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孙家栋，1929年生，中科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探月工程高级顾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我国卫星事业和深空探测事业的开拓者，参与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他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和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总体设计，是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并担任月球探测一期工程的总设计师。

　　听说过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传奇人物。见过他的人，都忘不了他那温和的笑容、温暖的大手。　　 

　　他是最年轻的“两弹一星”元勋，也是最年老的卫星工程总设计师。　　 

　　“东方红一号”开启中国太空时代，“嫦娥一号”迈出中国深空征程，40年100余颗中国星，他的“孩子”有34个。81岁时，他又拿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他给自己打3分，在5分制里，这是个及格分。

　　他就是孙家栋。　　 

　　不是起点的起点

　　2009年3月5日，钱学森给孙家栋写去一封信，98岁老人亲手签了名。信中说：“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地祝贺！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

　　孙家栋一字一句细看，为钱学森在信中7次提及“您”这个称呼感动不已，心绪难平。

　　1967年7月29日，一位姓汪的部队参谋驱车直接找到孙家栋，讲明来意，传达指示，随后又直接将他从北京南苑送到当时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从造导弹到放卫星，人生的转折，似乎也只是十几公里的距离而已。

　　由钱学森推荐，在导弹设计领域已小有名气的孙家栋，38岁时受命领衔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现在看简单，但那个年代第一次搞，就连一个满足质量的简单的21芯插头都找不到。工业水平、科技水平都有差距。”　　 

　　孙家栋回忆说，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判断，要求无论如何也要在1970年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天。但从当时情形看，已经取得不错成绩的科学院卫星研制工作由于受“文革”冲击几乎停顿。同时，由于卫星方案内容很多，加大复杂程度，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条件。卫星上的各种仪器研制进度不一致，一查有的仪器，甚至还没开始动手做。按照既定方案继续，到1970年很难完成。

　　聂荣臻元帅万分焦急，于是找到钱学森，一定要在1970年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天。　　 

　　“钱老组织我们反复研究，最后得到一致意见，就是确保1970年第一颗卫星上天，方案需要简化。第一颗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也掌握了航天技术。时间来不及，科学目标可以让下一颗卫星来实现。”孙家栋说，这样卫星里面的仪器简化到最低程度，“感觉到可以拿下来。”

　　“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寥寥12字，简洁概括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技术方案和目标，以此形容初次接触卫星的技术负责人孙家栋也十分贴切。

　　当时的孙家栋就展露出擅长总体协调的能力。他选定的来自不同单位的18名技术人员，后来成为中国卫星发展史上著名的“十八勇士”，得到了毫无争议的认同，人们还敲锣打鼓把这些技术人员送来。

　　“那时候分歧厉害，提名很难，最后凑巧，群众对名单没什么意见。”分析原因，孙家栋谦虚地说，“从工作需要出发选人，人们自然通情达理。” 

　　随后，他又重新制订了“东方红一号”的总体技术方案。方案需要有人拍板，孙家栋找到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直率而恳切地说：“你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你们定了，拍个板。我们就可以往前走。”

　　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许多卫星产品研制单位流行把毛主席金属像章镶在生产工具上，继而又镶到产品上。这导致卫星重量超重，也极大影响卫星质量。虽然事关重大，但验收产品时，谁也不敢说出“毛主席像章影响卫星了”这句话。

　　孙家栋去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卫星进展，为了是否该如实汇报像章的问题，他想了一夜。汇报时，图纸铺在地毯上，孙家栋蹲着给周总理讲解。周总理听得入神，也蹲下来细听。孙家栋趁机提了像章的事情。周总理听后同在场的人说：你们年轻人对毛主席尊重热爱是好事，但是大家看看我们人民大会堂这个政治上这么严肃的地方，也不是什么地方都要挂满毛主席的像。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挂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周总理一番话，最终解决了一个棘手难题。

　　1970年4月24日，卫星发射上天并成功入轨，传回人们熟悉的《东方红》乐曲，举国欢腾。中国从此迈入太空时代，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自主研制并发射卫星的国家。消息传来，短时间内，天安门广场就挤满了激动万分的人群，人们争相传看人民日报号外。

　　比较公允的评价是，如果按照原来方案，东方红一号卫星不可能在1970年发射成功，有人说，“没有孙家栋的这两下子，卫星发射可能还要再等几年”。

　　“十八勇士”之一、后来成为神舟飞船总设计师的戚发轫说：“孙家栋是小事不纠缠、大事不放过的人，跟他在一起痛快！”

　　已故的“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院士曾说起，孙家栋在年龄上虽然要比我们年轻许多，但他为人处事很谦虚，很低调，很注意用分析的态度倾听不同意见，所以在学术界经常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

　　对孙家栋而言，“东方红一号”，意义最特殊，最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