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财政经济思想是陈云思想宝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财经工作实践中创造性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长期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科学指导思想。陈云财政经济思想的孕育产生与他青少年时期的独特经历和他在莫斯科、延安的理论学习，以及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实践是分不开的。陈云财政经济思想经过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到1953－1956年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经工作实践也反复证明，陈云的财政经济思想仍然是指导我国当前财政工作，充分正确地发挥财政特有的职能作用，贯彻党和国家新时期有关方针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陈云财政经济思想的主体内涵与实践，具体体现为四个方面。

　　一、财政工作必须树立全局观，为政治大局服务

　　陈云强调财政工作必须树立全局观，要为国家解放和经济建设服务。财政工作不是独立的，而是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在财政开支上必须有先后顺序。陈云在财政开支上强调市场第一，建设第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力十分有限的具体国情下，陈云严格限制基建投资，把稳定市场、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始终放在财政工作的核心位置。但是，陈云并不是机械地运用这一财政思想，而是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作了必要的调整。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解放战争仍在进行的情况下，陈云指出：“首先要保证野战军的供给。”[1][1]为解决抗美援朝带来的财政困难，陈云迅速调整策略。1950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后，陈云于10月26日在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作关于时局的估计与财经问题对策的报告中指出：“以1951年概算草案为基础，扩大军费支出，准备减少税收和公营企业利润，减缩经济、文化投资，扩大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目的是力求金融物价波动程度不要太大。”[2][2]抗美援朝开始后，陈云适时调整财政工作的方针，提出了“战争第一”的思想，1950年11月15日，陈云出席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作题为《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财经工作的方针，属于财经工作中的政治，要首先弄清楚。明年的方针要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表现在财政上就是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要减少。”[3][3]鉴于当时的国际情形是美帝国主义不允许新中国从容进行国家建设，新中国的财政方针不可能把战争和建设两者并列，两头兼顾。因此，陈云强调，财政工作的部署要战争第一，维持市场，稳定金融物价第二，其他各种带投资性的经济文化支出第三。陈云作出推迟经济建设的决策是迫不得已的。紧接着，陈云在1951年4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他再次重申了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工作方针。[4][4]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本来就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在抗美援朝的同时还得以迅速发展，此时主持财政工作的陈云在经济工作中可谓功不可没。

　　在对待全局性的问题上，陈云总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952年1月3日，陈云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1951年一年中，我们要进行抗美援朝运动，又要稳定国内市场，同时又要修淮河，搞建设。这一年的工作重点是城乡交流、抗美援朝。“城乡交流实质上就是收税，收来的税就是为了抗美援朝，作为军费。因此，抗美援朝和稳定物价是去年最重要的工作。”[5][5]

　　陈云坚持财政工作的全局观、坚持财政工作为政治大局服务的原则，还体现在对待西藏的问题上。1952年4月3日，陈云在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反映西藏羊毛无销路，大量积压，直接影响广大牧民生活的电报上，批示：此电报极重要。羊毛收购工作必须做，只有这样，才能在政治上争取藏族人民。除了羊毛，其他土产也应收购。[6][6]对于西藏的相关财经问题，陈云在同月为中财委起草致中共西藏工委、财委并告中共西南局、西南财委的电报中，有极为详细的安排：必须打破帝国主义对西藏出口羊毛的压价封锁政策，凡属西藏卖不出去的羊毛，我们应该全数收购。目前国营贸易机构不要向老百姓直接收购和抵销。[7][7]他强调指出：“财经问题是西藏重大的政治问题，财政、贸易、外汇三者必须配合西藏工委、西藏财委，必须妥善掌握，使其步调一致。”[8][8]从这里可以看到，陈云在处理西藏财政问题上的思想方针很明显的是要为政治、为统战服务的，注重不要把西藏的王公、贵族、喇嘛在贸易经营上原有的利益挤掉。

　　坚持财经工作中的全局观，就要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财政工作的方针。当国内外局势发生变化时或者出现了变化的可能性时，陈云的财政工作指导方针总是适时作出相应调整。陈云的财政工作全局观是与实事求是思想相结合的，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财政经济思想。

　　二、把开源节流作为克服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严重财政困难的重要措施

　　没有稳定的收入，难以使国民经济处于一个较长时期的平稳运行状态。因此，陈云对税收工作非常重视。在1950年6月18日的全国税务会议上，陈云强调：“税收在我们国家收入中是第一个筹码，这是不变的。没有这个筹码，收支平衡、物价稳定都保不住。”[9][9]为此，陈云提出：“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是全国财政开支、经济恢复所需现金的最大来源。为了完成征税工作，全国各大城市及各县的人民政府必须委任最好的干部担任税务局长。”[10][10]把税收工作提高到了事关国家经济安危的高度。正是因为税收工作的加强，确保了稳定的税源，保证了人民政府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就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医治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胀，使得国家财政形势实现根本好转。

　　同时，陈云把厉行节约和增加收入相联系，认为可以为经济建设节约大量资金。1952年1月15日，陈云同薄一波、李富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电，报告全国财经会议情况。报告指出：1951年的财经工作，支持了抗美援朝，稳定了国内市场，这是成绩。缺点是，在财经系统中存在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今后“财经工作的重点，应在不放松收入的条件下，转向管理支出；在不放松财政、金融和市场管理的条件下，转向工业、农业、交通等方面。”[11][11]

　　实践工作中，陈云对财政支出的管理非常细致，在财政状况较好的年份，虽然有了一定的财政结余，陈云仍建议大家非常谨慎的使用这些财政结余。1955年4月5日，陈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谈到财政结余的使用问题时，他指出：中央并不要求各省把财政结余全部上缴，仅是要求分三年使用，因为如果一年用，银行拿不出那么多现金。“地方觉得分三年使用太少，财政部可考虑增加一些使用限度，但不能全部动用。”[12][12]

　　陈云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还专门讲到了开展节约运动的问题。陈云把开展节约运动提高到了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现的高度：“增加后备力量，节约财力，就成为保证计划实现的重要条件。完成并且超过工农业生产指标，是增加收入的主要方法。同时，广泛地开展反对浪费运动，有可能为国家节约大量的资金。”[13][13]同时，陈云进一步指出，为了节约资金，反对浪费，必须加强财政监督。陈云不但要求加强国家对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而且要求加强对国家企业财务状况的监督。他强调，节约运动必须是全民运动。全国人民首先是全体职工都要动员起来积极参加各个企业和机关的节约资金、反对浪费、监督财务的斗争。

　　后来，在1957年3月9日的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陈云在讲话中专门将“今年开展增产节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列为一个大标题特别强调，为了把国家的财政支出限制在财政收入许可的范围内，为了把物资的消费限制在可能的生产增加的范围内，陈云指出：“必须对一切可以减少的支出，加以节约，对一切可以增产的物资，尽力增产，并且号召全国人民和政府一起进行增产节约运动。”[14][14]同时，陈云在讲话中还具体研究了增产节约的主要途径。

　　开源节流是陈云财政经济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陈云一直强调和遵循的重要思想，陈云经常强调要以“掌柜”的身份为新中国当好家，理好财，所以陈云不愧为新中国的“开国财头”。

　　三、将货币管理作为财政管理的核心，并实行严格的财政监督，确保有限的财力能够发挥最大效能

　　陈云很重视管理环节对财政工作的重要作用，货币的发行与管理在当时属于财政管理的范畴，是财经工作的重要内容，因此，在财政工作的诸多管理措施中，陈云对货币的管理工作非常重视。陈云的货币管理思想与现代金融学的货币管理思想有着明显的区别，作为一个伟大的经济战略家，陈云更多地是从战略大局的高度来思考货币管理问题。陈云的财政监督思想更是他财政思想的重要内容，陈云一向主张在财经工作的各个环节全面实行严格的财政监督，以确保有限的财力能够在建设中发挥最大效能。具体体现在：

　　1、对货币的发行工作非常重视，认为货币管理是财政管理的核心。

　　1950年12月25日，陈云签署了中财委《关于〈货币管理实施办法〉及〈货币收支计划编制办法〉指示》，《指示》指出：“推行货币管理制度是进一步统一财经工作的重要环节，是主要财经纪律之一，各级政府财委与有关部门，必须贯彻这些规定。”[15][15]由此进一步阐述了货币管理在财政管理中的重要地位，陈云在货币管理方面的慎重态度正是他对财经工作高度负责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