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铐”、“闷罐车”、“热水拌猪食”

　　和老人谈到了“文革”——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两弹一星”历史不能规避的一部分。

　　他主动提起的都是“亮点”：1966年10月“两弹结合”成功完成；1967年12月我国新原理氢弹成功起爆。

　　“其实那时科研队伍已经分成两派，一个叫‘草原红色造反总部’，一个叫‘革命联合造反总部’。我当时当领导，以为团结大家会很困难，后来去了，没什么困难!上面一再交代，你们去外场搞实验，就一心一意搞实验，不要考虑政治问题，连谈都不要谈，一定要作为一个纪律来执行。”

　　当时的背景是，作为中央专门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总理为确保“两弹一星”事业少受干扰，为保护科研人员，提出了对政治问题不争论的要求。俞大光感激这个英明决断：“果然是，谁都不谈，都很遵守，以科技为重，技术上非常团结，不出差错。后来聂荣臻表扬了我们，说大家都很遵守纪律。”

　　当然，这只是他“文革”记忆中最好的一部分。概莫能外，他的“历史问题”马上就被“揭发”出来：仅在解放前有过一次照面的族人“俞大维”，莫名其妙地成了他命运的劫数。当时有人公开放言：“连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弟弟都混进来了，国防科研单位并非一清到底！”

　　1967年末，在一次“空投”实验后，俞大光被停止了工作。“不让我工作了，让我‘坐走廊’，让我交代问题。”“坐走廊”之后是上“学习班”，上“学习班”之后是进监狱。1970年1月，他被戴上手铐押送到西宁南滩监狱；一个月后，又被绳捆索绑地押回研究院，关进了“小黑屋”。

　　睡地铺，读毛主席语录，交代问题。门外专门有人巡逻监视，时不时要被喊出来挨批斗。喝得水时常不给送，吃得饭时饭有时已发馊。一次在批斗中，他因为长时间弯腰而昏倒在地，而另一次更危险——因为被故意扣紧的手铐锁了三天，一双手血液受阻，差点残废。

　　想问问老人，驼背是否也与当年挨批斗有关？话到嘴边还是咽下了。耄耋之年的老院士，显然更愿意说些积极的事情：“让我交代的有历史问题，有个人问题，有家庭问题，就是没有技术问题。”他很自豪，即便在“莫须有”三字横行的年代里，在工作上也找不到他任何纰漏。

　　1970年末，九所开始了由青海211基地向四川902基地新址的第二批搬迁。戴着手铐的俞大光，从西宁颠簸到了绵阳。

　　和他坐在同一车厢里的都是同事和熟人——但似乎难用“尴尬”来形容氛围。其他人有的戴手铐，有的坐过走廊，有的曾被隔离审查，有的准备接受劳动。一种黑色幽默烟雾般地从四十年前的历史中渗透出来，老人说，“那时候谁都不说什么，我想，反正就是磨一天算一天吧。”

　　当然，并没有“磨一天算一天”。“文革”后半段，俞大光一直坚持书面或口头反驳所里给出的错误处分，坚持申诉对自己的审查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即便在工作上被“闲置”、不得不从事最基本的体力劳动时，他还是坚持活出自己的态度。

　　1971年夏天，“风向”稍有改变，俞大光终于离开了“小黑屋”，开始放羊喂猪。他没把这当成苦差事，而是悉心向食堂管理员请教养殖方法，每天将猪圈打扫得干干净净。到了寒冬，他还摸索出了一套“热水拌猪食”的方法，养出来的猪膘肥体壮。即便喂猪，他也是专家级的“猪倌”。

　　1972年6月，俞大光重获自由并返回工作岗位，也得以与家人重新团聚。直到1979年，他的问题才完全平反，所有“莫须有”的罪名被洗刷干净。

　　这艰难岁月中的每一个时间点，他都清楚记得，但并不愿向记者复述。问及，他会轻描淡写，不问，也就乐得跳过。

　　人们看到的，只是又以饱满热情投入到国防尖端武器研发中的俞大光。价值和信仰不被艰难人生所残损，相反，在时代漩涡中张弛，仍旧不失本心——这是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