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刻挂念人民群众的疾苦

　　共产主义事业是为了争取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斗争的事业，也是发动人民群众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事业。因此，我们党一向注意兼顾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并要求自己的党员和干部随时随地关心群众的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对于这一点，陈云同志有过很多深刻的论述。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强调要改善民生，要通过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去发动群众，把动员群众同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建国以后，他在经济建设上也总是强调要牢记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制定经济计划要从人民群众有吃有穿出发，搞经济工作要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要把解决市场问题、民生问题作为重要的国策。对陈云同志的这一一贯思想，毛泽东同志很赞赏。1959年夏天，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lxxxviii]

　　陈云同志不仅强调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关心群众切身利益，而且力求在制定具体政策中加以体现。三年困难时期，在他的建议下，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半斤猪肉、半斤鱼，以保证蛋白质摄入量；每年进口1000吨尼龙，生产尼龙袜，以保证孩子们对袜子的需求。这些事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对他在1955年货币更换问题上为群众着想的事，很多人并不了解。1982年，他在审阅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的《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后记”时，让我转告编辑组，说1955年新币换旧币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年苏联币制改革时，采取的办法是分阶级，即在国营企业和合作社、集体农庄实行两种兑换比例；限时间，即规定几天换完，过期旧币作废。这样做，损害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和边远地区居民的利益。我们的办法不分阶级，即工农一个比价，都是一万比一；不限时间，允许新币、旧币在一定时间内同时流通，直到将旧币全部收回为止。这样做，既没有损害农民的利益，也没有给群众添麻烦，因此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使货币更换任务进行得很顺利。[lxxxix]

　　我到陈云同志身边工作后，他虽然不再担负国务院具体领导工作了，但仍然在密切关注着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只要发现问题，就及时提醒有关领导或有关方面解决。他平时看《人民日报》很仔细，每天都要从第一版看到第八版，说这对于他来说等于是休息。1982年5月25日，他看到前一天《人民日报》第八版上刊登的《首都儿童看戏难》一文后，把我叫去，说这篇文章是专门写给他看的，因为《人民日报》社的同志知道他每天看第八版，所以有什么要向他反映的意见，就放在这一版。去年，他们也登过一篇反映儿童看戏难的文章，他看到后给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写过一个条子，建议向儿童开放单位内部的礼堂，后来，中央办公厅率先开放了怀仁堂。[xc]所以，今年他还要给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再写一封信。说完，他要我先起草，说他同意《人民日报》文章的建议，在新的首都儿童剧场落成之前，暂时拨借一个剧场专供孩子们看演出，如果固定一个剧场有困难，可以由几个剧场轮流定期为孩子们开放；另外，提议在今年“六一”节时，全国城镇的所有影剧院和机关、企业的所有礼堂，均应免费向孩子们开放一天。我很快按他的意思把信写好，他看后签了名。考虑到当时离“六一”节已经很近了，他又在信笺上方亲笔写了“特急件”三个字，还在下面画了三个圈圈，以示重要。5月28日，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为此联合发出了一份紧急通知，要求全国的影剧院和礼堂、俱乐部在“六一”节向少年儿童开放。[xci]

　　1982年10月的一天晚上，陈云同志听完评弹后把我叫去，说往年这个时候，北京、天津常发生冬储菜烂菜的现象，今年要早抓，要赶在寒流到来之前把菜卖到老百姓手里，卖不掉的要采取措施保温。菜烂不烂，关键就是几个小时。说完，他把事先写好的一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信拿出来，让我尽快发出。信中写道：“霜降已过，十一月八日立冬。今年必须避免烂菜。因此，生产、流通、消费这三个环节必须立即组织好。”“大白菜是北京市民当家菜类，因此必须安排在前。”[xcii]那时，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居民冬天用菜不像现在这样，可以随吃随买，而是要在秋菜上市后，到商店把一冬天要用的菜（主要是大白菜）一次性买回家储存。由于菜量大，商业部门往往堆放在露天，如果供应慢了，或者居民购买不及时，寒流一到，很容易发生烂菜。尤其像我这样的双职工，白天要上班，每年到了冬储白菜的时候都很紧张，因此，感到陈云同志提出这个问题说到了群众的心坎上。那一年，经过陈云同志的过问，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前召开了各区、县、局和有关单位领导参加的秋菜供应、储存工作动员大会，还成立了秋菜指挥部，使冬储大白菜供应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基本没有发生烂菜情况。

　　1984年2月的一天，我向陈云同志汇报工作，谈完后，他说《人民日报》上反映，现在大年龄的未婚青年很多，这件事与我们这些年宣传晚婚有关，应当由中央书记处议一次，并请一个部门抓一抓。我说，这与“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有关，尤其是一些大龄女青年回城后找不到对象，已经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问题。最近，新华社有一份反映这个问题的内部材料，可以在那上面批一下。第二天，陈云同志把新华社题为《天津市三十岁以上未婚青年有六万多，市政府要各级领导关心这些人的婚姻问题》的内部材料批给了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指出：“这个问题不仅天津有，北京和其他地方也有，尤其是女青年方面占的比例很大，是个不算小的社会问题。建议书记处议一下，指定一个部门专门抓这项工作。”[xciii]后来，中央书记处把这个问题列入了例会议程，并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关心三十岁以上未婚青年婚姻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和关心这个问题，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要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重要工作认真抓好。

　　1984年9月，陈云同志又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山东益都一位中学教员写的文章，题为《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从中了解到当时高中毕业生很少有人把师范院校当作高考的第一志愿。他对我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教师质量不高对下一代影响很大，日本的中小学教员很受尊重，西德也是这样。他要我转告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要重视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要继续想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他的这个意见传达后，有关部门迅速召开会议研究贯彻落实问题。几乎与此同时，陈云同志收到了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方案的送审稿。他在批示中又特别提出，“对中小学教师，不仅要有工龄工资，而且要使他们的工资标准，比同等学历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略高一点才好。”[xciv]事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拿出十几亿元，从1985年1月1日开始，为全国几百万中小学教师增加工资，使中小学教员的待遇和地位由此有了进一步提高。就在陈云同志和我那次谈话中，他还提到他的二女儿，说她在“文化大革命”时是北京郊区县的中学教师，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却被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他对这件事是不大赞成的，今后她应当“归队”。我把陈云同志的这个意思告诉了她，刚好她那时也在考虑离开机关，重新干老本行的事。陈云同志的话，促使她下了最后的决心。不久，她回到母校北京实验中学当了一名普通中学教员，一干就是20年，直到退休。我想，这件事对于提高中小学教员的社会地位，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来说，不啻是一道无声的动员令，它比作多少报告、发多少文件都要更加管用。

　　由于陈云同志经常过问一些其他同志不大过问的事，因此，香港一份杂志把他称为“不管部长”。他听说后很感兴趣，要我找出来送给他看看。的确，像这类关心冬储大白菜、大龄青年婚姻、师范院校招生质量下降的事，我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期间遇到过不知多少，使我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当他从《北京日报》社内部材料上刊载的群众来信中得知市民烧煤难时，便通过国务院有关领导向北京市领导打招呼，要他们引起重视。当他从《人民日报》上了解到永定河有再次泛滥的可能后，就让我给北京市领导打电话，问他们是否注意到了，采取了什么措施。当他从《参考消息》上看到苏联核动力卫星失灵的消息后，又让我问问有关部门，会不会坠落在我国境内，对此有无准备，如果落在人口稠密区怎么办？记得有一天，《人民日报》上刊出有的售货员在商店糖果零售柜台边卖边吃的照片，他看到后也把我叫去，说报社这样做很好，要让记者继续抓两个星期，看到这种现象就照下来，一定要把这种风气刹住。最后，他还让我嘱咐新闻部门，记者在出去时要两人同行，以防被拍照的售货员发现后动手打人。

　　还有些事，看起来很小，人们一般不大在意，即使注意到了也不大愿意说，但只要陈云同志看到了，也往往会从中发现与群众利益相关的大问题。对于《人民日报》，陈云同志不仅注意从中获取信息，而且也经常从如何方便读者的角度加以评论。有一天晚上已经11点了，他把我叫去，指着《人民日报》一篇题为《驱除盐碱，还我良田》的文章说：“这篇东西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看了两遍还是没看懂到底用哪几个办法解决了土地盐碱化的问题。要是文章前面写个内容提要，就可一目了然。所以，我主张报上的长文章以及重要的评论、通讯等，都应当有提要。这样既可以大大节省读者的时间，又在实际上提高了报纸的作用。报纸要为广大读者着想，报社领导和编辑要经常提醒自己：‘假如我是读者’，‘假如我是一个很忙的读者。’”[xcv]他还说：《人民日报》很重要，党的政策主要靠《人民日报》传达给基层干部和群众。如果连我这样每天用很多时间看报的人都看不过来，那些担负实际工作的人就可想而知了。这个意见传达后，《人民日报》社很重视，不仅一些长文章开始加提要，而且短文章也越来越多。对此，陈云同志十分高兴，给予充分肯定。但过了一段时间，报上长文章又多了起来。他又让我给报社领导打电话，一方面称赞哪篇社论写得好，哪个专栏办得好，另一方面指出，有些文章虽然很好，可惜长了一些。“文章越长，看的人越少；越短，看的人越多。应当多写点‘豆腐块’文章。”[xcvi]

五、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

　　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我们还只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制度。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仍然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绝不能“按酬付劳”，和党讲价钱。事实上，很多工作很多事情也很难用报酬多少来衡量。尤其是因为我们党执政而掌握了一定权力的党员领导干部，更不应当把手中的权力当成牟取私利的手段，把“商品交换”的原则引入政治领域，而应当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甘于奉献的作风，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党对党员和党的各级干部的一贯要求，也是陈云同志所一贯倡导的。他这样要求别人，也这样要求自己，为我们树立了言行一致、以身作则、永葆共产党人本色的光辉榜样。

　　陈云同志自1930年起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直到1987年因年龄原因退出，其间长达57年。他自1934年开始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直到1992年由中顾委主任职务上退下来，中间除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外，在中央核心领导层的时间加在一起，也有近半个世纪之多。像他这种情况，在我们党内是极为罕见的。但是，很多人反映，对陈云同志的情况不太了解，连名字有时都很少听到。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陈云同志本人始终反对宣传他，更不允许在宣传上突出他。凡是宣传他的文章，只要报到他那里，毫无例外地要被他“枪毙”。有人说，这是陈云同志谦虚。他说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他对个人的功劳历来有一个看法，那是在党的七大发言时讲的。他说：“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可不可以把次序倒转一下，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第三是老百姓？我说不能这样看。”[xcvii]“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xcviii]全国解放前夕，他在给老战友孩子的回信中也说：“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xcix]

　　1982年初，为了配合当时党的思想作风的整顿，中央决定发表陈云同志在党的七大上的那篇发言，并冠以《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标题。文章发表后，报纸上登了几篇学习体会。他一看到便对我说：“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发表文章就行了嘛，为什么还要登学习体会！这样搞不好，告诉他们，不要再登这些东西了，明天就刹车。这种事我要说话，自己不说话，别人不好说。”在审阅党的十二大报告时，他看到其中有一处提到他在党的八大上早就提出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正确主张，可惜后来没有照着去做，便让我转告起草组同志，要把他的名字删掉。有一位瓷刻艺术家做了一个陈云同志肖像的瓷盘，托人送到我这里。我拿给陈云同志看，他看了一眼后便让我拿走。我问放到哪儿？他说放到哪儿都行，反正不要放到他这里。有一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同志说，陈云同志参加公开活动少，想利用他在杭州休息期间拍些镜头，留作资料。但制片厂只拍了一次他在公园和游人交谈的镜头，他就不让拍了。他对我说，他历来不主张搞这些宣传个人的东西，没有电影镜头没关系，他今后死了，有一张照片就行了。遵义会议纪念馆为了恢复当年中央领导同志住过的旧址，给陈云同志来信，问他当时是否在遵义会议会址住过，还说打算把当年他担任政委、刘伯承同志担任司令员的卫戍司令部旧址内现在的单位迁出，辟为纪念室。陈云同志要我回信，让他们不要恢复司令部旧址，只要在遵义会议会址的说明词中写上他参加过会议、住在哪里就行了；而且要我告诉他们，他历来不赞成搞这种东西，以前有人提出要把他老家的房子搞成纪念馆，他就没有同意，说以后也不能搞。[c]

　　陈云同志不仅随时注意摆正自己同人民和党的关系，而且十分注意摆正自己同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他对我说过，建国后，干部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有关部门鉴于他是当时中央书记处五个书记之一，把他的级别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志一起定为一级。他给中央组织部的领导打电话，要他们把自己定为二级。他说毛刘周朱是处于第一排的，他不能和他们放在一起。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红旗飘飘》丛书，组织撰写了当时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青少年时期革命斗争的故事。出版社把关于他的文章送给他审，他坚决不同意发，说他和毛刘周朱不能是一个规格。1983年，中央决定编辑出版《陈云文选》。在第一卷发行前，他听说宣传的规格和《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发行时一样，便让我转告中央宣传部领导，说他的书在宣传规格上要比小平同志的书略低一些，小平同志应当比他高一些。在中央领导同志排名问题上，他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陈云同志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同志提出，他的名字应当放在陈云同志之后。当时，李先念同志已经是常委，而且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因此，陈云同志坚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他后面。

　　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陈云同志同样注意摆正关系。1982年4月，有关部门将他在1949—1956年的文稿选编编完。他特别要我向编辑组转告，在文稿《后记》中一定要说明，他当年在中财委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定，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做了必要的调查研究以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在具体工作中，薄一波同志[ci]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根据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或者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大家在阅读这卷文稿时，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决不要把功劳记在一个人的账上。[cii]

　　党的八大之前，中央决定增设四个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职务，并推荐陈云同志为副主席。陈云同志表示自己不行，这样安排不适当，可以不必加他。为此，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对陈云同志专门作过一番评价。他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ciii]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就拿陈云同志公道这一点来说，不仅体现在他处理干部问题、处理和其他同志的关系问题上，也体现在他处理有关个人的一系列问题上。他对别人的功劳从不抹杀，而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却从不隐晦。在1979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些同志表示对他能重新出来领导经济工作很高兴，他在讲话中就直言，不要把他说得这么好，他也有很多反面教训。156项中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是经过他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civ]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把他写给中央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土改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收进他的文选。编辑组几次提出，这个错误在当时是带普遍性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人负，因此主张把这篇稿子撤下来，他都没有同意。他说，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也是有错误的，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一位当年在辽东工作过的领导同志看了他的文选，对他说：当时中央在土改方针上有偏差，但你承担责任，还把自我批评的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选，这使大家很受教育。陈云同志听后只说了一句：“应当做自我批评。”[cv]

　　陈云同志多次对我说过，编辑他的文选，文章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按今天的认识去改动过去的文章，不要搞成他好像有什么先见之明。那时，有关部门要把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收入书中，公开发表，提出其中讲到彭德怀时，后面应加上“同志”两字，而讲到康生时，后面的“同志”两字应去掉。我请示他，他说，不能改，因为当时提出应当把彭德怀同志的骨灰放入八宝山和审查康生的问题已经很不容易了，看问题一定要把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时只能讲到那种程度。在我的印象里，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陈云同志这种对自己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的精神。那是在党的十二大前夕，有关部门的领导通过我向陈云同志请示，说现在许多代表都将简历中“文化程度”一栏按照现有文化水平作了相应修改，因此，他们考虑把陈云同志原来填写的高小毕业也改为相当大专，问他是否同意。陈云同志让我告诉他：不要改，简历中的文化程度是指接受正规教育的程度，不是指实际水平，他只上过小学，只能写高小毕业。至于说实际水平，大家都清楚嘛。后来，在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有人反映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改自己的学历也是一股不正之风。陈云同志看到简报后，批示说工作成就与学历是两回事。

　　与陈云同志对自己一贯保持低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宣传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十分热心。革命烈士应修人曾在建党初期创办过“上海通讯图书馆”，向青年介绍进步书刊。陈云同志当年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1984年，他特意找来也曾参加过通讯图书馆进步活动的作家楼适夷，请他为应修人烈士写纪念文章。台湾籍革命烈士翁泽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曾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过。“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烈士称号被取消。“文化大革命”后，在陈云和廖承志同志[cvi]的过问下，恢复了他的烈士名誉。1984年，陈云同志审阅了宣传他革命事迹的传记稿，还专门请时任全国台联会长的林丽韫和翁泽生烈士的儿子来他家谈传记稿写作的事。[cvii]那时，陈云同志为了锻炼身体，开始写大字。一些地方知道后，纷纷请他题字题词。只要是有关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的，可以说他有求必应。那几年，仅经我手办理的，就有他为李大钊、邓中夏、向警予、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张浩等烈士，以及《革命烈士传》、《红岩英烈》等书籍，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五卅运动纪念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浙江陆军监狱烈士纪念亭等纪念物题写的字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