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的选择要以收益权得到保障与否为出发点

　  1961年6月上旬到7月下旬，陈云在青浦县调研中得知，尽管当年春季根据中央政策农民重新获得自留地，但还不到高级社时期的1/4。对此，社队干部反映，现在这一点自留地，显然满足不了农民各方面的要求。农民的自留地不仅不应该比高级社时期少，还应该多一点。

　  陈云主张实行增加自留地的政策，是基于实施这一政策利国利民。他在与社队干部讨论时，社队干部提出，让农民多种一点自留地，有补充口粮、养猪积肥、种些蔬菜以满足农民自己的需要、农民有些零用钱、恢复和发展竹园等5个好处。同时，还就多分自留地后，存在因集体耕地减少，可能导致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社员只关心自留地而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两个顾虑进行了讨论。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些顾虑是不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农民种自留地，可以种得很好，单位面积产量比生产队高。增加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的口粮得到一些补充，生活有所改善。再加上包产落实、超产奖励、多劳多得等一系列措施，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就容易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种这样一点自留地决不会妨碍集体出产，相反地会促进集体生产的发展。生产发展了，国家规定的征购任务也就更容易完成。

　  实行增加自留地的政策利国利民，根本还是因为实行这一政策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实现增产、增收和改善生活。对于这一点，1956年陈云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就说得非常明确。他说：“许多副业生产，应该由社员分散经营。不加区别地一切归社经营的现象必须改变。许多副业只有放开手让社员分散经营，才能增产各种各样的产品，适应市场的需要，增加社员的收入。在每个社员平均占地比较多的地方，只要无碍于合作社的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应该考虑让社员多有一些自留地，以便他们种植饲料和其他作物来养猪和增加副业产品。”[15]

　  农民为什么对种自留地有积极性？在单一的集体所有、集体劳动、按劳分配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参加集体劳动，实行按劳动量分配，具体而言就是按工分分配，农民积极性不高，因为，首先是工分数量不能准确反映劳动量，导致吃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分配；其次，农民在集体劳动中的边际收益极低。相反，农民种自留地，按照当时的政策，产品处置权在农民个人，收益完全归个人，即农民具有完整的收益权，因而相对集体经营而言，农民种自留地尽心尽力，可做到精耕细作。另外，农民可以有些零用钱。因为，在集体所有、集体劳动、统一经营下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用几个钱，都要向生产队借，这“比做媳妇还困难”。有了自留地，农民可以种些东西出卖，也可以养鸡、养鸭卖蛋换钱。这些就是在统一劳动和当时生产力水平下，农民种自留地增产、增收和改善生活的原因。

　  陈云主张在集体所有、集体劳动、按劳分配的人民公社制度下，给农民多一点自留地，也即将集体的一小块地由农民家庭经营、自主处理产品和收益，以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思想及其实践的成功，反映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选择，要以农民的收益权得到保障与否为准绳。

　  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统一经营业务的选择要以适合与否为出发点

　  在实行单一的集体所有、集体劳动、按劳分配的人民公社制度下，陈云经过调研，主张养猪实行“以私养为主，公私并举”政策。这一政策是对养猪全部实行公养或以公养为主政策的替代。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在“一大二公”的政策取向下，养猪全部实行公养。1959年春，针对猪的存栏数大幅下降问题，在纠“左”中将猪还给农民私养。1959年庐山会议后再次刮起的“共产风”，又将猪收归为公，实行公养，导致猪的大量死亡。1960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全国畜牧书记会议提出“公养为主，私养为辅”的养猪方针。[16]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提出养猪应该两条腿走路，公养和私养并举，公养猪应该以小队和食堂为主，社员户养猪也应该鼓励。绝对不许采取向生产小队、食堂和社员个人征调猪、羊和家禽的办法来发展公社和生产队的养猪、养鸡场。对于养猪实行公养还是私养问题，1960年12月，陈云连续两个星期，召集农业、商业、政策研究部门的七八位有关专家，座谈发展养猪问题。会后，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毛泽东看到这份文件后，对养猪实行“公私并举，以私为主”的方针给予肯定。[17]196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形成的《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将养猪方针改为“公养和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重申了养猪实行“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的政策，并一直延续至农村改革前。

　  陈云主张养猪实行私养为主，是在调研中与专家和农民群众一起细算了各种账目后，才找到符合当时生产力水平下产业发展要求和农民心态的答案。1960年12月他连续两个星期主持座谈会，与专家一起细算国营、集体和家庭养猪的成本和收益，结论是私养与公养相比，可以利用泔水、剩菜剩饭，老人和小孩可以附带饲养，省柴或煤炭，以及积肥多，即成本小而收益大。鉴此，他提出发展养猪事业应以“私养为主，公养为辅”为方针。在1961年6月上旬到7月下旬，他在青浦县小蒸公社就养猪是公养还是私养好的问题进一步做了调研。在这次调研中，他还发现，私养猪能赚钱，公养猪反而要亏本。据农民计算，养1头母猪，1年生苗猪12头到16头，可以卖180元到200元。养1头肉猪，长到100多斤卖出，可以卖30元到40元；1年养两头，可以卖60元到80元。公养猪大多亏本，1960年小蒸公社公养猪亏本3.8万多元，平均每1农户要负担16元，加上基本建设投资约7万元，损失更大。私养猪赚钱而公养猪亏本，是因为在投入产出上有差别：（1）私养猪比公养猪投入少。一方面，饲料成本降低。农户可以利用辅助劳动力和工余时间去捞水草、割青草，把鲜嫩的给猪吃，老的垫圈，这样可以节省精饲料；私养猪在做饭时附带煮猪食，割青草垫圈，所用稻草也很少。另一方面，人工成本降低。私养猪可以利用辅助劳动力和工余时间，公养猪则要用整劳动力。（2）私养猪比公养猪产出高。一是私养猪比公养猪长肉多。私养时农民饲养比公养更精心，猪吃得好，睡得好，长肉比较快。1头肉猪平均每天可以长肉半斤，20多斤的苗猪，养四五个月就能够长到100斤上下。公养猪吃同样多的精饲料，1个月平均只能长五六斤。二是私养猪比公养猪积肥多。私养猪用大量青草垫圈，积肥多，肥料的质量也好。公养猪用少量稻草垫圈，积肥少，肥料的质量也差。私养母猪每头每年能出肥约200担，公养母猪每头每年只能出肥100担到120担，按肥效计算只能抵60担到80担。在小蒸公社，他还特别就母猪是私养好还是公养好的问题做了调研。在调研中，他发现私养母猪养得好，产苗猪多，苗猪的成活率高。相反，公养母猪空怀多，流产多，苗猪死亡多。鉴此，他提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18]

　  陈云通过与专家和农民算细账，科学论证了养猪政策由公养为主向私养为主转变的必然，这既是经济学中成本收益比较思维的结果，更是中国经济大管家独特的所虑和思考的结果。

　  陈云关于养猪实行私养为主的政策主张，反映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由于养猪的特殊性，适合私养，而不适合集体所有、集体劳动、按劳分配的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公养。换言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统一经营业务的选择，应当充分考虑具体产业的特殊性，以适合与否为准绳。

　  陈云支持包产到户等政策主张，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反映了实践发展的要求，寓含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选择需要坚持的理念和原则，所体现出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更是弥足珍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李成瑞主编. 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M] .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2]朱荣等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M] .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3]周太和.陈云同志四下农村调查的前后[J] .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M]. 北京：中央文献出[4]陈云年谱：下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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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佳木.陈云对改革开放的重大贡献[J] .党的文献2008，(5) .

[6]陈云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献出版社，1995.

[7]赵士刚主编.陈云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8]陈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献出版社，1995.

[9]徐矶等主编.当代中国的畜牧业[M] .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1] “责任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当时包产到户被视为“单干”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因而人们忌讳包产到户这一称谓，故安徽将包产到户称为“责任田”。

[2]李成瑞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页。

[3]朱荣等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15-216页。

[4]李成瑞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359页。

[5]周太和：《陈云同志四下农村调查的前后》，《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7]朱佳木：《陈云对改革开放的重大贡献》，《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

[8]周太和：《陈云同志四下农村调查的前后》，《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

[9]周太和：《陈云同志四下农村调查的前后》，《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页。

[12]《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37—239页。

[13]赵士刚主编：《陈云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14]当年8月上旬，中央在北戴河开会，集中批评了搞包产到户和“单干”的思想。会后，毛泽东表示，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因此在会上没有点名批判。尽管如此，陈云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成为了陈云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1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8页。

[16]徐矶等主编：《当代中国的畜牧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17]赵士刚主编：《陈云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211页。

[1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71—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