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前进发展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一向发挥着其他社会阶层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他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新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科技进步决定论”等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的新观点、新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境界。深入研究江泽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对于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极为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提出“科技进步决定论”,实现了党对知识分子定位依据的新飞跃

　　知识分子是科学文化、科学技术的活的载体,对科学文化、科学技术的正确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知识分子进行科学定位的重要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1〕,“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2〕,“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3〕,因而在他们的视野里,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地位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把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进行新的概括,得出诸多新的结论,为知识分子进行科学定位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4〕并号召全党进行一场“技术革命”:“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5〕“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6〕

　　邓小平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以及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基本观点,而且还根据当代科学技术的急剧发展和对生产力发展巨大促进作用的事实,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进一步昭示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生产力开拓者的重要地位。他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7〕“依我看,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8〕

　　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有着长期的科技工作实践,因而在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上更是有着自身的深切体会。在深刻认识当代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科学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他逐步提出了“科技进步决定论”,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科技进步对当代生产力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快速转化,越来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基于此,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9〕;“科技进步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并且正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广泛而深刻影响"〔10〕。

　　第二,科技进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江泽民同志认为,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给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给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看,科学技术、特别是科技的进步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11〕。

　　第三,科技进步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江泽民同志认为,科学技术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同时也必将导致社会政治、伦理乃至各种制度的创新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深刻变化,因而“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12〕。尤其从精神文明领域来看,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现、新发明,不仅对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等产生了越来越巨大的冲击。因此,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更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13〕。江泽民同志的“科技进步决定论”,从生产力发展

　　与生产关系变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领域,对科学技术的决定作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读,完全符合当今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以崭新的时代特色和更加科学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实现了新时期党对知识分子定位依据的新飞跃。

　　二、诠释“知识分子使命论”,实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社会作用认识的新提升

　　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成员中掌握较多科学文化知识、思想意识较强的脑力劳动者群体,因而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广大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不可或缺作用的事实,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关于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深刻指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阶级都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14〕;“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5〕;“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16〕。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进一步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17〕

　　邓小平更加注重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18〕,尤其是“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9〕,从而赋予了广大知识分子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使命。在他的思想指导下, 1985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转发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大量吸收优秀知识分子的报告》明确规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我们党的依靠力量。”〔20〕

　　基于对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主导作用的深刻认识,江泽民同志从不同的视角,多次高瞻远瞩地论述了我国知识分子应该担当的特殊历史使命,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知识分子使命论”。

　　1990年5月3日,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江泽民同志发表了《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的重要讲话,首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当代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使命,即从实际出发,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深化对国情的认识,不断对人民群众的实践进行理论概括,掌握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努力掌握、推广、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依法参加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21〕他还特别强调,“同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较,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自己的知识分子提出如此广泛、如此迫切的要求”〔22〕。“今天,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更是不可能的。”〔23〕

　　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对我国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他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24〕因此,“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25〕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对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又进一步作出了新的高度概括:“知识分子要加强学习,提高自己,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同广大工人、农民一起,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建功立业。”〔26〕

　　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当代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要“继续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努力担当起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27〕。2002年5月,他又深刻阐述了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我国科技界知识分子的光荣历史使命:“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努力为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为维护和实现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贡献智慧和力量。”〔28〕

　　在党的历史上,这样多次、全面、系统地概括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无疑具有极其特殊的现实意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是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伟大使命,又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应尽职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本身就统一于党和人民的伟大使命之中,并由此承担更加重要的历史责任。对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的科学阐释“清楚地表明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重任放在了知识分子的肩上”〔29〕,充分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崇高社会价值的高度认同和殷切期望,从本质上实现了党对知识分子作用认识的新提升。

　　三、深化“两个尊重论”,实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核心内容的新拓展

　　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理论体系中,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论述相对较少,列宁、斯大林等人虽然结合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提出了“教育、帮助和团结”的知识分子政策,但是限于社会历史条件,其实践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总结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实践经验,逐步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深刻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30〕“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

　　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31〕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多次谈到: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3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知识分子工作指导方针,并特别强调:“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33〕同时,他还认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是一句空话,光讲不行,必须逐步从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措施,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在他的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及中央组织部先后出台了《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在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上层爱国人士中发展共产党员问题的决定》等诸多文件,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指导方针逐步成为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内容。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全面贯彻落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指导方针,首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出发,将其正式确定为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1990年8月14日,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34〕1993年5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会见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代表时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归结到一点,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35〕

　　其次,以创造更加有利于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知识分子施展聪明才智的良好环境为目标,鼓励和引导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要努力创造更加有利于知识分子施展聪明才智的良好环境,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36〕在1995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他又强调指出,“要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形成学科技、用科技的新风尚。”〔37〕一年后,在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他再次强调:“为使各类科技人才充分发挥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信任、关心和爱护他们,努力为他们提供适宜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还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38〕

　　最后,在全面贯彻落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指导方针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尊重”的“新”论断:“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39〕这既是为了进一步充分发挥和调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类人才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人才的迫切需求,也是对“两个尊重论”深化拓展中最突出、最重要的一点。从内在逻辑来看,“四个尊重”的“新”论断把劳动和知识、人才、创造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内在统一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归宿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劳动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一切知识的来源,更是人才、创造的基础,尊重劳动实际上是对知识、人才、创造的尊重;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知识、科学技术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推动作用,尊重知识有利于加快发展生产力,逐步缩小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广大知识分子是人才的主体,也是知识的传承者和创造者,尊重人才不仅仅是对知识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对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种人才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尊重;尊重创造,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尊重人的创新精神,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40〕。

　　总之,从两个“尊重”到四个“尊重”,从根本上实现了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核心内容的新拓展,真正“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可贵理论品质”〔41〕,在一定意义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四、确立“人才第一资源论”,实现了党的知识分子成长成才理论的新跨越

　　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认为,要积极关注知识分子的成长、成才问题,培养造就无产阶级事业的新型知识分子。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成长、成才,将其视为一项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任务。他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向广大知识分子提出了走“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的成长、成才道路要求,并逐步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毛泽东认为,虽然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也存在着自视清高、自命不凡、对艰苦斗争缺乏准备、瞧不起工农群众、不愿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弱点,因此他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42〕并把是否与工农相结合作为判断一个知识分子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他还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成长过程中,不仅要与工农相结合,而且还要与实践相结合,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成为一个适合革命事业发展需要的“完全的知识分子”〔43〕。

　　邓小平在肯定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应当走“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的成长、成才道路的同时,依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条件的新变化和当代知识分子的发展现状,提出了衡量知识分子的新的政治标准,即“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44〕。在此基础上,他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类人才的成长、成才上面。他认为,为了实现经济上和政治上等多方面的要求,“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

　　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45〕;“在努力提高现有科学技术队伍的水平,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的同时,大力培养新的科学技术人才”〔46〕;“也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47〕。在全面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两个结合”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精辟概括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和精神风貌: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深入实际,深入工农:追求真理,锐意进取;艰苦奋斗,乐于奉献,并进一步明确指出,“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展示出我国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正确道路。这就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48〕不仅如此,他还结合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特征,对知识分子的成长和成才之路又进行了诸多新的阐述,突出表现在他的“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思想中。

　　第一,从“治国安邦”、“执政兴国”的高度,全面评价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种人才的重要作用。江泽民同志认为,“人才问题,关系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49〕;“当今和未来的国际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竞争”〔50〕。因此,人才不仅“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51〕;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发展最重要的资源”〔52〕。归根结底,在社会的各种资源中,

　　人才“是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53〕,“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54〕。

　　第二,树立全面的人才观,促进各方面人才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同志认为“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要在国际风云变幻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就必须抓紧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各方面人才”〔55〕。因此,必须更新人才工作的思想观念,“树立全面的人才观”,“克服见物不见人和重使用轻培养的倾向”〔56〕,通过“探索更加灵活的人才工作思路〔57〕,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进一步做好党的知识分子工作”〔57〕,促进各方面人才的全面发展,最终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新情况新变化,做好培养人才、用好人才、吸引人才的工作。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知识分子的学习、择业、工作、交流等活动与市场机制日益结合,国际交往和流动也日益增加。基于这种新情况新变化,江泽民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着重做好培养人才、用好人才、吸引人才的工作。”〔58〕这表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着重点,“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发挥人才作用的并重转向

　　了人才的培养、吸引和使用,从知识分子的使用转向人才的培养、吸引和使用并举。”〔59〕

　　无疑,江泽民同志的“人才第一资源论”,不仅从事关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人才问题的重要性,而且内在地蕴涵着知识分子作为人才第一资源的突出地位和作用,把知识分子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实现了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成长成才理论的新跨越,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的最新认识,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中国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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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33〕〔44〕〔45〕〔46〕〔4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87, 40, 41,151, 322, 95, 96.

　　〔8〕〔19〕邓小平文选:第3卷〔N〕.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74-275, 120.

　　〔9〕〔39〕〔40〕〔49〕〔50〕〔52〕〔54〕〔55〕〔56〕〔57〕〔58〕江泽民文选:第3卷〔N〕.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275, 540, 64, 319, 43, 27, 319, 418, 319, 319, 148.

　　〔10〕〔13〕〔35〕〔38〕〔51〕〔53〕江泽民.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2, 76, 39, 77-78, 94, 77.

　　〔11〕〔26〕〔27〕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25, 35, 124.

　　〔12〕江泽民.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R〕.人民日报, 1990-05-31 (1).

　　〔14〕〔15〕〔4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674, 618, 559.

　　〔16〕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33.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550.

　　〔20〕新时期统一战线文件汇编〔C〕.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0, 231. 74.

　　〔21〕〔22〕〔23〕〔24〕〔25〕〔36〕〔37〕〔48〕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125-126, 126, 125, 233, 233, 233-234, 437, 128.

　　〔28〕江泽民.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大力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一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六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R〕.人民日报. 2002—05—29 (1)

　　〔29〕刘鹏,田世锭.论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贡献〔J〕.松辽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5): 47.

　　〔30〕〔31〕〔4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815, 1082, 816.

　　〔3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225.

　　〔34〕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1224.

　　〔41〕汪文新.从两个“尊重”到四个“尊重”〔J〕.党政干部学刊, 2003. 5, 18.

　　〔59〕韩亚光.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知识分子的科学理论和政策〔J〕.学术论坛, 2005, (6):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