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担任过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和近10年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在党建工作中，陈云善于总结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重要思想。学界对陈云党建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从历史发展、主要内容、理论贡献、现实启示等方面加以研究。在陈云的著作中，虽然没有使用过“从严治党”一词，但这并不意味着陈云没有从严治党的思想。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贯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陈云始终坚持从严治党这一原则，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论断和主张。目前，研究中鲜有专门涉及陈云从严治党思想的成果，研究和梳理陈云的从严治党思想，不仅可以弥补学界的不足，而且对于当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新形势下要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关键在于要有高素质的党员。这一认识，陈云在抗战时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就初步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93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提出要“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1］决议下发后，党组织迅猛发展，到1940年年底，党员人数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4万余人发展到80多万人，［2］增长了20多倍。但是在党员迅速增加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一些新加入的党员对党的性质、纪律没有清醒的认识，把过去的不良思想和习惯也带进党内，因此，1940年10月1日，陈云明确提出“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3］的论断，揭示了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工作的根本要求。 

　　陈云把党章中关于共产党员的标准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衡量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即：“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群众模范”；“学习”。［3］（pp.137～142）陈云指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强调“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3］（p.188）。在明确党员标准和要求的基础上，陈云进一步提出了干部的四条标准，即“对党忠实”、“同群众有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和“遵守纪律”。［3］（p.271）为了提高党员的质量，陈云特别强调要加强党员的教育，其论述主要有：第一，要加强党纪教育，使党员“了解为什么要遵守纪律，怎样做才是遵守纪律，什么事是违犯纪律”，“不仅在课堂上教育党员遵守纪律，而且要在每个具体违犯纪律的问题上给以纪律的教育”［3］（pp.128，126）；第二，要加强党性教育，包括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第三，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认真抓好”，“积极维护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4］作为中心内容。陈云认为，“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素质”，这是“端正党风的关键”。［4］（p.363） 

　　陈云的这些论述，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党员教育管理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多数党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特别是在完成急、重、难、险重大任务中冲锋在前、忘我工作，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员队伍不断扩大，管党、治党的任务更加艰巨，党员队伍建设也面临着新挑战，党员管理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个别地方发展党员时把关不严，致使少数动机不纯的人加入党组织；党员队伍的结构不尽合理；少数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组织纪律性不强，甚至思想蜕变、腐化堕落，等等。 ［5］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牢固树立“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的观念，着力在提高党员质量上下功夫。党的力量的强弱并不仅仅在于党员人数的多少，更主要的是党员质量的高低。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教训已经证明这一点，苏共在拥有35万多名党员时夺取了政权，在拥有554万多名党员时打败了法西斯，而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时却亡党亡国。加强党员教育管理，首先要坚持入党标准，严把入口关，坚决制止下达发展党员指标的做法，把政治标准摆在第一位，加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其次，要加强党员的教育。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使党员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觉、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强化纪律教育，把典型违纪案例作为反面教材，增强党员的纪律意识。 

“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新形势下要严明党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成立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纪律严明，这也是同西方政党的一个显著区别。陈云始终坚持这一基本原则，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3］（pp.197～198）并提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4］（p.275）的著名论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的根本特性。陈云还对党的纪律的特征、遵守党纪的具体要求作了详细论述。 

　　关于党的纪律，陈云指出，“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3］（p.196）真正遵守纪律就是“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遵守纪律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3］（pp.126，125）在行动上遵守纪律要特别注意“真心地遵守和具体地遵守”，真心地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不允许任何党员对党讲一句假话”［3］（pp.276，201），具体地遵守“就是要在各种具体的情形下面来遵守”；“遵守纪律的重要，恰恰是在自己意见不被通过的时候，或者是有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3］（pp.276，348）。在党的纪律当中，陈云十分重视“四个服从”，并强调这是“党的铁的纪律，也是健全党内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3］（p.348） 

　　陈云十分重视纪律的执行，特别强调要对违犯纪律者予以处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就指出，“有人做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就要给以严肃的批评，以至纪律处分。对于违法的人，例如贪污分子”，要“绳之以法”；“不愿意遵守纪律的党员，害怕铁的纪律的新党员，尽可出党”。［3］（pp.183，196）改革开放时期，针对严重的经济犯罪问题，陈云认为：“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主张“以除恶务尽的精神”，“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于以权谋私者，如果不给以严厉打击，对这股歪风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4］（pp.273，356，332）对日常违犯纪律的行为，陈云也主张从严处理。如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有些农村中有党员集训发误工费的现象，他明确指出：“一切集训、开会要钱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不要再给集训时的误工补贴，凡属要求误工补贴的党员应开除党籍。”［4］（p.332） 

　　陈云关于遵守党的纪律的思想，对于新形势下严明党的纪律具有现实意义。当前，个别领导干部仍然无视党的各项纪律规定，顶风违纪；有的则心存侥幸，认为不会管到自己头上；有的则心存幻想，指望过一阵子继续搞“四风”和腐败。在新形势下，严明党的纪律，既要不断完善党的纪律，确保有纪可依，又要强化纪律执行，使纪律成为真正带电的“高压线”。首先，要完善纪律，这是严明党纪的前提和基础。要根据形势和党建工作的需要，对不适应形势的纪律予以废除或修订，并及时制定新的纪律，确保系统配套、明确具体、务实管用，防止脱离实际、内容模糊不清、滞后实践。其次，要强化纪律的执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中共根据形势发展和现实需要，颁布和制定了一系列纪律，包括政治纪律、财经纪律、组织人事纪律等方面，这些纪律为管党、治党提供了可靠的保障。然而，纪律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执行，进而导致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的发生，其中关键的原因就是执纪不严。要学习陈云那种坚持原则、敢抓敢管的精神，坚决执行纪律，严格按照纪律规定查处违纪行为，真正形成威慑，使纪律成为党员干部不可逾越的底线。 

“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新形势下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勇于纠正错误，敢于同不良习气和错误进行斗争，对此，陈云明确指出：“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3］（p.296）；“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4］（p.371）；“党内不允许无原则的和平，更不允许相互包庇”，在原则问题上要“进行必要的斗争”；“要尖锐一点，不能明哲保身”；［3］（pp.182，272） “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4］（p.274） “反对私人拉拢，搞个人系统”，“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摘，甚至打击报复”。［3］（p.217）这些论述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共产党人对待错误应有的态度，也阐明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具体要求。 

　　如何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陈云提出了不少办法。1947年4月22日，针对“辽东党内存在着组织生活不健全的状态”，陈云强调必须以严肃的原则性对待党内无原则的纠纷，并具体提出了三条意见，即：“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每个党员“必须有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3］（pp.347～348）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此，陈云提出首先要从领导做起，不能只说下面不好；批评下级要慎重，注意场合；要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坚持原则；要客观、全面，实事求是，看本质，而不能只看局部，看现象；要诚恳，以诚待人；要主动、及时，“一次不行就几次”［3］（p.272）；等等。 

　　当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仍然面临不少问题。一些地方和单位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分散主义、个人主义盛行，有的搞家长制、独断专行，以至一些人不知党内政治生活为何物，是非判断模糊。［6］在新形势下，陈云关于增强党内生活严肃性、原则性的思想，对于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具有现实启示：第一，要讲政治。讲政治，首先要做到自觉维护中央的权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并且落实到具体行动中。第二，要讲原则。面对违反党纪党规的错误行为，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讲真理，不讲面子，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反对假大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防止党内政治生活随意化、庸俗化、娱乐化。第三，要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有力武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首先要带头自我批评，批评要注意对象、场合、时间，要客观、全面、及时，要从大局出发，以诚相待。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新形势下要持续深入改进党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注重党风建设，毛泽东、邓小平都做出过重要论述，陈云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早在革命胜利前夕，陈云就提出干部子女要安分守己，不得有违法行为。1980年11月，陈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4］（p.273）这一论断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揭示了作风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又直面改革开放条件下党风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把党风问题上升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陈云的这一论断提出后，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致认同，成为全党的共识。 

　　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出台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狠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蔓延势头，作风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同时，作风建设取得的成果是初步的，产生作风问题的体制机制因素尚未完全根除，深层次问题没有从根本上破解。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持之以恒地、深入地加强作风建设，特别是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陈云关于党风问题的论述对于新形势下持续深入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首先，要深刻认识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时至今日，仍有少数党员、干部认为只要不搞腐败、不贪污受贿就没问题。实际上，腐败问题往往是由作风问题发展而来的。作风问题不仅影响执政党的形象，而且有损党的执政能力，不利于提高执政成效。其次，要深刻认识到作风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党的作风建设，切忌有一劳永逸的心理，要持续抓、持久抓，方能取得成效。再次，要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制度化，仅靠教育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制度的约束。 

“各级党委和纪委负有重大责任”，新形势下要 

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 

　　从管理学角度讲，任何一项工作必须明确到具体的部门和个人，否则就无法得到贯彻和执行。从严治党也必须落实到各级党委和纪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在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期间明确指出：“对争取党风根本好转”，“各级党委和纪委负有重大责任”。“各级党委只有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抓精神文明建设；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严肃党纪、政纪，党风才能根本好转”。［4］（pp.356～357）如果某个单位或地区歪风邪气大量存在，而又长期未得到纠正，那就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同那个单位和地区的党委领导有关。陈云不仅强调党委和纪委有责任，而且主张对不履行责任的党委和纪委追究责任。他指出，“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无论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4］（p.356）这些论述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党委的领导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但实际上已经包括了这一内涵，对于新形势下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当前，有的地区和单位的党委、纪委仍然存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不到位的问题，有的党组织对作风、腐败问题视而不见、避重就轻，发现问题不提醒、不纠正，甚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等等。这些现象存在的原因，实质上是没有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各级党委对所在地区和单位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有全面的领导责任，要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在选人、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强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人要管好领导班子，管好自己，当廉洁从政的表率；等等。［7］纪委要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反腐败工作，监督检查相关部门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查处腐败问题。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必须要完善并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明确党委、纪委的具体责任，健全责任分解、检查监督和倒查追究的程序，做到有错必究、有责必问。 

　　综上所述，陈云对从严治党做出了许多论述，其中不少已经成为全党共识，并融入中共管党、治党的具体工作中，因此，可以称之为陈云的从严治党思想。陈云的从严治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的成果，是毛泽东、邓小平党建学说的重要来源，也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形势下，研究和学习陈云的从严治党思想，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 引 文 献］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页。 

　　《研究部署加强新形势下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人民日报》2013年1月29日。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