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质上也规定了各级党组织以及全体党员应当时刻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陈云受理了大量的人民来信。陈云对人民来信非常重视，并且能够有针对性地、科学灵活而又不失原则地给以及时解决。

　　一、重视人民来信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质上也规定了各级党组织以及全体党员应当时刻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党离开了群众，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①]。陈云深刻认识到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性，一直重视人民来信。

　　在任中组部部长期间，陈云要求工作人员一定要把中央组织部办成“党员之家”，对来访同志要热情接待，认真倾听。那时的中央组织部没有信访室，来找陈云反映情况的，都是先到干部科谈，需要陈云会见的，再约时间来谈。但常有一些“不速之客”直接闯入陈云的办公室，这时，陈云总是放下手中的工作，认真地听来者的诉说，并耐心地解答问题。有几次，秘书看陈云确实太忙，想为陈云“挡驾”，都被他制止了。他解释说：“人家来找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要我来解决，我一定要会一会。”他对来访如此，对来信也如此。一般来信，他通常把解决办法告诉秘书，重要来信，他总要亲自处理。[②]

　　人民来信为治党理政提供了重要依据，陈云处理人民来信一定要“经过调查以后才复信”。1951年8月5日，陈云在给李新民的信写到：“解放不久，就收到过你的第一封信，前几天又收到第二封信，昨天接到松江方面关于你的情况的回报，今天才复你的信。要经过调查以后才复信的道理，想来你可以谅解的。”[③]正因此，经他处理的人民来信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1955年5月9日，陈云致信湖南省长程潜，说黄炎培转来彭一湖的信，反映目前湖南农村中粮食和干部问题，除已转告中央有关业务部门注意外，特另抄奉阅，请即派人查明，酌情处理。6月27日，程潜复信说，经省人民委员会三次派人调查，彭一湖所提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彭一湖的信中反映，他家乡所在的湖南东部地区农村在一九五四年办统购时，给农民留的粮食过少，使农民吃不饱；1952年查田定产时，对水田产量定得过高，加之一九五四年雨水过多，实际产量降低，使规定产量与实际产量之间出现空额；一些区乡干部为完成任务，往往用强迫命令的方式执行，引起群众反感。对这封来信，毛泽东于五月十六日批示印发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五省市书记会议。[④]

　　1979年1月4日至2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陈云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会议指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中心工作就是要抓好党风，紧密围绕切实搞好党风这个中心，着重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对党员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作风的教育。第二，抓紧处理积压的案件。第三，认真做好来信来访工作。对群众的揭发、申诉和控告，要认真处理。凡是重要的来信来访，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人要亲自过问。对上访者要热情接待，对他们提出问题要弄清情况，妥善解决。要保护控告人。对打击报复或蓄意诬告好人的，要按党纪国法制裁。[⑤]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重新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工作又忙起来，不可能再有完整的读书时间，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学习。在这个时期，陈云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读报和看《参考消息》、《参考资料》。陈云看报纸很仔细，往往从人民日报的第一版看到第八版，包括读者来信。[⑥]随着经济建设步伐加快，许多地方的污染问题逐步凸显并日趋严重，《四川排放污物总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和《卫星看不到的城市——本溪环境污染情况调查》两则报道引起了陈云的关注，1988年8月27日，他写信给赵紫阳、李鹏、姚依林，指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最后，还指出：“请告诉有关部门，这方面的材料，以后注意送我看看。” [⑦]在陈云的高度关注下，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治理本溪市环境污染的决定》。之后，国务院环资委又派出小组赴四川考察环境污染情况，四川省治理污染的行动也迅即展开。

　　二、为治党理政提供重要依据

　　陈云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陈云认为“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⑧]，“群众的发动，是党、政、军一切工作发展的基础”[⑨] ，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陈云通过人民来信掌握党和政府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情况，直接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意见，作为指导工作、制定政策的依据。

　　为了能及时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陈云在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的10余年里，除了在家乡普通农民中约定了几位联系人，请他们经常来信或直接来京反映情况外，还常到全国各地的农村进行调查，仅去家乡青浦县就调查了四次。其中的第四次，他吃住在农民家里，调查了半个月时间。回京后，陈云写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查报告。1961年8月8日，他致信邓小平，谈了青浦农村调查的基本情况，并附上这三个调查报告。经邓小平批示，将陈云的信和三个调查报告印发八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落实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产生了积极影响。[⑩]陈云在《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的调查报告中具体举出了母猪私养的几条好处。但同时指出，上海近郊的蔬菜产区，大约有10个公社，农民过去缺乏养猪经验，暂时不宜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私人养；另外，为了改进猪的品种，种公猪和种母猪，还应由集体饲养。这说明，在陈云看来，即使对正确的方针，贯彻时也要区别不同情况，不能到处照搬，搞一刀切。

　　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改革开放后，陈云重新主持中央财经工作。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发生了外汇兑换券排挤以至驱逐人民币的现象，有些人主张发行特区货币来解决这个问题。1983年10月，千家驹写信给胡耀邦、陈云、薄一波，谈他对经济特区货币问题的意见。10月15日，胡耀邦批示：“陈云同志是行家，建议请陈云同志考虑定。”10月23日，陈云批示：“我不同意发行特区货币。”[11]1984年5月26日，他在接到中国银行两位工作人员关于反对发行特区货币的来信后，认为特区发行货币，容易造成金融秩序混乱，于是写下如下批示：“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中央。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12]之后，他又专门把谷牧和刘鸿儒找来谈特区货币问题。他说，如果大家坚持要搞，我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发行权属于中央。二是封关后只能在特区流通。在陈云的坚决制止下，特区同志只好搁置此事，把已印好的特区货币封存起来。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陈云的意见是正确的。

　　平反冤假错案，是党在组织工作上拨乱反正的关键。陈云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早在1975年4月25日，陈云就曾转告给他写申诉被错划为右派问题的原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中共中央决定摘掉他的右派帽子，恢复他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安排到财政部当顾问。[13]此事虽因“四人帮”的干扰，没得以实现，但陈云尽力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又为久拖未决的冤假错案问题而操劳。1978年中央纪委恢复重建，陈云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把“抓紧处理积压案件，做好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列为三项重要工作之一；并且明确指示，一定要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他多次在党的重要会议上提出，应处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还通过在有关报告上作指示、为老干部及其家属转信，为申诉人写证明材料等方式，积极促成一些问题的解决。在他的力主和参与下，天安门事件得以平反，刘少奇冤案，薄一波等61人案件，彭德怀、瞿秋白、潘汉年等一系列案件得以复查和纠正，张闻天、黄克诚、陶铸、王鹤寿等人以及西路军等问题得到公正的处理。[14]据统计，仅《陈云年谱》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记载就有26处，其中陈云主持或者干预平反的冤假错案有22件。[15]

　　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陈云作出了重大贡献。陈云一贯主张从严治党，严肃党纪。1982年１月５日，陈云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报送的题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批转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并在批语中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几位领导人阅后均批示同意。邓小平还在陈云批语中加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陈云的这个批语收入了《陈云文选》中题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一组文稿。[16]６天后，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坚决贯彻中央常委的批示。随后，中央又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研究如何更坚决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央的建议，作作出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刑法》的一些条款作出了补充和修改。由于中央态度坚决，各地各部门重视，仅在头一年，纪委系统立案的经济犯罪案件就有16万多件，其中结案并被开除党籍的有5500多人，移交司法部门判刑的有３万多人，情节特别严重的，判处了死刑。[17]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的5年间，各级纪检机关就查处党内违纪违法案件874 690件，处分党员733 543人。在被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团级16 108人、地师级1 430人、省军级110人。针对干扰办案的问题，中央纪委制定了《关于对妨碍违纪案件查处的党组织和党员党纪处分的规定》，对严肃执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各级纪委还加强了信访工作。5年中，全国纪检系统共处理群众来信来访724．9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党员干部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问题275．2万件次，申诉27．2万件次。[18]正是在邓小平、陈云的决心之下，一场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才在全国范围特别是沿海地区开展起来，震慑了党内少数以权谋私分子，对端正党风、保证改革开放健康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狠抓党风建设外，推动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特别是抓紧培养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陈云也作出了重大贡献。陈云撰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呼吁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1982年1月13日，陈云在中央组织部关于各地选拔中青年干部工作中的一份情况反映上批示指出：“提拔中青年干部必须注意德。有才缺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19]1983年8月14日，他将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关于群众来信反映一些地方纪律检查部门中有“三种人”问题的简报批转黄克诚、王鹤寿，指出：“纪检队伍中不能有三种人，已有的要调开。”[20]但他同时指出要把“老红卫兵”与“三种人”严格区别开来。1984年2月27日，他将中央国家机关两位干部反映有的单位在整党中混淆“老红卫兵”与“三种人”界限的来信，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及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中组部，并在批语中指出：“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当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把水搅混。”[21]

　　陈云不仅关心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对于“像植树造林、治理江河、解决水利资源、治理污染、控制人口这类问题”，在复陆定一的信中也明确表示，这些“都必须有百年或几十年的计划。”[22]1990年6月6日，陈云将水利专家张光斗给他的信及张光斗、陈志恺合写的《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一文批转江泽民、李鹏、宋健，在批语中指出：“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23]6月10日，江泽民批示邹家华（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在考虑‘八五’计划时得认真研究一下水的问题。”陈云这个批语收入了《陈云文选》，题为《从战略高度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24]在“八五”规划中，水资源问题被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高度，水利与能源、交通等并列，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和基础产业、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