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实现要靠法制保障。陈云在论述民主与法制两者的关系时指出：“请愿，冲办公室，不行。要有民主，还要守法。民主是必须的，守法也是必须的，没有这两条，我们一事无成”。[1]257针对一些党员干部与违法分子互相勾结的行为，他主张必须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作斗争，“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1]356。只有在加强民主的同时，又加强法制，才能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才能做到既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又保证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如果民主遭到破坏，人民失去了基本的自由和权利，就不可能制定体现自己意志的法律制度，更不能保障自身的权益。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直接关系到政治稳定，陈云将坚守住意识形态阵地与他一贯重视的经济工作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1980年7月，波兰爆发全国范围的工人罢工事件，陈云借此强调：“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对此要充分警惕。如果我们经济工作处理得不好，宣传工作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4]262　“宣传上要有人把关”。他认为：宣传思想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不论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宣传思想工作这个政治优势都不能丢。宣传思想工作必须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牢牢掌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他号召全党理直气壮地宣传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错误思潮作斗争，排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干扰。要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视和认真对待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努力使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培养执笔的、写文章的中青年，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特别谨慎。一是必须培养能写文章的人，党内没有能写文章的人不行；二是必须培养既能写，又有德，德才兼备的人”[1]302。

　　三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确保社会稳定

　　“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5]如果中国只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6]。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越性，也是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条件。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民富裕起来，共享改革成果。如果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就不会有国家的长治久安。陈云主要从民生的角度，阐述他对社会稳定的基本观点。陈云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1]280。他将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看成“是大计，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他强调指出：吃饭的问题如果老是不解决，“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就会带队进城要饭”[1]236。1979年，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设想：要用20年的时间，使人民“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大体上差别不大，但是还有差别”[1]254。

　　为了社会稳定，陈云描绘了一幅共同富裕的愿景和一条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在陈云看来，共同富裕不是绝对平均，而是“实现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大体上差别不大”；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步实现的，是少数人先富起来，最后实现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

　　陈云说的“少数可以先富起来”，是指劳动者个人靠诚实劳动多得一点收入，以及企业靠提高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在市场竞争中多得一些利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能逐步提高，只能首先解决贫困问题，然后解决温饱问题，再后才能走向富裕。也就是说，在实现共同富裕之前，还必须允许少数人的收入提高得快一点。只有在保证人民衣食有着的基础上，掌握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幅度，逐渐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最终实现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才能更好地体现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因此，改革开放后，党采取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一重大方针政策，以破除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方式，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对这一政策，陈云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大锅饭”作为个人收入分配的一种方式，实质上是“不干活的人占有干活的人的劳动成果”[1]337，因而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打破这个‘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这个改革的意义，不下于五十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1]336-337 20世纪50年代，包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内的“三大改造”，就是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又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成功典范。

　　陈云的“让少数人先富”，目的是为了较快地（用20年时间）使人民“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大体上差别不大”，而不是出现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陈云的共同富裕是“大体上差别不大”，而不是收入绝对平均、没有任何差别。他特别强调：“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1]313

　　为消灭贫穷、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创造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陈云认为应该采取如下办法：

　　第一，采取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陈云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的现实着眼，指出在低工资制的情况下，为了不影响人民基本生活的安稳，国家有必要搞一些补贴。他说：粮食收购价格高，销售价格低，国家就要补贴。他分析指出：从微观经济看，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如果“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从最后的经济结果看来，现在的办法，小的方面不合理，但是大的方面还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1]278。后来他还指出，不合理的补贴可以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来逐步减少，如对某些企业亏损的补贴，要从根本上取消是不可能的。他还说，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发展经济要注意解决就业问题。他将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看成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1]376。

　　第二，鼓励企业间展开竞争，但竞争的出发点，不应当是让好企业搞垮落后企业。陈云从我国人口多，就业难的实际出发，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先进的企业、落后的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员，有人就要闹事。”[1]253

　　第三，处理好吃饭与建设的关系。在陈云的心目中，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民为邦本。关于改革，他提出：“改革的步骤一定要稳妥，务必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因价格调整而降低。”[1]337同时，他也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还是那两句老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他说：“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因此，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这里就包含着一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界限：只有这么多钱，不能提高太多。”[1]306为此，他主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不赞成积累比重过大，即建设挤生活，也不赞成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他将正确处理吃饭与建设的关系作为经济工作的“大方针”。

　　第四，鼓励劳动者靠诚实劳动多得一点收入，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鼓励企业靠提高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在市场竞争中多得一些利润，坚决反对为了致富，不择手段甚至违法乱纪。改革开放以后，一度出现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影响了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对此，陈云主张实行严厉地打击，他说：“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1]273。他认为：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依法杀一些。“杀一儆百。杀一些可以挽救一大批干部。”[4]390

　　陈云晚年的稳定观不仅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且还有着鲜明的特点。

　　首先，陈云晚年的稳定观是联系的、相对的。陈云晚年的稳定观主要是由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等有机结合而成。他认为，经济、政治、社会稳定了，人心才能安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在各种稳定中，经济稳定又是更重要的稳定，经济稳定是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基础。同时，他又强调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之间的内在联系，决不能把各种稳定孤立化、绝对化。他反对为了稳定，过分强调整齐划一，步调高度一致，只能有一个声音，不允许有一点差异，不能有另类的声音。他强调稳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快的发展，以改革发展求稳定。他对经济稳定与经济发展二者关系作过精辟概括，指出：“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1]269他坚持量力而行是保持经济快速而又稳定发展的正确原则，认为量力而行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并不矛盾。能快则快正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结果，不量力而行，盲目追求高速度，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加快发展。

　　其次，陈云晚年的稳定观是积极的、发展的。在陈云的稳定观中，稳定不是僵化固定，而是灵活变化，不是停止，而是发展，是与时俱进。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1]235“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只要这样做了，这次改革就一定能够成功。”[1]338他在1992年7月说：“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1]379为了克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痼疾，1982年12月，他以“鸟笼比喻”①阐述了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曾有人认为“鸟笼比喻”反映了陈云僵化保守的思想，殊不知，陈云的“鸟笼比喻”表达了宏观计划主导性、制约力与微观主体自主性、积极性之间的一种共存状态。他的“鸟笼”不是僵化固定的，而是随着需要可以灵活变化的。

　　再次，陈云晚年的稳定观是理性的。陈云多次强调在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前提下，试验要大胆，推广要谨慎，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他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1]279他还说：“有人批评说‘摸着石头过河’不对，但没有讲出道理来。‘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石头过河，总要下河去试一试。”陈云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意在强调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强调实践的观点，强调稳妥的观点，这种渐进式改革思路，能够避免在改革中犯急于求成的错误，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是理性的。

　　陈云晚年的稳定观源于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深切的责任意识。陈云对中国的国情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性、曲折性和规律性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特别注意深入思考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善于发现潜在的危机。他认为：我国改革发展必须把落后的农业和庞大的农村人口这个现实考虑进去，“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要从这个国情出发，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他提醒人们：新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片面重视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忽视甚至无视经济稳定，导致经济发展受挫、出现经济负增长，“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1]282。他告诫人们：必须“两个文明”一起抓，“如果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1]347。清醒的危机意识，正是陈云稳定观的认识基础。

　　陈云晚年的稳定观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基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这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稳定观，是他留给我们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治国兴邦的宝贵财富。

　　注 释：

　　①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32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陈云说：“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 “‘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陈云文集：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89.

　　[4]陈云年谱（一九0五～一九九五）》：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2.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