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50年代初期，知名小麦育种专家蔡旭出任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主任，他为人低调，忠于职守，长年在小麦试验田里。北京市高校党委会1953年4月一份内部工作报告中客观评价他：“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凭着出众的选种专业能力，他选育的优良品种直接让广大麦农受益，让土质情况并不良好的华北地区的小麦收成有了保障。据1957年3月北京市高校党委会评估，他培育的品种已经推广到1700万亩以上。

　　但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一直把蔡旭视为“和党有距离”的思想落后教授，有一任党委书记曾经极为蔑视地说，蔡旭能育出好种，就是碰运气。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京高校存在一个现象，就是凡是对教授有诚意、有相助之心的党委书记，往往最后总被视为右倾而落难，政治结局都不是太好。北京农业大学在北京是一个“左祸”厉害得出名的单位，施平做了几年书记就难以为继，逐渐控制不了学校大局。他与知识分子交好的温和举动不被上级喜欢，1959年底在反右倾运动中挨批时，他自己检讨说：“在学术上帮资产阶级教授吹嘘，替他们争地位、争待遇，使他们改造受影响。”

　　1953年施平的到任及带有温和性质的施政，改善了蔡旭原本的困难处境，党委宣布从学术上给他摘掉了“反动”帽子，肯定了他的科研成绩，安排他任市人民代表和系主任，使他解除了多年的困扰和顾虑，工作热情一度很高，并且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可是这种思想性的“进步”只能是短暂的，一逢剧烈的外在运动就根本无法持久。1958年“大跃进”运动深入之后，蔡旭就吃力地跟不上，从开始的迷糊到最后的怀疑，行动消极，再次被校党委树为“思想落后”的典型。此时发生了闻名全国的“小麦王会师”事件：在一次跃进交流会上，作为“学堂小麦王”的蔡旭对会上推介的丰产经验再三挑剔，气得被称作“农民小麦王”的河南省固城县一位劳模要他去那儿种五亩试验田来比个高低。北京市高校党委办公室杨朝俶1958年7 月15日发自现场的报告称，蔡旭不愿去打“擂台赛”，对此回答：“我只管总结经验，不管种试验田。”杨朝俶在报告中认为，这与哲学教授冯友兰所谓自己是足球教练，不管踢只管教，以维持自己的臭架子是一样的思想。

　　“小麦王会师”事件影响颇大，康生与陈伯达也怂恿、鼓动蔡旭去应战，连毛泽东都来打听此事的由来和结果。

　　蔡旭对报上登载小麦亩产3530斤的纪录是不相信的，当别人征求他意见时，他明确地表态：“对这点我尚有怀疑。”6月17日他接到一个毕业生徐宗贤的来信，说自己在河南看到所谓双千斤的丰产纪录是假的，只有八百多斤。他看后更认为丰产纪录是不可靠的。作为有经验的“学堂小麦王”，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从湖北省谷城参观回来后悄悄地对助教说：“在外面看了半天，千斤还是在我们这儿。”这让农学系党总支书记、后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的吕恒甲颇为恼火，在1958年7月市委教育会议发言中指名批判蔡旭的“狂妄无人”，“总之资产阶级教授是不相信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反过来自己则很骄傲的”。

　　在“大跃进”时代，蔡旭勉强度日，应付了事，行事这样不适宜、不合拍，自然招致学校党委的强烈不满，把蔡旭怀疑高产卫星田与俞大绂怀疑水稻高粱杂交品种成功、李竞雄认为丰产田没有研究价值，同列为北京农业大学“大跃进”运动中“思想落后反动”教授最为典型的三大宗罪。

　　二

　　中央文教领导小组副组长康生1958年7月1日、3日晚两次参观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会，几次针对北京农业大学发表意见。他说，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3000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级别也应该这样评，亩产5000斤的一级，4000斤的二级，1000斤的五级。他特别点了蔡旭的名字：“现在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5000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变，教授就不好当了。有人将军，有对立面就好。”康生在这里暗示，蔡旭如再不跟上火热的形势，可以以落伍者相待或自然淘汰，可以作为对立面的典型人物。

　　蔡旭他们很快就成了运动的反面角色，收集材料多半带着“看笑话”的成分。已升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的吕恒甲在市委教育会议上非常完整地描述了蔡旭灌浆的故事，抓住一点失误，刻意突出资产阶级教授“愚蠢”、“可笑”的特征。

　　在严酷的政治运动中，这种挖苦、嘲讽还只是轻微程度的言行，更惨烈的是大动炮火、伤筋动骨的批判阵势。“大跃进”之后的四年里，北京农业大学沿用反右派斗争的方法，在全校55名教授中批判了33人，蔡旭首当其冲、是被人攻击最凶的批判对象。同时把师生大部分下放到农村，逼迫教授们在自然条件不好的乡村接受劳动锻炼，彻底改造思想和教学体系。

　　农业大学全校师生集体下放点除了稍近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外，还有青海、宁夏、内蒙古艰苦的边远地区，整个教学环境变得杂乱和恶劣。下放三个月后，北京农业大学党委给中央领导写信汇报说：

　　尊重劳动的思想已经普遍在生长，业务上也感到有可学习的地方。耕作学教授孙渠、土壤学教授叶和才虚心踏实地向农民学习，记在小本上的东西比学生还多。

　　植物病教授裘维蕃在自我检查时说：“过去对生活享受贪得无厌，养尊处优而不以为耻，是十足的剥削阶级思想。”棉花栽培副教授马藩之在徐水参加大寺各庄的棉花丰产排，他说：“从卫星田更体会到一切是劳动创造的。”又说：“我们思想上若不能向农民看齐，就很难在工作中做出成绩。”玉米教授李竞雄下放前在学校里搞的一亩玉米丰产田只收到八百斤，在寿张参加了卫星田劳动后说：“我们在学校放不出卫星主要是被书本上的旧东西束缚住了。”

　　因为学校党委规定，改造不好还要留下继续劳动改造，教授们生怕搞不好会延长锻炼时间，多有恐惧般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