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里，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陈云同志不图虚名的精神。那是在党的十二大前夕，有关部门的领导通过我向陈云同志请示，说现在许多代表都将简历中文化程度一栏按照现有文化水平作了相应修改，因此，他们考虑把陈云同志原来填写的高小毕业也改为相当大专，问他是否同意。陈云同志让我告诉他：不要改，简历中的文化程度是指接受正规教育的程度，不是指实际水平，他只上过小学，只能写高小毕业。至于说实际水平，大家都清楚嘛。后来，在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有人反映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改自己的学历也是一股不正之风。陈云同志看到简报后，批示说工作成就与学历是两回事。

　　在个人生活上，陈云同志对自己的要求更是严格，有时几近苛刻的程度。他去外地，从不要当地领导同志到机场、车站迎送，也不允许他们陪同，用他的话说，叫做“不迎不送，不请不到”。有一次，他在外地休养，当地一位主要负责同志要看看他，人已到了住地，我只好进去请示，可他就是不见，那位同志在我那里坐了一会儿便回去了。他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工作人员在没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收礼。有一次，部队一位老同志从南方给他带来一箱水果，已经送到了中南海大门口，我知道，只要请示他，他肯定不同意收，只好赶到大门口去接待，经过反复解释，总算让人家把东西带了回去。他吃饭也很简单，可以称得名副其实的粗茶淡饭。有一年，他到外地，接待单位不知道他的饮食习惯，给他摆了一桌子菜。他一看，坚决不吃，坐在那里和我聊天，直到厨房重新做了他平时吃的一荤一素，才肯就餐。还有一年春节，我到他那里请示工作，正赶上他吃午饭。我看见桌上还是平时的两菜一汤，就说今天过节了，是不是多加几个菜。他说：“不用加，我天天过节。”我知道，他指的是现在的生活和过去比，就和过节一样。

　　陈云同志从小喜欢听评弹，建国后，为了养病，他把听评弹录音当成了自己的主要业余爱好，并和评弹界建立了十分密切关系。有一年，上海评弹团进京演出，让我请示可不可以到他家里演出一次。他说：“可以见见他们，但不必听演出。我每天听录音不是很好吗？在这种事上（指设专场——作者注），还是要严肃一些。”他公私非常分明，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有一次，他要我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帮助录一段评弹，说完交给我两盒没有开封的空白磁带。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他解释说，这是让他们录音的，我这才明白。还有一次，中国人民银行送来三枚建国35周年的纪念币，每枚1元。他对我说，要给他们钱，否则他不要。

　　陈云同志对公家的东西看得很重，一点便宜都不占，也不让家属沾。但他对自己的东西，却看得很淡。那时，陈云同志发表了文章或出版了著作，凡是收到稿费，一律让负责行政工作的秘书缴党费。我知道后，劝他先存起来，将来捐赠给一些事业，可以起更大的作用。起初他不同意，认为国家已经给他发了工资，稿费是额外收入，不应当属于他。后来，经过几次做工作，他才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把钱先后捐赠过儿童福利基金会、北方曲艺学校筹建处等单位。但对于报刊或出版社支付给他的题字题词的稿费，他还是坚决不收，并原封退回。

　　陈云同志还有一个突出的风格，过去往往被他冷静、严肃、稳健的风格所遮盖，人们不大容易看到，那就是他的重情仗义。

　　陈云同志的思想确实异乎寻常的冷静，但我在同他接触中发现，他还有感情十分丰富而细腻的一面。这种感情，首先表现在他对党对人民对祖国深沉的爱上，表现在他对老百姓冷暖的时刻挂念上。1982年10月的一天晚上，陈云同志听完评弹录音后把我叫去说，往年这个时候，北京、天津常发生冬储菜烂菜的现象，今年要早抓，要赶在寒流到来之前把菜卖到老百姓手里，卖不掉的要采取措施保温。菜烂不烂，关键就是几个小时。说完，他把事先写好的一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信拿出来，让我尽快发出。信中写道：“霜降已过，11月8日立冬。今年必须避免烂菜。因此，生产、流通、消费这三个环节必须立即组织好。”“大白菜是北京市民当家菜类，因此必须安排在前。” 那时，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居民冬天用菜不像现在这样，可以随吃随买，而是要在秋菜上市后，到商店把一冬天要用的菜（主要是大白菜）一次性买回家储存。由于菜量大，商业部门往往堆放在露天，如果供应慢了，或者居民购买不及时，寒流一到，很容易发生烂菜。尤其像我这样的双职工，白天要上班，每年到了冬储白菜的时候都很紧张，因此，感到陈云同志提出这个问题说到了群众的心坎上。那一年，经过陈云同志的过问，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前召开了各区、县、局和有关单位领导参加的秋菜供应、储存工作动员大会，还成立了秋菜指挥部，使冬储大白菜供应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基本没有发生烂菜情况。

　　1984年2月，我到陈云同志那里汇报工作。谈完后，他说《人民日报》上反映，现在大年龄的未婚青年很多，这件事与我们这些年宣传晚婚有关，应当由中央书记处议一次，并请一个部门抓一抓。我说，这与“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有关，尤其是一些大龄女青年回城后找不到对象，已经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问题。最近，新华社有一份反映这个问题的内部材料，可以在上面批一下。第二天，陈云同志把新华社题为《天津市30岁以上未婚青年有六万多，市政府要各级领导关心这些人的婚姻问题》的内部材料批给了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指出：“这个问题不仅天津有，北京和其他地方也有，尤其是女青年方面占的比例很大，是个不算小的社会问题。建议书记处议一下，指定一个部门专门抓这项工作。” 后来，中央书记处把这个问题列入了例会议程，并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关心30岁以上未婚青年婚姻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和关心这个问题，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要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重要工作认真抓好。

　　1984年9月，陈云同志又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山东益都一位中学教员写的文章，题为《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从中了解到当时高中毕业生很少有人把师范院校当作高考的第一志愿。他对我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教师质量不高对下一代影响很大，日本的中小学教员很受尊重，西德也是这样。他要我转告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要重视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要继续想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正因为他时常过问一些其他领导同志不大过问的事，香港一家杂志送给他一个“不管部长”的绰号。他听说后很感兴趣，还让我找出来送给他看看。

　　陈云同志重情，还表现在他对烈士的深情怀念上。每当我们党处于重要关头或遇到困难时，他总要提到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变相索贿受贿的案子，涉及到高级干部，中纪委处理时阻力很大。陈云同志知道后，亲自出面做工作。记得有一天已经很晚了，他给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打电话，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无法向几百万烈士和几千万牺牲的战士交待。1989年八九政治风波时，我已离开陈云同志那里。我从报上看到，他于5月26日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议，又一次提到烈士。他指出：“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就在那次讲话中，他率先提出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1985年整党期间，我拿着他的党员登记表送给他签字。他指着入党介绍人一栏中的“恽羽棠”说，恽是和何梦雄他们一起被敌人杀害的。随后，他神情郑重地讲道：“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前后后牺牲了几千万人，绝不能让国家断送在我们手里。这些牺牲的同志，有名有姓的我就知道好几个。比如，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有一个警卫班。四保临江时，部队伤亡很大，我那个警卫班除了留下3个人外，其他人都被抽调到前线。凡是上前线的同志，后来都牺牲了，因为他们如果活着，是一定会回来看我的。这些话，我在全国解放后经常讲。”

　　陈云同志对烈士的感情，也体现在他对烈士子女无微不至的关心上。我早就听说，陈云同志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对烈士后代十分关照，不仅指示各地的地下党组织把他们送到延安，而且常常邀请他们去自己和中组部的窖洞过周末和节假日。他还通过组织，选送了许多烈士遗孤前往苏联学习。步入晚年后，他很少外出参加公开活动。但逢年过节，有关部门从新闻报道的角度考虑，希望每位中央领导同志都能公开露一下面。1983年春节前，有关部门又给我打电话，问陈云同志准备参加什么活动。我向他请示，他说，那就请几位烈士子女来做客吧。经过联系，春节那天，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郭亮、刘伯坚等烈士的子女都来了。陈云同志见到他们非常高兴，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亲就是我们党的亲人。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

　　陈云同志的“烈士情节”，从他晚年的题字题词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我通过主持编写《陈云年谱》注意到，他从1983年恢复写大字直到1993年因身体原因搁笔的十年里，与纪念烈士有关的内容在他的题字题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他曾为李大钊烈士和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为纪念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烈士殉难40周年和赵一曼烈士殉国50周年，为《红岩英烈》一书，为邓恩铭烈士故居等题过词，为蔡和森和向警予烈士纪念碑、甘肃南梁和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罗亦农文集》、《张浩纪念集》、《革命烈士传》、《扬贤江纪念集》等题写过碑名、馆名、书名。其中一些题字题词，是我在担任他秘书期间经手办理的。在我的记忆里，凡是遇到与纪念烈士有关的请求，他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陈云同志重感情的特点，还可以从他对战友和革命同志政治生命的关爱中反映出来。他在延安时代担任了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干部审查和调配工作。在题为《论干部政策》的讲演中，他用12个字概括了党的干部政策，即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在讲到爱护人时，他说：“做父母的爱护他们的子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共产党爱护党员也并不下于父母爱护子女。”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时，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提出“广招天下士”，同日本侵略者、国民党顽固派“抢夺知识分子”的口号，敌占区、国统区爱国进步的知识青年缓缓不断投奔延安。其中有一对在国外留过学的夫妻，从重庆来到延安，男的叫何穆，是外科医生；女的叫陈学昭，是作家。陈云同志亲自同他们谈话，安排了他们工作。但不久，他们感到在延安生活不习惯，提出要回重庆。陈云同志一方面劝他们留下，另一方面明确告诉他们：“你们来，我们欢迎；如果一定要走，我们欢送；出去如果有困难，愿意回来，我们随时欢迎。”他们走后不久，果然又回到了延安。陈云同志依照诺言，再次安排了他们工作。后来，他们都入了党，何穆还担任了白求恩医院的院长。

　　陈云同志的仗义，主要表现在他勇于为遭诬陷、受冤屈的同志主持公道上。“四人帮”粉碎后，他自己头顶上“一贯右倾”的帽子尚未摘掉，便开始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文化大革命”前遭受错误打击的同志伸张正义。例如，“四人帮”被粉碎刚一个多月，他就给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写信，转交在山西接受隔离审查的黄克诚同志夫人给中央的信，并说：黄克诚的眼一只已瞎，另一只也很危险，为了治愈他唯一的一只眼睛，请考虑调他回京治疗。由于黄是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因此，这一请求在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后，才得到批准。有一位老同志叫刘培植，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就参加了革命，为人率直，曾在党内遭受过多次错误打击，反右斗争中更被错划为右派。由于我和他认识，所以多次听他当面说起陈云同志是怎样帮他平反的。他说，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同志自己还没有恢复工作，便替他向中央常委转交申诉信，还亲自给叶剑英副主席打电话。问题解决后，他去看望陈云。当他告诉陈云同志他的问题已解决了后，他看到陈云同志眼眶里充满了泪水。1978年底，陈云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文化大革命”搞的所谓薄一波等61人叛徒案、陶铸、王鹤寿叛徒案，以及一大批抗战开始后从国民党监狱中履行自首手续出狱的同志被定为叛徒的案件，指出，这些同志出狱履行自首手续，都是当时中央批准的，是由党组织要出来的。就是在那次发言中，他突破了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规定的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界限，提出了彭德怀的问题。他说：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有一件事很能反映陈云同志对蒙冤受屈同志的深情厚义，那就是竭力促成中央对潘汉年一案的复查和平反。上世纪30年代初，由于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投敌，中央调整了特别工作委员会，并指派陈云担任中央特科负责人。同时调入中央特科的，还有潘汉年等同志。后来，潘汉年同陈云同志先后到中央苏区，又先后从长征路上回上海恢复白区组织，并先后由上海去苏联。因此，陈云同志对他比较了解。全国解放后，潘被定为叛徒、内奸，并被判为无期徒刑。陈云同志对此案一直有怀疑，认为如果潘真的叛变投敌，他所知道的地下党组织都会被破坏，而实际上没有一个组织遭到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同志兼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主持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他委托当年与潘汉年同志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刘晓，收集有关潘案的材料，为复查做准备。1979年，陈云同志被检查出患有结肠癌。手术前，时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问他有什么交待，他没有说别的事，只就潘汉年案要重新审查一事给时任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写了封短信。手术后，他又指示公安部整理了一份关于潘案处理过程的材料，然后给几位中央常委写信，说公安部的“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确证。现在，所有与潘案有关的人都已平反。因此，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 中央接受了陈云同志的建议，对潘案进行了正式复查，并于1982年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我对陈云同志风格的上述概括，仅仅是根据自己与他四年的接触和对他粗浅的认识而作出的，并不全面，也不一定准确。但我以为，要全面深入地了解一个伟大人物，把握他思想的特点，认识他的风格是很重要的。10年前，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陈云同志的业绩和著作，他的思想、品德和风格，属于我们伟大的党，属于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民族，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这一论述是很深刻。今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决定隆重纪念。我想，对他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学习和宣传他的思想、品德，继承和发扬他的风格。因此，我谈了上面的一些看法，供大家研究时参考。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