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卢嘉锡，大家都知道他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享誉海内外的科学家，但关于他丰富多彩的人生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那么，这位“科坛巨擘”到底走过怎样的人生之路呢？天资聪颖的卢嘉锡，在小学、中学读书时连续跳级。
不满22周岁考取公费留学
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６日，卢嘉锡出生于福建厦门，乳名“阿狮”。他的父亲卢东启，是当地有名的塾师，设塾授徒，家境虽不富裕，但也衣食无忧。
“阿狮”天资聪明。五岁那年，父亲决定把他收为“入门弟子”，像自己收的其他成年学生一样，跟随自己系统读书。
卢东启对自己的儿子寄予了极大希望，在正式拜师入学那天，给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嘉锡，取《诗经》中“嘉天之锡”之意，意思是“感谢上天的赏赐”。
从父学习的卢嘉锡确实是很爱读书的。他从不把读书当作负担，而是当成乐趣。每天，他一大早就起来读前一天父亲指定让他念的书。早饭过后，他就随着父亲教授的学生一起听父亲授课。
卢东启执教严谨，施教有方，对于任何学生，他都一视同仁，从不给自己的儿子“开小社”，更不放纵、骄惯儿子。他对学生一律要求严格，在学业上对他们一律一丝不苟。父亲这种对于任何人都平等对待的做法，对学生道德培养、学业上进一贯严格要求的态度，对于卢嘉锡的性格和人生观的形成有着很大影响。
１９２６年春，卢嘉锡还不满１１周岁，父亲便送他进入了商密小学。在这里，他主要学习的是算数、英文等近代科学知识。
卢嘉锡进入这所小学后，仅仅在六年级读了一年的书。
１９２７年，卢嘉锡进入育才中学读书。育才中学的前身是育才学社，是福建厦门办得比较早也比较好的新式中学。他诚实、诚恳、热情，但也有自己的性格。由于心思用在学习上，他没有那么多时间与同学交往、玩耍，因此，在同学眼里，他是“若即若离”、“行踪不定”的。卢嘉锡的这个特点，引起了同学们对他的关注，并很快就知道了卢嘉锡的名字。
由于各门成绩都好，他在中学连续跳级，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全部学业。１９２８年，年仅１３岁的卢嘉锡考进了厦门大学的预科组。
在厦门大学预科组，卢嘉锡学习了两年时间，完成全部学业后，于１９３０年毕业，升入本科。厦门大学是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的，治学严谨。陈嘉庚在福建、广东都很有名气，卢嘉锡从小就对他十分崇拜。卢嘉锡在这里不仅保持着刻苦读书的精神，也养成了严谨治学的品格。他读书非常用心，因此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不仅各科成绩都优秀，而且他的微积分和普通化学的成绩十分突出。在厦门大学本科四年时间里，他一直是陈嘉庚奖学金的获得者，并且拿到厦门大学化学和数学两系的学士学位。得到双学士学位，在厦门大学历史上是不多的。
卢嘉锡在厦门大学不光是读书，他还担任了化学系的助教。因为他父亲此时已经逝世，家里经济情况已经不好了，他必须要边读书边工作，和大哥雨亭一起担负起挣钱养家的责任。
厦门大学毕业后，卢嘉锡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出国留学；而在出国留学学校选择方面，他也非常明确，选择中美庚款公费留学或者中英庚款公费留学。卢嘉锡的选择有他的道理：第一，当时英美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科学技术站在世界前列，只有到这两个国家，才能学到世界最前沿的化学知识，进行最富创造性的化学实验。第二，家里经济条件已经不允许他再自费出国留学了。当时报考出国有两条路——自费和公费。卢嘉锡家里再也拿不出赴外国留学的路费和学费了，他只能选择公费。当时中国的公费留学，就是英美两国把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专门资助中国出国留学生到他们国家学习。
卢嘉锡虽然十分聪明，学习成绩也很优秀，但也是考了三次才考取的。第一次，卢嘉锡是在厦门大学数学系主任张希陆教授推荐和鼓励下，参加清华中美庚款公费考试。这次考试，没有考取。卢嘉锡从这次考试失利中寻找自己的差距，回去后边工作边抓紧时间学习。两年后，他报考了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考试。这次英国方面只录取一名留学生，虽然卢嘉锡的考试成绩很好，但屈居第二名，机会与他擦肩而过。这一次，卢嘉锡本来是志在必得的，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他心情十分不好。但卢嘉锡有不服输的性格，很快就静下心来埋头研究学问。他每天除了工作外，余下的时间几乎全部用在学习上。１９３７年３月，他重整旗鼓，第三次赴南京，再次投考中英庚款留学生。几场考试下来，他考了第一名，终于成为第五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这一年，他还不满２２岁。
先后师从两位世界级名师，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在疏散、迁移学院过程中初露组织才能
１９３７年，卢嘉锡告别妻子，告别母校，远涉重洋，到达英国伦敦，进入英国伦敦大学化学系当研究生，并在伦敦大学注册申请学位。
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他就是磁化学和放射化学著名专家萨格登先生。萨格登是英国伦敦大学著名教授，在世界化学界也名盛一时。当时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很大程度上是老师选学生。如果老师看中哪一个学生，即可以找这个学生谈。萨格登在许多学生中选中了卢嘉锡。他很愿意教授这个中国学生，因为他从卢嘉锡身上看到了中国留学生的刻苦和聪明。第一次见面，萨格登就问卢嘉锡：你选择什么研究方向？对这个问题，卢嘉锡早已经思虑很久了，他没有任何犹豫便回答：我选择放射化学。萨格登先生听后十分意外，因为这个方向是化学研究中最难的，一般在伦敦大学学习多年，成绩优异的学生，也都不愿意选择这个方向，而初到英国的卢嘉锡竟然选择了这个方向。他虽然感到意外，但脸上的表情立刻由惊奇变为赞赏。他赞赏这位中国留学生的勇气，赞赏这位中国留学生的眼光，知道这位中国留学生是立志攀登科学高峰的，因为沿着这个最难的研究方向走，才能攀登科学高峰。
卢嘉锡在萨格登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了两年。在这两年时间里，萨格登先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所掌握的最新知识都教授给卢嘉锡。卢嘉锡也刻苦用功，在老师指导下细心研究学问，终于学业有成。１９３９年，卢嘉锡在萨格登教授指导下写出了题为《放射性卤素的化学浓集法》的博士论文，发表于英国国际权威刊物《化学会志》上。这篇论文发表后，在化学界引起重视。因为在人造放射性领域，卢嘉锡是最早实际进行定量研究工作和首次成功地分离出放射性高度浓缩物的化学家，他的这篇论文就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公布出来。实际上，这篇论文的发表，已经奠定了卢嘉锡在化学界的地位。通过这篇论文的答辩，卢嘉锡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后，卢嘉锡迫切希望到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身边工作和学习。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向萨格登教授讲了。萨格登先生亲笔给在美国的化学家、他的朋友鲍林写了一封信，介结了卢嘉锡的情况。鲍林接到信后，表示同意接收这个学生。这样，卢嘉锡便从英国到美国，师从鲍林教授。
鲍林是２０世纪杰出的化学家，当时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卢嘉锡到鲍林身边后，既当鲍林的学生，跟随鲍林学习，又经鲍林介绍，当加州理工学院的客座研究员，实际上是当鲍林的助手。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跟随鲍林直接学习，直接实验；二是可以得到一笔薪水，既解决了自己在国外的生活费用，还可以寄回家里，供家庭生活日常开销所用。
卢嘉锡跟随鲍林学习，并当他的助手，与他共同工作了四年半的时间。这四年半时间，对卢嘉锡来说是一生的财富，并由此奠定了他在化学界的领先地位。卢嘉锡的专业水平很快就被美国政府所了解。１９４４年，卢嘉锡应聘到隶属于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第十三局所属的马里兰研究室。这是美国国家投资办的研究机构，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设备，也集中了一大批科研人才。卢嘉锡在这里能够进行当时最好的实验，发展自己的学问，同时也能在与同事共事中学到许多新知识。在这里，卢嘉锡工作了一年时间，并在燃烧和爆炸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获得了美国科学研究局ＯＳＲＤ颁发的“成就奖”。
卢嘉锡获奖是在１９４５年。他获奖不久，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当时中国国内和平建国的呼声日高。卢嘉锡从小就立志科学救国，他听说自己的祖国已经光复，现在正在准备搞和平建设，便有了归国之心。当年１１月２１日，卢嘉锡打点行装，离开旧金山回国。
卢嘉锡于当年１２月上旬到达上海。卢嘉锡还在美国的时候，国内的厦门大学和浙江大学就都听说他要归国报效，争相邀请他到本校来任教。
１９４６年１月，卢嘉锡从上海到厦门，并探望母校厦大，不想竟再也走不脱了。校长汪德耀先生找到了卢嘉锡，再三恳请他留在母校。此时，浙大校长胡刚复也发来了电报，催促他“早日来杭”。两所大学都知道对方在争卢嘉锡，互相也产生了矛盾，在聘用卢嘉锡的问题上互不相让。两校对卢嘉锡来说都十分合适，但他们一争，反而使自己左右为难，因为他面对的是难于割舍的“情”和“义”。后来经朋友调解，最终卢嘉锡同意在两校都任教，同时担任两校教授，平时交叉往返于厦杭之间教学。
卢嘉锡从１９４６年起开始了自己兼任两校教授的教学生涯，一干就是１４个年头。他主要是培养研究生，但也给本科生讲课。
就在卢嘉锡归国不久，国民党便撕毁了双十协定，挑起了内战。中国进入了解放战争阶段。卢嘉锡回国后，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极为不满，对共产党的主张则十分拥护。１９４８年底，国民党在撤到台湾之前，想要把大陆的人才也带到台湾去。蒋介石亲自拟了一个名单，把中国著名的科学家都列在名单上，卢嘉锡在国内早就有很高名望，自然也被蒋介石列入名单。１９４８年元旦之前，国民党派人劝说卢嘉锡到台湾去。但卢嘉锡却坚决不去。他对同事们说：“台湾我是不去的，我不相信共产党来了我就不能做好工作！”
卢嘉锡终于和厦门大学化学系的学生一起迎来了新中国。卢嘉锡对于人民政权的诞生，由衷地高兴。他从心里拥护共产党，把新中国的建立当作自己获得了新生，立即全身心地投身到为新中国培养人才的工作中去。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台湾的蒋介石经常派出部队到大陆袭扰，派飞机轰炸大陆，派特务到大陆来侦察，甚至烧杀。厦门正好地处南海，与台湾最近，是蒋介石派兵袭扰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情况下，厦门大学的教学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特别是理学院和工学院两个重点学院的教学工作经常受到困扰。为了防止意外，也为了有一个正常的教学环境，厦门大学于１９５１年春奉命疏散。
厦门大学这两个学院正是卢嘉锡领导的。他赞成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教学。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大学一起研究决定：厦门大学这两个学院都转移到闽西的龙岩去，那里靠近内地，又有高山作掩护，为了分散目标，理学院疏散到龙岩东肖（即白上），工学院疏散到龙岩城关。经过一番准备，厦门大学开始了大疏散。在这次大疏散中，卢嘉锡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和很强的组织能力。
他以一个科学家的思维，预先制定了一个详细的疏散计划，然后组织师生按计划进行。在全部疏散过程中，卢嘉锡对每一个环节都进行认真检查，不使出现任何漏洞、任何问题，整个疏散工作一环扣一环，十分紧凑。当师生们经过３００公里的跋涉走到了龙岩时，眼前的景象把大家惊呆了，只见师生们的宿舍、食堂、教室等都已安排得井井有条。卢嘉锡院长站在那里指挥学生们装卸物资，一副大将军指挥若定的样子。卢嘉锡领导才干第一次展现在大家面前，使大家肃然起敬。在卢嘉锡指挥下，理学院和工学院的内迁工作十分顺利，很快就恢复了教学。
当时担任厦门大学校长的是《资本论》翻译者之一王亚南。他专门到理工两学院内迁的龙岩来检查工作，他在对内迁工作表示满意的同时，也第一次发现卢嘉锡的领导组织才能，在内心十分惊奇也十分赞叹。他知道，卢嘉锡决非单纯的学者，在他身上，有多方面潜能。不久，经王亚南提议，卢嘉锡被提升为厦门大学副教务长，兼任理工学院院长，后来又担任研究部部长，校长助理。
担任校主要领导人后，卢嘉锡开始参与厦门大学的重要决策，但是他仍然兼任理学院的领导职务，这样，他就要在厦门和龙岩之间来回跑，还要在龙岩城关和东肖之间来回跑。去厦门有汽车可乘，但在龙岩和东肖之间却只有一条蜿蜒起伏的山路，卢嘉锡走这条路只有步行。在这条路上，他不知往返跑过多少趟。连当地人都熟悉了他的身影了。他去厦门，乘车时也抓紧时间读书。在车上聚精会神地看书，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挑起教学和科研两副担子。
“文革”期间，受到周恩来的保护
１９５９年９月，卢嘉锡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副院长。１９６０年，他又被任命为福州大学副校长，参与福州大学的创办工作。办起福州大学后，他除了担任该校的副校长之外，还担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随着福大的教学与科研步入正轨，卢嘉锡便逐渐将精力转向在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创建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简称“物构所”）上。
１９６２年，物构所的筹建工作基本结束，全所工作转入正轨。这年的年底，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视察物构所。卢嘉锡全程陪同郭老夫妇，向他们作了详细介绍。郭沫若看到物构所发扬艰苦创业精神，迅速建成并取得许多成果后，十分高兴，将途中所作《登鼓山》一诗书赠卢嘉锡，诗曰：
关上耸群峰，闽江一揽中。
人来挝石鼓，我欲抚苍穹。
万岭波涛涌，千帆烟雨朦。
车随山路转，如看万花筒。
郭沫若把这首诗书赠卢嘉锡，表示了他对卢嘉锡的赞赏，也是鼓励他在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途中要不断地前进。卢嘉锡一直牢记郭沫若对自己的肯定、赞赏和期望，将这作为自己不懈奋斗的一种动力。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作为福州大学主要领导人之一和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院长的卢嘉锡自然在劫难逃。他是“文革”中第一批被揪斗的“走资派”之一，经过“文革”初期无数次的揪斗，最后，他被罢免了一切职务，连科研工作也不让他搞了。他被作为劳动改造对象，派到实验室洗烧杯，整理桌椅，搬设备，搞卫生，平时还要刷洗厕所。
虽然身陷逆境，但卢嘉锡从不往别人身上推御、转移，不乱咬别人。当时的造反派经常逼迫卢嘉锡“反戈一击”，要他揭发其他人的所谓“罪行”，都被卢嘉锡拒绝。在危难中，他的正直品格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得到充分的体现。由于他的正直，其他许多领导干部避免了被造反派强加更多的“罪名”，卢嘉锡的许多部下也受到了保护。
当然，在“文革”正在进行时，卢嘉锡也受到了保扩，保护他的是周恩来总理。
当周恩来得知著名化学家卢嘉锡被揪斗，之后又被强迫劳动改造，整天在实验室里洗烧杯、搞卫生，还要刷洗厕所时，他很是痛心。他特意作出指示，对卢嘉锡这样的科学家，要保护。他让身边工作人员给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均打电话，要他把卢嘉锡保护起来。皮定均执行了周总理的这一指示，亲自指示在福州大学“支左”的解放军代表，一定要保护卢嘉锡，不能再让他劳动改造，要让他重新搞科研。当时，解放军代表说话是很有分量的，福州大学革命委员会研究后，于１９６９年的一天宣布解除对卢嘉锡的批判，准许他做些科研工作。消息传来，卢嘉锡自然高兴，但也觉得来得突然，出乎预料。几年后他才知道，这是周恩来总理在保护自己。
卢嘉锡原本就十分敬佩周恩来的高尚人格和伟大情操，这件事更让他牢记周总理的恩德。周总理逝世时，他万分悲痛。在此后的人生中，他始终不忘周总理保护自己这件事情。他曾深情地借改动李白的两句诗来怀念周总理：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周公对我情！
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虽身担国家领导人职务，但依然保持着科学家的本色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不久，“文革”结束。卢嘉锡感到自己获得了第二次新生，把全部精力重新投入到科学研究上去。这一阶段，卢嘉锡主要是在物构所工作。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１年是卢嘉锡在物构所干得最顺心最顺手的阶段。这一阶段，他的精力十分旺盛，专注于科研工作，取得的科研成果很多。在他的领导下，物构所不光科研成果显著，而且培养了大批人才，使这个研究所成为我国原子簇化学研究的中心以及国内外新技术晶体材料的研究中心之一，蜚声海内外。与此同时，卢嘉锡的职务也变了，他除了担任物构所所长、研究员职务外，还当选为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他还于１９７９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卢嘉锡领导科研工作的能力，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早就被中央所关注。中央领导人早就想把卢嘉锡调到更高的岗位上工作，让他发挥更好的作用。
１９８０年，中国科学院党组考虑院长和副院长人选时，过去在科学院工作过的胡耀邦、于光远等人主张，要在一些著名科学家中选人当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这个意见得到中央同意。在当年，中国科学院院长由方毅担任，有四位科学家副院长。其中，童第周已经逝世，华罗庚、严济慈、周培源三人年龄也大了。那时，方毅已经在中央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工作繁忙，又兼国家科委主任，多次表示要辞去院长职务。那么，由谁来接任中国科学院长一职呢？中央在认真考虑。经过一段时间考察、选择，决定，先任命卢嘉锡为化学部主任，调他到北京来工作，然后再进一步任命他为院长。１９８０年年底的一天中午，正在福建物构所工作的卢嘉锡接到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李苏的电话，告诉他中科院党组已经决定任命他为化学部代主任，等到５月开全院学部委员会全体大会时另有任命。
不久，卢嘉锡到北京办事，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找卢嘉锡谈话，提出要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的院长。面对如此重任，卢嘉锡犹豫了，他表示：自己一直工作在结构化学领域里，当中科院化学部的代主任还行，要当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是不能胜任的。但是，李昌讲，这已经定了。卢嘉锡感谢中央对他的信任，但还是认为自己不能胜任院长一职。他回到住处，写了一封辞谢信，让科学院办公室转交给方毅。方毅看了这封信后，马上找卢嘉锡谈话。方毅和卢嘉锡早在少年时代就是小伙伴儿。后来一个参加了革命，一个则继续念书。二人一见面，自然是十分亲切。方毅一见面就说：“你成了大科学家了。”卢嘉锡则笑着说：“你当了大官了。”接着，方毅对卢嘉锡进行说服工作，谈了很多最切近实际问题的实话，使卢嘉锡十分信服，也有了信心。最终，卢嘉锡被方毅说服了，同意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领导班子的变动，需要通过学部委员大会改选的方式。１９８１年５月，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彭真、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开幕式，会后，卢嘉锡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在充分体会了光荣感和责任感的同时，卢嘉锡更多的体会是紧迫感。因而他加快了工作步伐。
１９８１年，卢嘉锡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１９８２年中国第一个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诞生后，卢嘉锡出任首届主任。不久，经中央批准卢嘉锡兼任中科院党组书记职务。同年，他还兼任了《结构化学》主编，担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他的国际兼职和重要社会兼职也多了起来，并且获得一系列国际荣誉和学衔：１９８４年被选为欧洲文理学院外域院士；１９８５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和该院理事会理事；１９８７年荣获比利时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称号；同年接受英国伦敦市立大学授予的理学名誉博士学位；１９８８年１０月被任命为第三世界科学院副院长，是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位中国科学家。１９８８年，他出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华侨委员会主席；这一年，他还当选为农工民主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后来，又历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名誉主席。此外，他还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欧美同学会会长等职。１９９３年３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１９８８年，卢嘉锡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卢嘉锡进入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肩上的担子重了，也更加忙碌了。
作为国家领导人，卢嘉锡仍不失科学家的本色。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之前，卢嘉锡就已经在物理化学、结构化学的研究方面站在了世界化学研究的前列。他提出的分子结构定理和理论分析，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担任院长之后，他没有放弃科学研究，仍然研究化学最前沿的学术。他还带学生，主持国家重点课题，与一些重要学者合作攻关。但是，担任科学院院长的他，更多的是把精力投放到指导全国科学研究之上。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他考虑的问题已经是如何使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问题了。在这方面，他也具有战略眼光。在１９９１年的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上，他代表农工民主党第一个发言，题目是《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其中第一个小标题就是“树立科技兴国”的意识。他强调“兴国先育才的战略”和“兴国大计教育为本”，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卢嘉锡的发言博得全场四次热烈的掌声。
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卢嘉锡，在工作方法上也体现出科学家的风格。他参与国家重要问题的研究，参与制定重要决策，解决重大问题，总是进行缜密思考，反复研究各方面情况，对一些重要数据进行反复核对，对一些事实进行分析，之后，进行细致论证，提出的方案也逻辑严谨，充满辩证法。
卢嘉锡从心里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科学工作者。他从没有把自己看作一个官，没有任何官架子，也从不搞任何特殊，对自己，对子女，要求都特别严格。他担任国家领导人，就是坚持一条：以一个真正科学家的科学精神要求自己。这从他专为自己题写的一幅座右铭中可以看出来。这个座右铭是：
“吾日三省吾身：为‘四化’大局谋而不忠乎？与国内外同行交流学术而乏创新乎？奖掖后进不落实乎？”
这个座右铭中，体现在一个担任了国家领导职务的科学家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境界，也体现出科学家身上固有的一种科学精神。
２００１年６月４日，卢嘉锡因病在福州逝世，享年８６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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