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陈云同志这种高度的共产党人原则性，一些人出于种种原因，或者不理解，或者予以责难。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70年代末，陈云同志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曾被认为是“右倾保守”的代表人物，甚至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因此几度受到冷遇。对此，他不以为然，一笑了之。记得我去他那里工作，见他的第一面时，他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可是，到了80年代中期，一些人又议论他“左”了，“保守”了，“僵化”了，甚至境外敌对势力的舆论也跟着鼓噪。这个话传到陈云同志耳朵里，他笑着说：好哇，能把我“一贯右倾”、“老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摘掉，我很高兴呀！有一次，在说到这件事时，陈云同志以开玩笑的口吻问我，他到底是右了还是“左”了。我对他说：“你没有右，也没有‘左’，你还是站在原处，没有变地方。变地方的是那些说你右和‘左’的人。当他们站在你的‘左’边时，觉得你右了；当他们站在你的右边时，又觉得你‘左’了。”我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

　　过去，当一些人指责陈云同志的思想“右”时，右的其实并不是陈云同志，而是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不顾客观条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出现了“左”的偏差，在这种“左”的潮流下显得他“右”了。而当一些人议论陈云同志“左”了时，“左”的其实也不是陈云同志，倒是议论他“左”的人自己的思想右了。那时，社会上流传党内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说法，并把陈云同志划入“保守派”中。陈云同志对此不屑一顾，照样讲他认为该讲的话。但在私下里，他对我说：“要说改革，我是大改革派。搞加工订货、对资本家采取‘定息’办法，这不是改革？”实际上，不仅在上世纪50年代私营工商业改造中，陈云同志提出了许多不同于过去苏联的做法；即使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所依据的，也正是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所提出的有别于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三为主三为辅”的构想。

　　我通过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看到，他对改革开放不仅始终是真诚拥护、积极支持的，而且提出过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例如，社会主义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还不够，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走出去向国外投资等等，就都是他最早提出的。在198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高度评价经济体制改革，说这一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意义不亚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xxxi]。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他又明确提出：“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如果现在再照搬五十年代的做法，是不行的。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xxxii]但与此同时，他也反复提醒全党必须注意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纠正忽视精神文明的现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紧紧抓住执政党的党风问题不放松，对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能“松绑”。他强调：“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xxxiii]如果这就叫做“左”，哪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左呢？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些是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这样讲的，从来没有变过。”“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xxxiv]对于这一点，忘记或根本抛弃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人，当然无法理解；用资产阶级价值观观察世界的人，更是永远也不会弄明白的。

三、不断为党和国家谋划长远利益

　　共产主义是千秋万代的事业，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陈云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突出表现在他对党和国家战略问题的深谋远虑上。他常讲要“踱方步”，意思是说领导干部不要整天陷在事务堆里，要拿出时间来思考一些大问题。他还常讲“瓜皮帽，水烟袋”，意思是指旧社会的商店中，有一种人，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他们不站在柜台前卖货，而是在后面观察，专门考虑什么货缺、什么时候应该进什么货这类“战略性”问题。1982年春节，他约当时国家计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到他家开座谈会，那天我也在场，记得他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到“瓜皮帽、水烟袋”。他说：“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家。”[xxxv]纵观陈云同志的一生，可以说他就是为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殚精竭虑、不断出谋划策的战略家。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的那次讲话里就讲过：“在武昌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确，不是别个同志正确，别个同志不善谋。”[xxxvi]他讲陈云同志多谋善断，我理解，指的就是陈云同志善于考虑战略性问题。

　　陈云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过七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建国后又长期处于党中央的最高领导层，在历史新时期更直接领导中纪委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党的建设问题做过许多战略思考，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前瞻性建议。过去，他身体一直比较弱，在历史新时期恢复工作后，一再声明自己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但我发现，他常常是在听评弹之后把我叫去，说一些大政方针上的意见。这说明，他表面看起来在休息，实际上脑子并没有休息，而是在思考问题。我感到，他在党的建设方面思考最多的，除了搞好党风外，主要是如何端正思想路线、保证党内民主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问题。

　　1980年，中央决定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起草组在起草过程中，分别向一些老一代革命家征求意见。当问到陈云同志的意见时，他讲：“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xxxvii]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党内面对改革开放后经济和思想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存在一些不同认识，陈云同志在同当时中央一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再一次提出要学习哲学的意见，并把它同担负好党和国家的领导责任联系起来。他说：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担子很重，这是因为，第一，“我们国家有现在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它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第二，“我们国家是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在世界上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建议首先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学习，要把它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xxxviii] “八九风波”之后，他又一次提出学习哲学的问题。他指出：“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xxxix]

　　陈云同志号召大家学哲学，自己首先认真学，并要求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也学。有一天他把我叫去说：“今天和你不谈别的事，就谈学哲学的事。我主张你今后也要抽时间学一下哲学，每天晚上看几十页书，并找几个同志一起学，每星期讨论一次，为期两年；先学什么，后学什么，要订一个计划。哲学是最核心的东西。马克思之所以由青年黑格尔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就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经过改造，结合到了一起。有了这个东西，才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他还说，在延安学习哲学，使他受益匪浅。过去，他的讲话、文章缺少辩证法，学过哲学后，讲话和写文章就不一样了，就有辩证法了。[xl]我按照他的要求，邀请了几位同志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他知道后十分高兴，还问过几次我们讨论的情况。

　　在党的建设方面，陈云同志考虑较多的另一个带战略性的问题，就是如何发扬党内民主、保证民主集中制落到实处的问题。中纪委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同志讲中纪委的基本任务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那时说的党风，主要指的就是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而且永远这样做。这是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于党的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党内安定团结，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做好这件事，对我们这样一个在九亿人口国家中的执政党，是一种重大的工作，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种重大的责任。”[xli]

　　怎样才能发扬党内民主呢？从陈云同志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讲的最多的是要允许大家说不同意见，尤其是要允许说错话。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陈云同志参加陕西省的小组会，他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他还提出：“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xlii]我在担任他秘书期间常听他说，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一次，为了处理一件事，他就让我做他的对立面，和我辩论，直到把我说服才做决定。有人到他那里谈话，他一开始总要说：“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他说在他这里说话，“左”可以“左”到“‘左’倾机会主义”，“右”可以“右”到“右倾机会主义”。

　　1982年，中央机关的一位同志对当时中央的一项决定有不同意见，并通过组织渠道反映上来。对此，有的领导同志不大冷静，给予严厉斥责，使这位同志精神压力很大。陈云同志知道后，专门就这件事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一段话。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有同志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原来是吃过苦的，搞一言堂。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当然，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你的那个党支部，或者在你的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提第一次，我们欢迎；提第二次，我们也欢迎；提第三次，我们还是欢迎。”[xliii]

　　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陈云同志认为，党内民主不仅应当是一种作风，而且应当是一种制度，必须做到制度化。他常常以关系列宁的两件事为例，说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头7年，党内生活是非常正常的，民主气氛是很浓的。一个例子是，在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前，列宁的意见虽然是正确的，但拿到中央委员会里表决是少数，结果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只是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加上列宁做工作，有两票转了过来，才使列宁的意见得以通过。另一个例子是，列宁在中央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其他人可以插话。[xliv]党的十二大之前，陈云同志审阅十二大报告稿，看到其中有一句话，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要我转告报告起草组负责人，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xlv]有鉴于此，陈云同志早在1980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就提出：“书记处工作要实行一人一票制”。[xlvi]1987年1月政治局会议上，他又就中央民主生活制度化问题提出：“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xlvii]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之后，我们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干部青黄不接的现象十分严重。对于这个问题，陈云同志比较早地注意到了，而且作为一个大的战略问题提了出来。1979年，陈云同志在主持新成立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就讲，要找一些40岁到50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工作。“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xlviii]以后，他在那一年10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又提出建立中央书记处并由年纪相对轻一些的同志组成的建议。[xlix]1980年2月，中央书记处成立时，他又进一步指出：“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他说：“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这一点，我不说大家也知道。”[l]接着，他又在那一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干部“四化”的方针。一开始，他讲的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印文件时，经有的同志建议，前面加了一个“革命化”，成为“五化”。后来，经过反复推敲，去掉了“制度化”，还是“四化”。从此，这“四化”成为了我们党在历史新时期最基本的干部工作方针。

　　对于干部“年轻化”，大家都是赞成的，但很多人紧迫感不够。对此，陈云同志十分着急。1981年5月，他在杭州休养，越想越觉得这个问题大，便亲笔写了一份题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12条意见书，分送胡耀邦和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看后说，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于是，陈云同志回到北京后又召集中组部和总政治部的同志开座谈会，研究老干部离休退休的有关问题，并形成了一个纪要。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留下来，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一起开了三天会，专门讨论陈云同志写的意见书和座谈会纪要。那天，我作为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列席了会议。会上，陈云同志进一步强调了要抓紧培养和提拔成千上万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他说，现在省部一级领导大部分都是老干部，对此，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拖下去，等到老干部病倒了病死了，再被迫提拔一些不理想的人到领导工作岗位上来；一种是立即主动地提拔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他以美国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办公室主任分别为32岁和40岁为例，说明我们提拔中青年干部，不仅要提50多岁的，还要提40岁上下的，以保证我们的干部队伍能稳定有序地新老交替。邓小平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去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提得好，我赞成，原来手脚还是小了一点。在那次讲话中，他还情真意切地说：“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li]

　　在考虑抓紧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同时，陈云同志考虑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种人”问题。他们当中许多人也很年轻，也有知识，有专业，但他们又很会看风向，可以变得很快，如果不掌握政治标准，不严格考察历史表现，在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情况下，很可能让这些人混进来。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强调，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对此，有的人不大以为然，说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事情要“俱往矣”，意思是事情已经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不必再深究了。陈云同志听到后说，不是“俱往矣”，是“俱在矣”。他指出：“对于这些人，不要只看他们现在一时表现好。现在这些人大概表现是‘蛮好’，他要爬上来，现在只能表现好，因为老家伙还在。但是，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为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当时闹派性的、‘造反’的人很多，许多是随大流的，但里头的骨干分子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一个也不能提拔，手不能软了。”[lii]党的十二大前夕，陈云同志向我交代，他在大会发言中别的都不讲，就讲两句话，一句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另一句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那篇发言稿总共21个自然段，2000多字，但当他在大会上发言时，却先后12次被掌声所打断。可见，他的意见切中要害，充分反映了全党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