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陈云提出和贯彻的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对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转变、国民经济各种重要比例关系的平衡、经济效益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陈云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路线落实到经济工作上的结果，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适合中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的结果。

　　第二，《历史决议》的起草。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陈云就提到了１９４５年做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成功经验，指出：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首先集中了几十个高级干部，连续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地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七大后，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三中全会后不久，陈云同志在会见兄弟党领导人时，就谈了对建国以来历史总结的问题，阐述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估计和经验教训、关于毛泽东的评价等问题，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件，最初也不是要搞那么大。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个总结，总结时要很慎重，要把林彪、“四人帮”等人的破坏作用估计进去。总结不必匆忙作，越往后，问题会看得越清楚，结论可能更客观、更合乎实际、更科学。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关系到民主集中制。从七大到全国胜利前，我们党都很民主。建国初期，民主集中制也贯彻得很好。从１９５８年起，特别是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民主集中制传统被一点一点地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关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陈云指出，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静气，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提上工作日程以后，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始终关注这项工作。

　　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９日，邓小平提出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基本要求，指出其核心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围绕三条基本要求，在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谈话十五六次，进行具体阐述和指导；陈云分别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七八次，就达到邓小平提出的基本要求作出指示，邓小平也亲自前往陈云处听取建议。为圆满地解决《历史决议》起草中的问题，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赞同、支持邓小平提出的三条基本要求，这是决议成功的关键。

　　陈云指出：“《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又说：“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

　　二， 强调对毛主席的功过,对建国以来工作中的错误,要写得准确、切实,要“敲定”。

　　陈云对胡乔木讲：“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定。一点一点讲清楚。这样，党的思想才会统一，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 他对邓力群讲：“关于建国以来三十二年中党的工作的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在小平同志提出的“宜粗不宜细”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别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

　　三， 要讲毛主席的主要错误，分清责任。

　　陈云指出：毛主席的错误，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整个党中央，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作为教训来说，党中央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

　　四，提出重要建议，圆满解决《历史决议》的核心问题――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历史决议》草案经过１９８０年１０月至１１月高级干部四千人的大讨论后按邓小平的意见作了修改，至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８日，邓小平表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邓力群向邓小平转述胡耀邦的意见：决议稿写出来后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的意见。邓小平表示“赞成”， 并在２４日亲自去看望陈云。２６日，邓小平找邓力群谈陈云对修改决议稿提出的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就在这个月，陈云同邓力群当面也谈了这方面的意见。

　　按照陈云的意见，历史决议稿对第一部分大大加以充实，原来的“前言”改为“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回顾”。邓小平一年多来一直萦绕心间的起草历史决议的核心问题，就此得到圆满解决。

　　五，要求加强《历史决议》的思想性。

　　４月２０日，陈云在杭州同胡耀邦谈话，对《历史决议》提出两条要求，一是大的问题不出偏差就可以了，一是如果思想性不够，若干年后成不了经典，后代也会议论较多。５月１５日讨论提交六中全会的决议稿时，胡耀邦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六，对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讨论通过的《历史决议》草案给予充分肯定。

　　经过六中全会预备会充分讨论后作了补充、修改的决议草案，在提交六中全会正式讨论通过之前，首先送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诸同志审阅。陈云仔细读过后下了八个字的评语，予以充分肯定：“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陈云同邓小平在起草历史决议指导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对如何写好历史决议，互相支持，互相补充，互相生发，使《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达到了预期的目

　　标。这个决议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历史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产生了伟大的深远的影响。

　　第三，完成中央人事调整，逐步解决交接班问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支持邓小平的意见，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人事调整，采取只进不出、只上不下的方针。不过，在三中全会以后，对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和人事立即进行了调整。１２月２５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设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作为中央日常工作机构。会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党委书记，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汪东兴的各项兼职。

　　解决党中央领导的交接班问题，是陈云关注的一个重点。他认为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成立中央书记处。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就表示“赞成有人提出的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建议”。不过，那时主要是从常委的工作考虑，说“这可以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陈云指出：“成立中央书记处，这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措施。这个事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所以，有它的紧迫性，有它的必要性。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他还指出：一个人接班不行，要搞集体接班。关于书记处的任务，陈云指出：“书记处要管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工作班子。”并特别强调：“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这些被选进的人，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来,这样才能搞四化。”关于书记处的工作方法,他指出：应该采取办公会议的方式,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书记处工作要实行一人一票制。 

　　邓小平赞成和支持陈云的意见。在２月２６日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说：以后的人事安排要慢慢年轻化。我们这些人是安排后事的问题，不再放到第一线了。当然，这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可能。我自己定了个奋斗目标，时间定在一九八五年，就是要办一件事，精心地选拔身体比较好的，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搞事情。

　　十一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陈云的意见和建议，作出决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正式选举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等十一人组成。全会还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闭幕那天（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９日）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保证。” “这次全会在组织路线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策。”同时，他又指出：“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如果能够花三五年时间解决这么一个大问题，我们的事业就越来越有希望。”

　　五中全会成立中央书记处以后，陈云又进一步提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指出“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为此，他建议“中央组织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党应该重新作出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中央组织部要成立技术干部局”。 邓小平说，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指出“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

　　陈云富有战略目光的决策和为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解决交接班问题所确定的方针政策措施和进行的具体工作，创造性地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而艰难的课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长治久安，提供了组织保证。

　　第四，制定和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他明确指出：中纪委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党的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毛泽东所倡导的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他主持召开的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着重研究的就是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的问题。此后，陈云在制定和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方面倾注了许多心血，对执政党的建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 首先倡议并主持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１９７９年１月中纪委第一次会议期间，就讨论和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２月经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３月以后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对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陈云多次给予指示。草案经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后公布，在全党执行。这个《准则》共十二条，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它对发扬党内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 主持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

　　在陈云主持下提出的党章修改草案，总结历史经验，适应时代要求，体现从严治党的精神。主要是：对党员条件规定了严格的要求；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完善的规定；对党的干部制度作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包括废止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党章修改草案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修改后，发到全党广泛讨论。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经十二大审议通过。

　　三， 指出执政党党风问题的极端严重性，为全党敲响了长鸣的警钟。

　　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中纪委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陈云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陈云的论断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对执政党党风问题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贯彻，严肃了党纪，指导了党风的整顿，推动了党的建设。

　　除了上述四件大事之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在政治、经济、组织各领域确立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陈云还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作出贡献。如：肯定安徽农民实行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表示“双手赞成”,推进了农村改革； 支持创办经济特区,要求不断总结经验，力求办好； 提出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分为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振兴； 决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策交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付诸实施和指挥，避免了指挥和解释的混乱； 继续关注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确定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理方针，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赞同和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主张。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陈云提出重要的理论思想、方针政策，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如：率先提出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推动了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为以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提出“以农轻重为序，综合平衡”，每一个经济部门都要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生产和建设，重工业部门要根据为农业、轻工业服务的要求来安排自身发展，使我国整个经济建设基础稳固、比重合理、协调发展； 赞成、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充分利用外资的大政策，提出利用外资要区分自由外汇和设备贷款，利用外资的多少决定于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研究等善于利用外资的主张，使外资的利用真正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达到“现代化应以最先进的工业为标志” 的目标；极富远见地提出，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解决水资源紧张的问题和工业污染问题 ,人口是个爆炸性的问题,人口问题解决不好，将来不可收拾； 等等。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政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十二大胜利闭幕后，邓小平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谈话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伟大转折的历史，用一句话作了概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我们在评述了陈云对伟大历史转折的贡献以后，无疑可以得出结论，在取得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打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历史进程中，陈云发挥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别人无法替代的。陈云在历史转折时期一如既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精神，他那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洞察事理的科学预见，冲锋陷阵、破除障碍的革命勇气，沉着冷静、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令人感佩。他驾驶着时代列车奔驰，同时又紧握住方向盘和制动器，保持其稳定安全。他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建立的独特的不朽功勋，将永驻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