在东北局召开的各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联席会议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前途》的报告。８月３１日，由于城工部长王稼祥患病，张闻天受东北局委托，在东北首次城市工作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接着，张闻天在上述“报告”和“总结发言”的基础上，于１９４８年９月为东北局写成《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以下简称《经济提纲》），具体分析了构成东北经济的五种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的性质、地位、发展方向及其相互关系，并据此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针提供了新的依据。陈云等东北局领导成员十分重视张闻天的《经济提纲》，于９月１５日即以东北局名义向党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刘少奇修改，中共中央将《经济提纲》印发东北局、华北局和部分领导征求意见。中共中央在１１月６日致东北局的电报中，肯定这份《经济提纲》“很好”，告知准备转发全党，进行教育，“并作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38]

　　陈云非常看重张闻天在经济工作方面的真知灼见。１９４８年１２月，调张闻天担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此后几个月，陈云（财经委主任）与张闻天直接合作共事，直到１９４９年５月张闻天到安东（今丹东）担任辽东省委书记。刘英回忆说：“陈云和闻天意气投和，非常要好。东北解放后，陈云是财经委员会主任，闻天是副主任。他们配合得很好，都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39]

　　六、建国后，陈云和张闻天在不同岗位上为新中国工业化运筹擘划。

　　１９５１年４月中旬，张闻天就任驻苏联大使。他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驻在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当前政治、经济动态上，放到落实国内工业化建设迫切需要的经济技术援助上。

　　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编制，我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尚在酝酿之中。张闻天研究了苏联经验，又研究了国内送去的资料。１９５２年１月１６日，张闻天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提出对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建议。他对“迎头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满怀信心，同时又提出“稳步前进”的指导思想，指出离开了中国现有的各种条件而要加速工业化“是一种急性病”。他认为，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方针首先要发展重工业，要“把我国工业化的基础放在现代化重工业之最新的科学技术的成就的水准之上”，“一开始就真正建立起最新式的、最进步的、最现代化的工厂之工厂”。并指出“建设这样的工厂，是中国工业化的真正捷径。”关于钢铁工业的布局，他建议在进一步建设已有的东北的第一个钢铁中心的同时，“立即在西北开始建立第二个钢铁中心，并准备在西南和中原方面建设第三个钢铁中心”。同时，他还提出，实现中国工业化要把自力更生同取得外援正确结合起来。根据当时中国的条件，张闻天主张轻工业工厂和一般制造业“我们应当尽量自力更生，自己设计，自己生产”。１月２４、２５日，张闻天又接连给周恩来并毛泽东信，反映我方同苏联、东欧商务谈判中的一些缺点，并提出改进建议。

　　周恩来接读张闻天１月１６日来信后，立即送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同志传阅，并于２月８日复电张闻天，说来信“所提的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方针及许多具体意见都是很好的，我们都在为此方向努力”，并告诉他：“将由陈云同志详细函复”。刘少奇在复电稿上批示：“关于工业化问题，请陈李注意随时提到中央会议。”[40]对１月２４、２５两日来信，周恩来即于２８日复电表示：“基本意见都是对的”，“已请陈云同志邀请有关部门同志研究后给你具体答复”。

　　陈云十分重视张闻天的意见。２月８日致信毛泽东、周恩来并中共中央，说闻天信中（本文作者按：指张闻天１月２４、２５两日来信）提出的道理是对的，国内在要求苏联援助方面的一些毛病过去也发生过。但近两年来，国内的主要倾向不是不愿向苏联订货，而是许多不必要的粗货也向苏联订，怕自己造的货不好。今后的方针应是：一切重要的装备应毫不节省地向苏联订货，但可以自造的粗货必须自己造，以便集中使用外汇。陈云建议把张闻天的来信交他，以便在中财委党组会上讨论，然后由他给闻天复信。[41]周恩来即将１月２４、２５日两信和１月１６日来信及２月８日他给张闻天的复电、刘少奇的批示交给陈云。

　　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干事会专门讨论了张闻天的１月来信。会后，３月５日，陈云亲笔写了报告，以他和薄一波、李富春联名报送周恩来并中央。报告“同意闻天同志的基本精神”，为改正请苏联专家设计和对苏订货工作中的缺点，决定采取十二项解决办法。[42]

　　五十年代前期张闻天和陈云共同致力的重大事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实施，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苏联帮助援建的１５６项工程。这１５６项工程，陈云和周恩来、李富春是总的主持人，张闻天则是在苏联落实１５６项工程的总负责人。

　　为了全面了解和掌握情况，张闻天请马洪给他不断从国内寄来有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材料，以便进行研究，了解情况。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自１９５１年４月开始，主要是在陈云主持下进行的。

　　１９５２年８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陈云和张闻天都是代表团成员。８月２０日和９月３日，他们一起随周恩来两次会见斯大林，听取他的谈话。代表团在莫斯科除听取斯大林和苏方对我国试编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的意见外，还商谈了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具体项目。在这次陈云访苏期间，陈云和张闻天在留学生等许多问题上意见很一致。张闻天还跟陈云说：“我不想搞外交，想搞经济工作。”陈云说：“我赞成呵，可毛主席不同意呵！”[43]这样的倾心交谈，可见互相的信任和理解。

　　９月２２日周恩来、陈云回国后，张闻天协助李富春继续与苏方有关部门广泛接触，征询意见，商谈项目，长达９个月。其间，李富春、张闻天等发回北京请示、报告的文电很多，除一部分由周总理直接回答外，大部分由陈云研究答复。

　　为了搞好１５６项工程，张闻天扩充了驻苏使馆商务参赞处，并亲自加强领导。他同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商量，确定派李强前来领导商参处。同时选配了四位得力干部担任商务参赞，其中两人专管１５６项工程、军事订货和科技合作，一人专管实习人员。同时，要求有懂行的专家参与商参处工作。按张闻天的建议，国内冶金、采矿、电力、机械、汽车、拖拉机、飞机制造等各有关工业部门，派出重要的技术负责干部，作为各该部的总订货人，参加使馆商参处的工作，负责同苏方相应部门对口谈判，确定项目后继续就落实项目的各项工作进行商谈。国内来苏联的贸易代表团，驻莫斯科的总订货人，同苏方谈判的情况，都向张闻天请示、汇报，张闻天一一亲自过问，有的直接处理，重要的向中央请示。

　　１９５３年初，张闻天同李富春、叶季壮、李强等一起认真研究了１９５３年中苏贸易总订单，于２月２１日联名向毛泽东、周恩来以及陈云等写信报告研究结果。报告反映了在谈判中苏方对我正在编制中的一五计划的意见：“发展速度太快”，“要注意成比例地发展，不可跳跃过大”。张闻天、李富春等认为这些意见“是符合于我‘稳步前进’的方针的，也是符合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的”。这份报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