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微观经济运行不应排除市场机制

　　在“一五”计划期间，陈云还积极参与和领导了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在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做出很大贡献。由于陈云始终关注供求关系，对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的矛盾最为了解，因此他在为工业化而积极推进计划管理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始终注意避免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管理影响微观经济运行的活力和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这一点，在1955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期间及其以后，更加突出，例如强调在公私合营后要发挥原私营工商业者的作用、厂店不要轻易合并或变动原来产供销关系等等。

　　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计划经济已经确立时，陈云更加注意和强调市场的作用，以及给予生产经营者自主权。1956年7月，陈云首先提出：“过去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商业工作上的许多措施和办法，都是根据这一政策而定的。”“市场管理办法应该放宽，现在从大城市到小集镇大部分都管得太死，放宽后，害处不大，好处很多。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要市场管理，不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领导，而是说要改变过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那一套办法。”[20]1956年9月，陈云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国家经济部门在过去几年中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已经成为不必要了，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受到了成效的。但是，这些措施不但在今天已经基本上不再需要，而且它们在当时也不是没有缺点的，目前如果继续采取这些措施，就必然妨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21]

　　正是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陈云认识到并提出了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公有制企业弊病的办法，并提出在一些行业继续保留私营和个体经济及其经营方式。

　　（1）调整公有制企业内部的经营关系。陈云根据实际情况指出：“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应该在一个时期以内，照旧维持不变，以免把以前好的东西改掉了。不能保持好的品种、好的质量的情况，在统购包销以后就发生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竞争，统统是国家收购的，结果大家愿意生产大路货，不愿意生产数量比较少和质量比较高的东西。公私合营以后，这种情况很可能进一步发展。”[22]为了解决公有制企业所存在的生产激励不足这个普遍问题，陈云建议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关系中去。陈云提出：第一，除了大宗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布匹、油脂、食糖等商品外，其它一般商品工商企业之间可以采取选购的或自销的方式。第二，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内部的上下之间、地区之间的业务往来，必须是自下而上的选购关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派购关系。第三，国境以内，任何地方都不得采取互相封锁的办法。不得阻止外地商品进入本地，不得阻止当地商业机构向外地采购。应该允许全国任何地方的商品进入别的地方销售。[23]9月20日，陈云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进一步提出将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小土产列入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自由生产的范围。“让生产这些日用百货的工厂，可以按照市场情况，自定指标，进行生产，而不受国家参考指标的束缚。并且根据年终的实绩来缴纳应缴的利润。”[24]陈云在强调市场作用的同时，还多次指出和批评公有制商业企业的“亦官亦商”、效益不如商人和农民的弊病，认为要通过自由市场和竞争，来打破国营和供销合作社“独此一家”、“很有点‘独霸’的味道”。[25]

　　（2）继续允许部分个体经济存在。陈云从实际出发，认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需要个体经济做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这部分经济自然是根据市场需要而自发调节的。陈云在公私合营高潮时期就说：“以北京为例，私营商业共二万户，雇店员的不到一万户，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不用店员的。……这种小铺子看居民需要什么就卖什么，对群众很方便。他们卖的方法也跟百货公司不同。百货公司的信封，是成扎卖的，他们一个也卖。百货公司的信纸是成本卖的，他们一张也卖。收获时间也不一样，百货公司但是八小时工作制，到点关门，他们是晚上使二点敲门也卖东西。……”[26]这里之所以引用大段陈云的原话，是为了说明在当时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陈云不仅认识到而且宣传个体经济在一定领域内的优越性是超过公有制的，既然破除了不讲条件的公有制优越性神话，也打消了人们对小生产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忧虑和戒心。

　　（3）开放自由市场。1953年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随着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农村自由市场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压，国营和供销合作社垄断了农村商业，自由市场一蹶不振。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农副产品短缺引发国家对农副产品实施统购统销，使农村自由市场商品急剧减少；二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推进，而以个体和私营为主体的自由市场主体日渐式微。国营和供销合作社迅速占领农村市场和自由市场的急剧萎缩，带来了三个严重后果，一是供销合作社利用垄断地位，在购销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侵害了农民利益；二是农民的非种植业生产经营(主要指家庭副业和兼业)受到很大限制；三是农村商业流通受阻，给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困难。这种状况在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更加突出，农民怨言很多。陈云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他指出：“市场管理办法限制了私商的采购和贩运。这些办法使农产品、农业副产品实际上成为由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采购，而没有另外采购单位的竞争。因此，当着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对于某些农产品、农业副产品没有注意收购或者收价偏低的时候，这些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就会减产。”[27]

　　针对这种情况，1956年6月30日，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后因市场调节消失引起的生产流通中的问题和部分人大代表的意见，提出应改变过去因社会主义改造而采取的对市场管理过严的办法，应允许农村自由市场的存在，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中共中央采纳了陈云的建议，从7月份起，在各地陆续一点自由市场。陈云不仅主张有管理地开放农村自由市场，还主张允许农民自销统购以外的农副产品：“凡是农民自产的东西，应该让农民买卖，可以在当地卖，也可以远销。”[28]9月20日，陈云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进一步阐释了自由市场的社会主义性质，以打消部分人的疑虑：“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29]

　　总之，陈云通过领导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实践中探索和总结出不少改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思想和办法，这些不仅对于当时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制度平稳转型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是按照今天人类的认识高度来要求他，而是应该看他的思想和行为对那个时代提供了什么贡献。同样，评价“一五”计划制订和实施过程中的陈云作用，必须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国际环境下进行，从这个标准看，应该说20世纪50年代的陈云，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家和实践者，他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和政策的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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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参考书：

　　《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

　　该书编辑组：《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朱佳木主编：《陈云和他的事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朱佳木、迟爱萍、赵士刚：《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朱佳木：《谈谈陈云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考》，《党的文献》，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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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2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96页，人民出版社，1977。

　　[3]朱佳木主编：《陈云和他的事业》（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页。还可参见陈云：《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1954年6月30日。《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

　　[4]《陈云文选》第二卷，241-242页，人民出版社，1995。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1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这里所说的有意漏掉重要项目，是为了申报时投资规模不至于太大，但是一旦上马，重要项目投资就必须追加。有点类似现在的“钓鱼工程”。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2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7]《陈云文选》第三卷，28页，人民出版社，1995。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3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9]《陈云文选》第三卷，29页，人民出版社，1995。

　　[10]这方面论述已经很多，可参见李成瑞：《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锐利思想武器》；李海：《“三大平衡”思想的历史发展》；《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李成瑞：《“四大平衡”思想的强大生命力——纪念陈云同志逝世一周年》；《人民日报》1996年4月9日。

　　[11]参见陈云：《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1957年1月18日。《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12]《陈云文选》第三卷，52页，人民出版社，1995。

　　[1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574页，人民出版社，1997。还可参见《陈云年谱》中卷，3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4]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的部分论述》，117页，新华出版社，1984。

　　[15]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的部分论述》，123页，新华出版社，1984。

　　[16]这是我根据陈云同志在“一五”计划期间的言论和措施总结出来的，尽管当时没有“宏观经济调控”这个名词，但是实际上始终存在着这个任务。

　　[17]《陈云文选》第二卷，333页，人民出版社，1995。

　　[18]《陈云文选》第二卷，242页，人民出版社，1995。

　　[19]《陈云文选》第三卷，29页，人民出版社，1995。

　　[20]《陈云文选》第二卷，332-335页，人民出版社，1995。

　　[21]《陈云文选》第三卷，4页，人民出版社，1995。

　　[22]《陈云文选》第二卷，296页，人民出版社，1995。

　　[23]参见陈云：《克服统购包销中的弊病》，1956年6月30日。《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

　　[24]《陈云文选》第三卷，12页，人民出版社，1995。

　　[25]参见陈云：《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1956年11月11日；《做好商业工作》，1956年11月19日。《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26]《陈云文选》第二卷，294-295页，人民出版社，1995。

　　[27]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1956年9月20日，《陈云文选》第三卷，第4－5页。

　　[28]《陈云文选》第三卷，25页，人民出版社，1995。

　　[29]《陈云文选》第三卷，13页，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