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国家组建核武器研究院，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进行研制攻关。为了确保这项重要尖端事业的成功，国家决定从全国各地的有关部门，选调各类专业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选调中，邓稼先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被选调到核武器研究院，我则从四川成都铁道部第二设计院被选调到该院。我们就这样走到了一起，我们的人生道路从此也发生了重大转折，有机会在中国核武器领域中，发挥自己的才智。

　　在劳动中相识

　　邓稼先是安徽省怀宁县人，生于l924年。l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北京大学担任助教。1948年10月前去美国留学，进入普渡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邓稼先在留学期间，表现出他的聪明才智，他撰写的博士论文《氘核的光波蜕变》，于l950年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该校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年仅26岁。

　　1950年，邓稼先回国，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那时，近代物理研究所像邓稼先这样的年轻人，具有博士学位的只有他一个人。他如此年轻又有博士学位，令人羡慕，年纪大的前辈科学家，如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等人，有时高兴地称他为“娃娃博士”。

　　1958年，邓稼先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他被调到核工业部核武器研究院，担任理论部主任。当时，我也从四川成都调到北京核武器研究院。我记得报到时，一进院子眼前是一片建筑施工的景象，热火朝天，人来人往。来院报到人员安顿下来后，就到施工现场参加劳动。

　　不久，在劳动中我认识了邓稼先。开始，他给我的印象是朴实、随和、憨厚，脸上经常是笑呵呵的表情，说起话来也带着微笑。他的一身着装是标准化的蓝色中山装，有时衣服上还有点污渍，完全看不出他是从美国回来的博士。

　　在劳动中，邓稼先同全院一大群大学生、研究生一样，为建筑工地的师傅们当壮工，整天挖土、推车、和泥、搬砖头瓦块和建筑材料。开饭时，大家都快步走进食堂，因为已是饥肠辘辘，抓起窝窝头就咬，狼吞虎咽，再喝上两口菜汤。经过努力，办公楼、存放原子弹模型的库房、食堂、宿舍等，先后盖好了。在那个特殊年代，劳动改造世界，吃苦最光荣，我至今还有印象。

　　不久，院里正式任命邓稼先为理论部主任。那时，从院长到他部下都叫他老邓，没有人叫他邓主任。理论部的年轻人在研究中有了什么心得，马上推开他的门，进门就大声叫“老邓!老邓!”

　　从1958年开始，邓稼先好像突然消失了似的，物理学的讲坛上再也见不到他了，与亲朋好友也没有了来往。邓稼先在北京核武器研究院院部钻研了一段时间后，来到青海金银滩大草原核武器研制基地，奔波于新疆罗布泊大荒漠、国家核武器试验靶场。

　　对原子弹、氢弹的基本理论进行攻坚

　　核武器研究院开始下设三个大部门，即理论部、实验部、总体部，后来随着工作的展开，将总体部又分为设计部和生产部，这样研究院就设四个大部门了，各个部都配备了许多有才华且善钻研实干的才子。

　　有的人说，四个部好比四匹马，四马奔腾，理论部应一马当先。应该说理论部是个龙头，因为原子弹的理论必须首先攻下，只有尽快将原子弹的理论通过计算论证，对原子弹中许多理论逐一研究计算准确，其他各部门的工作才有所依据。

　　原子弹的基础理论甚为奥妙复杂，包括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送等，邓稼先团结带领全部人员，对原子弹特有的物理进行了大量的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出了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究核武器的第一大步。

　　但是，理论部的工作开始非常困难，无任何资料可参考。当时核武器研究院有一本钱三强从国外带回来的俄文书，书名是《超音流与冲击波》，这是全国唯一的一本。邓稼先和他的部下就从这本书开始，十分虔诚地翻阅这本稀世“宝贝圣书”。

　　在和大家钻研原子弹理论的同时，邓稼先经常对大家这样说：“我们研制原子弹，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所在，现在我们只能依靠自己来完成。”“干我们这个工作，都要有思想准备，都要甘心当无名英雄，一没有名，二没有利，还要准备吃苦，做出的科学技术成果，绝对不允许发表论文……”

　　方案终于诞生了，邓稼先在这份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理论部研究的原子弹理论，必须要经过计算才能得到论证。但是，当时的计算手段十分可怜，全院只有一台从苏联买回来的“乌拉尔”型小容量的计算机，整天处于调试状态，唯一可以用上的就是四台手摇计算机。邓稼先挑选数十名年轻精干的大学生，一天三班制，昼夜不停地摇动计算机，对每一个计算题进行不停的计算，息人不息机。

　　到1961年，正当原子弹理论计算工作深入展开攻关时，更大的困难来了，国家发生了严重经济困难，但是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工作绝对不能停下来。年轻的技术骨干紧张繁忙地工作，他们的体能消耗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夜晚的工作，更是难以支撑。邓稼先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他也是无能为力，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尽力而为。当有的年轻人对着他喊：“老邓!老邓!我们饿!我们实在太饿呀!”时，邓稼先便到研究院大门口用自己的钱高价买几包饼干，给每个人分上几块。后来，邓稼先的岳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支援了他一点儿粮票，他把这些粮票拿出来，看哪个人计算得又快又准确，就奖励几两粮票给这位年轻人，以此鼓舞士气。今天的人也许无法理解当时的几两粮票的意义，但当时在理论部，在研制攻关原子弹的科技人员中，那可是最高的奖赏。

　　1963年，通过无数次的计算、论证，有的课题可以说是计算再计算，论证又论证，最后得到了可靠而准确的数据，理论部终于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邓稼先在设计方案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时，他刚刚39岁。

　　1963年，当时我是研究院的学术秘书，兼做一点儿朱光亚副院长的助手工作，这份设计方案由理论部送到我手中，我仔细拜读以后，异常兴奋。

　　此设计方案，经过院领导审阅后，又交给我，我将此绝密文件登记后，送交院保密保卫处赵处长单独保存，不经由保密室，不按照通常文件处理。

　　氢弹是利用原子弹作为扳机，由原子弹裂变释放出来的极高温、高压对氢弹的热核材料进行聚变反应，进而产生威力极大的能量。只有原子弹研究成功，氢弹“点火”起爆才有可能。

　　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几乎在原子弹研究攻关阶段，钱三强等科学家预见原子弹准能成功，事先就组织科技尖子成立了氢弹的探索小组，在中国科学院开展理论探索研究工作。

　　氢弹探索小组集中了中国许多优秀的物理学人才，如后来“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于敏、黄祖洽、何祚庥等人。经过一段时问探索工作以后，l963年在原子弹的理论突破后，全组人员归到了理论部，由邓稼先、周光召直接领导，正式进行氢弹的理论研究攻关。

　　于敏是氢弹攻关理论计算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是邓稼先的好友和得力助手，他们带领全组人员，昼夜不停，不知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的计算、论证，氢弹的奥秘终于被他们解开。

　　氢弹有大量的理论计算工作，有许多人力无法计算的方程式，国家为了照顾氢弹的理论计算，将在上海的国家唯一一台大容量J-501计算机，特批出一部分时间让理论部使用。l965年底，于敏带领攻关小组去上海，经日夜奋战，终于在计算机上解开了方程式，突破了氢弹的谜底。当于敏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正在西北某地的邓稼先时，老邓当时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高兴得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他马上赶往机场，买了当天的机票直飞上海。到了上海，当邓稼先仔细看完计算出来的数据后，确认氢弹的奥秘真的被突破了，他再一次手舞足蹈起来，并拿出自己的工资，请全组人员吃了一顿庆功饭。

　　随后，邓稼先和于敏等人，携带着氢弹计算数据乘飞机由上海直飞西北核试验场，向在现场视察工作的有关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并参加了决策会议。当时在现场的核工业部副部长刘西尧拍板，按此计算的理论方案着手进行氢弹原理的冷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