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讲的这个情况，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也可得到验证。提纲说，扩大会最后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还说，“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决议发出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xi]这说明，那时中央政治局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名称虽然不那么固定，有时叫常委，有时称书记，但的确是存在的。

　　鉴于上述回忆，陈云同志在给中征委的回信中答复：“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有的历史文件或一些同志回忆中之所以出现书记处、常委的名称，可能是由于当时中央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名称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的缘故。所以，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增补为书记处书记也好，说他被增补为常委也好，只是表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而不表明当时中央正式设有书记处和常委。”关于遵义会议前后中央是否设有总书记，他也答复说：“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先后担任过党中央的负责人，但都没有总书记的称号。所以，张闻天接替博古的工作，也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不会是接替他任总书记。”[xii]

　　关于遵义会议前后自己的思想情况，陈云同志在1941年延安整风时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xiii]陈云同志这段话与他40年后回忆这段历史时讲的完全一致，由此也可看出，他的尊重历史事实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坚持得是多么彻底。

（四）

　　在对待西路军的历史问题上，陈云同志这种尊重历史事实、对历史负责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体现得更加鲜明。据我所知，进入历史新时期后，西路军问题是邓小平同志最先提出的。1982年2月，李先念同志到陈云同志住所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留下来和陈云同志单独谈话。他说，小平同志去年批给他看了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许多四方面军老同志都很关心。陈云同志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正是在那次谈话中，陈云同志建议他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xiv]在那次谈话之前，陈云同志在1981年11月与李先念同志谈话时也说过：西路军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xv]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央为打通国际路线而制定的关于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后、以两个方面军乘冰期过河占领宁夏的“夺取宁夏战役计划”，是1936年8月的事；而西路军则是同年11月宁夏战役计划中止后，才经中央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和9军、30军，及红一方面军第5军等已经过河的部队组成的。因此，陈云同志在上述谈话中说西路军是根据打通国际路线而组织的，西路军过河是为执行夺取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并非说夺取宁夏战役计划制定前或制定时就有了“西路军”的称谓，而是就西路军的组成与夺取宁夏战役计划之间的联系而言的，是对执行打通国际路线任务的部队的简称。陈云同志每当说到西路军时，都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例如，当他1983年1月看过李先念同志按照他的建议搜集的有关西路军问题的29份历史电报后，要我转告李先念同志办公室，说：“送来的电报已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xvi]这里所说的“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显然也不是说“西路军”的称谓在中央红军过草地之前就有了，而是说，之所以在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会派出一支部队西渡黄河，归根结底来源于中央长征途中于1935年6月16日电报提出的“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xvii]以及于同年8月5日政治局决议中提出的“创造和巩固西北苏区根据地”，以接近苏联和外蒙古，“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的战略构想。[xviii]

　　陈云同志对于“夺取宁夏战役计划”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支持这一点，之所以说得那么肯定，之所以说他亲眼看到过共产国际援助的装备，之所以讲“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是因为他当时就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而且根据国内党中央的指示，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系援助西路军事宜。早在红军部队开始按照夺取宁夏战役计划西渡黄河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决定组织一个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回国迎接担负打通国际路线的部队。代表团团长为陈云同志，副团长是滕代远同志，成员中有段子俊（负责电台）、李春田（负责译电）、冯铉（负责翻译）同志。代表团组成后，就红军所需武器装备问题同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进行了会谈，并得到对方的积极回应。但由于国内战况发生变化，尾随而来的国民党追击部队切断了红军过河部队与红军河东主力的联系，夺取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共产国际援助物资的接应地也由宁夏方向改为了新疆方向。为此，陈云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受命前往靠近新疆的苏中边境口岸，等待西路军前来。陈云同志说他亲眼看到了共产国际援助红军的装备，看到了200门炮，就是在那里看到的。但由于后来发生了西安事变，斯大林误认为这是日本人和国民党内的亲日派通过张学良策划的，因此改变了援助中国红军的承诺，决定已放在边境的装备不再给西路军了。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苏联方面才恢复承诺，要西路军继续西进。这个变化以及其他从战略全局出发引起的指挥变动，使西路军忽停忽走，贻误了战机，终于被敌人众兵包围，酿成失败的悲剧。1937年4月，李先念根据中央电示，率西路军余部杀出重围，进至甘肃靠近新疆的地方，陈云同志一行才按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由苏联进入新疆，并和李先念部在新疆甘肃交界的小镇星星峡会合。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亲身经历，陈云同志才会作出：“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不能说是张国焘路线的产物”、“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的论断。

　　“夺取宁夏战役计划”中止后，共产国际援助物资的接应地之所以改为了新疆方向，中央之所以决定过河的红军部队向接近新疆方向前进，原因都在于苏联同当时统治新疆的军阀盛世才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盛世才在军事装备、部队训练方面有求于苏联，因此，他先是答应共产国际援助中国红军的装备可以从新疆过境送到甘肃西部的安西，但不允许西路军进入新疆；在西路军失败后，又被迫答应西路军余部可以退入新疆，并允许他们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进行休整和学习使用机械化装备，包括驾驶坦克、飞机，但不允许他们穿红军制服。作为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中共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党代表，陈云同志与盛世才周旋了半年多，深知同他打交道的奥妙。1984年，我党当年在新疆工作的一位老同志来信，问陈云同志应当如何评价对盛世才的统战工作。陈云同志看过信后对我说：“盛世才是个军阀，有很大的野心。他与苏联和我党建立联系，是想借助苏联和我党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而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那段边界的平安。我们是想扩大统一战线，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的物资运送与人员往来的通道。”[xix]

　　1983年3月8日，陈云同志给李先念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xx]随即，李先念同志把陈云同志的信、自己写的说明和附件一并送给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于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xxi]至此，党史军史上的这一涉及2万多红军将士政治名誉的重大历史问题，终于有了客观公正的结论，陈云同志也就此了却了一桩心事。

（五）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分析任何历史问题时，都必须把它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xxii]又说：“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xxiii]陈云同志对这一观点十分重视，再三强调，常说只有这样对待历史问题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长期以来，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他总是坚持运用这个观点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正是运用这一观点，他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对6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得到与会者的普遍赞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两个凡是”的方针、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是运用这一观点，他建议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内容，写党成立以来60年中间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肯定，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同样是运用这一观点，他提出了对潘汉年案、马寅初遭批判等一系列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平反的建议，提出了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的四位犯错误同志不要扭住不放，以及对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有牵连的人应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的意见，都得到党中央的采纳，使在“左”倾错误下蒙冤受屈的同志最终恢复了名义，也使“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后两年徘徊时期犯各种错误的同志得到了妥善处理，为党内斗争树立了新风气。同样，他也运用这个观点，指导有关部门编写出了《辽沈决战》一书，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为正确看待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提供了科学依据。

　　1983年7月，辽沈战役纪念馆请陈云同志为他们编辑的《辽沈决战》一书题写书名。陈云同志把书稿要来，看到其中作者大部分是部队的指挥员，内容也大部分是战斗回忆，而且文章大部分以前都发表过，于是就如何看待辽沈决战胜利的原因、如何编好这本书等等问题，对我谈了一席话。我把这些话整理成文字，送给他审阅。他看后又讲了一些新的意见，我接着修改补充。就这样，边谈边改，边改边谈，前前后后一共谈了八次，最后由他逐字审定，形成事后收入《陈云文选》的《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根据他的意见，一批曾在东北工作过的老同志组成了该书的编审领导班子，中央书记处也审阅批准了该书的改编规划。此后，他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就该书编辑中的有关问题发表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这些意见主要围绕的是以下两个问题，即第一，应当怎样看待林彪和苏联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第二，应当怎样分析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局内部在工作方针上的意见分歧。

　　关于第一个问题，上文提起的1977年那次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对《中共党史陈列》审查，陈云同志针对辽沈战役如何反映的问题就说过：“林彪没有垮台前，四野很吃得开，尾巴翘到天上。林彪垮台后，四野有点抬不起头来。其实，四野还不是关里派去的军队，还不是党的军队？林彪是林彪，四野是四野。”[xxiv]在《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中，他又进一步指出：“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xxv]后来，他在召集有关同志座谈《辽沈决战》一书的改编问题时更加明确地指出：“有关苏联和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的作用问题是两个敏感问题，但在编写时都不能回避，否则这段历史说不清。”[xxvi] 1984年9月，他接见了一位参加《辽沈决战》编审工作的老同志。当这位同志谈到林彪问题不好处理时，他再次指出：“林彪开始也说过要‘死守马德里’，但后来改变了意见，不主张占大城市了。……林彪那时从四平、长春撤下来是对的。但林彪也有错误，主要是在辽沈战役中，打下义县后他不敢接着打锦州，而要回师长春。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和他之间有几十封电报，争论很厉害。最后，他接受了毛主席的作战方针。”[xxvii]陈云同志这样分析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作用，把功过是非都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评论，不仅令人信服，而且为人们如实叙述这段历史做出了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