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还是教育家，他的大半生是在学校的讲坛上度过的。从中学到大学，从国统区到解放区，从北京到长春，他呕心沥血教书育人，以自己丰富的知识和满腔的心血培养了一批批学子。公木曾说：一生最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最看重“教师”这个称呼。他确乎与教师和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在山东、河北等地的师范和中学教过书，抗战期间又曾在延安承担过抗大、鲁艺的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吉林大学的教学和领导工作。回顾往事，公木说：“我的一生应该说是一个教员。写诗都是业余的。我教过小学（在北师大预科时到小学代过课），在山东、河北教过四年正规中学。抗战开始后，在抗大、鲁艺讲过课。以后到东北，主要是办大学、搞教育。后来调到鞍钢，也是从事职工教育工作。1962年到吉林大学，全副精力都用在教学岗位上。”他仅在大学就工作了40多个春秋，终生以教师为己任。

　　公木无愧于诗人、学者、教育家的称号，那么，他的为人如何呢？对此，他的好友臧克家用“绝不随风飘荡的人”来评价他。的确，公木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是一个决不随风飘荡的人。

　　公木1930年1月加入共青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0年8月1日，刚加入革命队伍不久的公木，响应北平地下党号召参加“暴动”和“飞行集会”，暴动失败后和50名同志被敌人逮捕，关进北平警备司令部监狱。阎锡山已决定将这批政治犯“祭刀”，只是时局发生变化，蒋胜而阎败，才侥幸保全了性命。半年后因参加抗日救亡集会，再次被捕，羁押于北平市公安局，一个月后被保释。1933年春天，他参加革命活动的踪迹被敌人发觉，警察已派人到北平师范大学抓他，幸亏地下党传信早，他爬上老槐树翻墙逃跑，才没被抓住，跑到山东滋阳乡下，边教书边躲藏，过了两年隐蔽的日子。抗战爆发后，几经周折来到西安，忍痛把唯一的女儿寄养在不知姓名的老乡家里，在山西打一段游击，受组织委派护送女同志来到延安。1939年七八月间，在延安和郑律成合作创作《八路军大合唱》一举成名，荣任胡耀邦直接领导下的军委直属政治部文艺室主任。1942年做为唯一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代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抗战胜利后，奉派到东北创办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创立发展做出了贡献。1953年在鞍钢搞职工教育颇有成效，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1954年10月，周扬出面调公木到北京，接替丁玲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1958年夏，公木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的身份，赴匈牙利、罗马尼亚访问，宣传党的“双百”方针及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情况，回国后自己却被划成了右派，开除党籍，降为行政15级，下放到吉林省图书馆劳动改造，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坎坷人生之路。在被划为右派的岁月里，他处处招人白眼，劳动改造受人监督，作品不能发表，偶有发表也不能署名，“文革”中又被关进“牛棚”屡遭批斗。

　　而这所有的不幸和挫折都没有改变他的信仰。公木1930年入团、1938年入党，自从选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就没有改变过。坐过牢，被通缉过，甚至有被杀头的危险，都不能使他改变信仰。即使被党组织多次错误处分，直到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也没有改变信仰。他在一首诗中披露心声：“一从结发读宣言，便把头颅肩上担。遵命何如革命易，求仁自比得仁难。穷途未效阮生哭，晚节当矜苏子坚。问俺早知这么样，早知这样也心甘。”被开除党籍远离组织，他依然心在组织内，依然照一个党员的标准行事，“肉烂依然锅里滚，船翻犹自岸边行”。这是因为他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他说过：“你看那黄河，从发源地下来，曲曲折折，拐了多少弯，但它依然奔腾向前，终将流入大海。”同样，挫折也改变不了他的真理追求。他说：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一定是真话。说真话是求真理的前提。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他对政坛的一些风气不满，有感于有的领导干部不愿听真话，他几次以诗的形式，反映心声。

　　斯人已去，让我们记住这个绝不随风飘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