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陈云同志重感情的特点，从他对战友和革命同志政治生命的关爱中也看得很清楚。他在延安时代担任了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干部审查和调配工作。在题为《论干部政策》的讲演中，他用12个字概括了党的干部政策，即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在讲到爱护人时，他说：“做父母的爱护他们的子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共产党爱护党员也并不下于父母爱护子女。”[ix]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时，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提出“广招天下士”，要同日本侵略者、国民党顽固派“抢夺知识分子”的口号，敌占区、国统区的爱国进步知识青年缓缓不断投奔延安。其中有一对在国外留过学的夫妻，从重庆来到延安，男的叫何穆，是外科医生；女的叫陈学昭，是作家。陈云同志亲自同他们谈话，安排他们的工作。但不久，他们感到在延安生活不习惯，提出要回重庆。陈云同志一方面劝他们留下，另一方面明确告诉他们：“你们来，我们欢迎；如果一定要走，我们欢送；出去如果有困难，愿意回来，我们随时欢迎。”他们走后不久，果然又回到延安。陈云同志依照诺言，再次安排了他们工作。后来，他们都入了党，何穆还担任过白求恩医院的院长、国务院卫生部的顾问。

　　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党员，那时被组织调回延安。他们原以为是来参加学习的，十分高兴。到中组部后，陈云同志如实告诉他们，有人反映他们是托派，调回来是为了接受审查。他们一听吓坏了，边哭边申诉。陈云同志劝他们不要哭，要相信党是会把事情搞清楚的。过了两个星期，陈云同志又找他们谈话，说问题已查清楚了，没有那么回事。他们破啼为笑，高高兴兴地走了。类似这样的事，在陈云同志担任中组部部长时还有过很多。例如，有人反映丁铃历史上有问题，也是经过陈云同志认真审查，为她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组织结论。延安整风后期，康生主持在中央书记处下新设立的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指责中组部过去审干工作太右了，使延安混进了大批特务，并由此掀起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此后，陈云同志离开了中组部，调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主持工作。

　　“四人帮”粉碎后，陈云同志自己头顶上“一贯右倾”的帽子尚未摘掉，便开始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文化大革命”前遭受错误打击的同志伸张正义。粉碎“四人帮”刚过一个多月，陈云同志就给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写信，转交被送到山西接受隔离审查的黄克诚同志夫人给中央的信。陈云同志在附信中说：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的老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带新四军三师到东北。全国解放后，他在担任总参谋长时参加中央财经小组，是照顾全局的，为人是克己朴素的。他的眼一只已瞎，另一只也很危险，为了治愈他唯一的一只眼睛，请考虑调他回京治疗。由于黄克诚是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这一请求在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后，才得以批准。

　　接着，陈云同志又顶住“两个凡是”方针的压力，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率先提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和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的问题。会议简报组要求他同意在简报上删去这两条意见，说要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那位主要负责人的讲话口径保持一致。陈云同志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说保持一致不等于不能讲意见。如果都讲一样的话才叫保持一致，那好办，每份简报都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重复一遍就行了。当天晚上，那位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又亲自登门“做工作”，劝他收回那两条意见，说否则他的发言不好登简报。陈云同志表示，这两条意见不能收回，如果你们不便登简报，那只有“开天窗”。谈话一直持续到夜里11点多，结果，陈云同志的发言终于没有给登简报。

　　到了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不顾当时中央那位主要负责同志设置的框框，进一步提出“文化大革命”中搞的所谓薄一波等61人叛徒案和陶铸、王鹤寿叛徒案，以及一大批抗战开始后从国民党监狱中履行自首手续出狱的同志被定为叛徒的案件，指出，这些同志出狱履行自首手续，都是当时中央批准的，是由党组织要出来的。他后来对我说，那次发言中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突破了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规定的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界限，提出了彭德怀的问题。他在发言中指出：“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x]发言时，彭德怀名字后面没有“同志”二字，有关部门后来要发表这篇发言，提出加上“同志”二字。我请示陈云同志，他不同意加，说当时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看问题，一定要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此可见，陈云同志为蒙冤受屈的同志主持公道，是顶着多么大的压力，冒着多么大的风险。

　　有一位老同志叫刘培植，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就参加了革命，为人率直，曾在党内遭受过多次错误打击，反右斗争中更被错划为右派。由于我和他认识，所以几次听他当面说起陈云同志是怎样帮他平反的。他说，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同志自己还没有恢复工作，便替他向中央常委转交申诉信，还亲自给叶剑英副主席打电话。问题解决后，他去看望陈云。陈云同志一见到他就问：“问题解决了没有？”当他回答说“解决了”之后，看到陈云同志眼眶里充满了泪水。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很能看出陈云同志对同志对战友那种真挚而深厚的革命感情。

　　竭力促成潘汉年一案的复查和平反，集中体现了陈云同志对蒙冤受屈同志的深情厚义。上世纪30年代初，由于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投敌，中央调整了特别工作委员会，并指派陈云担任中央特科负责人。在同时调入中央特科的，就有潘汉年同志。后来，潘汉年同陈云同志先后从上海到中央苏区，又先后从长征路上被中央派回上海恢复白区组织，并先后由上海去苏联。因此，陈云同志对他比较了解。全国解放后，潘被作为叛徒、内奸遭到错捕错判。陈云同志对此案一直有怀疑，认为如果潘真的叛变投敌，他所知道的地下党组织会被破坏，而实际上没有一个组织被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兼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主持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他委托当年与潘汉年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刘晓同志，收集有关潘案的材料，为复查做准备。1979年，陈云同志被检查出患有结肠癌。手术之前，时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问他有什么交待，他没有说别的事，只就潘案应重新审查问题给时任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写了封短信。手术后，他又指示公安部整理了一份关于潘案处理过程的材料，然后给几位中央常委写信，说公安部的“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确证。现在，所有与潘案有关的人都已平反。因此，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xi]中央接受了陈云同志的建议，对潘案进行了复查。1981年冬天，陈云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原中央特科工作者座谈会的代表。那天我随他一起去，亲耳听到他在讲话中说：“对潘汉年案件，中央纪委正在平反，我相信他必将恢复名誉。”[xii]1982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随后，陈云同志又给过去同潘汉年在中央特科、香港工委、上海市委共过事的夏衍同志写信，请他为潘写一篇纪念文章。夏衍同志欣然命笔，将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就在陈云同志为潘汉年案复查平反而努力的同时，李先念同志又向陈云同志反映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并说邓小平同志批给他看了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长期以来，西路军的失败一直被说成是张国焘路线的破产，使许多参加过西路军的同志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也使2万牺牲的红军将士的英灵蒙上了一层阴影。陈云同志由于当时正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不仅与共产国际联系过给西路军武器装备的事，而且受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委派到新疆迎接由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余部，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认为，西路军过黄河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战略的具体步骤，过黄河以后的行动也都是受中央电报指挥的，因此，“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xiii]他说，我们党组织一支部队去中苏边境接受援助的武器弹药，事先是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同意的，他在苏联“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他表示：“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xiv]在他的支持下，李先念同志通过中央有关部门收集了当年有关西路军问题的一批历史电报，并写了一份说明。陈云同志看后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他还提意把这个说明及附件请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常委阅后，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邓小平同志在李先念同志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xv]至此，这一牵涉几万红军将士政治生命的历史问题，终于有了公正的结论。

　　陈云同志对蒙冤受屈的同志敢于仗义执言，绝不是感情用事，而是建立在党的原则性的基础之上，是阶级感情与政治原则性的统一。党的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提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党的副主席候选人，邓小平为总书记候选人，并对他们一一作了介绍。当介绍到陈云同志时，毛泽东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xvi]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陈云同志一生关爱同志的政治生命，这既是他为人公道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为人公道的重要表现。

（四）

　　我在担任陈云同志秘书期间发现，陈云同志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很深也很细。他不仅把老百姓的冷暖时刻挂在心上，而且体察十分细致，真正叫做“情为民所系”。1982年10月的一天晚上，陈云同志听完评弹录音后把我叫去，说往年这个时候，北京、天津常发生冬储菜烂菜的现象，今年要早抓，要赶在寒流到来之前把菜卖到老百姓手里，卖不掉的要采取措施保温。菜烂不烂，关键就是几个小时。说完，他把事先写好的一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信拿出来，让我尽快发出。信中写道：“霜降已过，11月8日立冬。今年必须避免烂菜。因此，生产、流通、消费这三个环节必须立即组织好。”“大白菜是北京市民当家菜类。因此必须安排在前。”[xvii]那时，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居民冬天用菜不像现在这样，可以随吃随买，而是要在秋菜上市后，到商店把一冬天要用的菜（主要是大白菜）一次性买回家储存。由于菜量大，商业部门往往堆放在露天，如果供应慢了，或者居民购买不及时，寒流一到，很容易发生烂菜。像我这样的双职工，每年到了冬储白菜的时候都很紧张，因此，感到陈云同志提出这个问题真是说到了群众的心坎上。那一年，经过陈云同志的过问，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前召开了各区、县、局和有关单位领导参加的秋菜供应、储存工作动员大会，还成立了秋菜指挥部，使冬储大白菜供应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基本没有发生烂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