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多次插话。

　　西楼会议正视和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物价高涨和财政预算有大量赤字的情况，把七千人大会上没有涉及或未能展开的问题讲透，使得多数领导同志的头脑清醒过来，对调整不再持怀疑观望的消极态度，以极大的决心进行调整，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这就比“七千人大会”向前推进了一步。与会的袁宝华回忆，西楼会议上听刘少奇的讲话以后，觉得“很扎耳朵。但听陈云讲了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富春、先念都发了言。这才感悟到形势的严重性。”这“让人服了一副清醒剂，在内部使大家更清醒，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样才好真正下决心去改正错误，改进我们的工作，把国民经济尽快恢复起来。”^[20]

　　三、刘少奇高度重视陈云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意见，以此指导国民经济大调整

　　西楼会议上，陈云再次表现了洞悉经济全局，抓住要害的特点，他的意见极有说服力。刘少奇高度重视，迅速采取一系列行动把陈云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主张变为国民经济调整的指导意见，推动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反映了刘少奇统筹大局的能力。

　　首先刘少奇把陈云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意见变成国民经济调整的指导性文件。这是当时国民经济调整全局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对国民经济调整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西楼会议前，刘少奇重视就陈云的意见。陈云建议组织一个小组研究农业恢复的速度，即很快组织起来，着手研究有关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措施。西楼会议上，刘少奇充分肯定陈云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办法，为进一步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他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同志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21]陈云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

　　2月26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由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分别传达西楼会议的精神。陈云作《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李富春作《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报告、李先念作《当前财政、信贷、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报告。陈云的讲话丰富了在西楼会议发言的内容，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对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他从农业减产讲起，认为农业生产元气大伤，恢复不可能很快。现有基本建设规模是建立在1958年生产7000亿斤粮食、7000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是根据钢产量很快可以达到五六千万吨的主观设想来布置的，因而大大超出现在的农业和工业生产水平所能负担的限度。因此，“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22]他阐述了克服当前困难的有利条件，重申了西楼会议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六条意见办法。陈云的讲话得到大家的热烈赞同。据邓力群回忆，“那几年，人人谈困难，会会说困难，听到陈云同志讲困难．大家的心里踏实了，托底了。对怎么克服困难，陈云同志讲时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空洞承诺；而是条条切实，着着牢靠。大家听后共同感到：困难可以缓解，希望就在眼前。”^[23]

　　刘少奇提议用中央名义将陈云等讲话转发全国。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他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指示》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中央认为，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也就是说，目前全党必须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解决吃、穿、用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至于基本建设，在最近两三年内，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扩大再生产的某些工程之外，其他都要一律停止。”为此，把七千人大会提出的十年规划作出相应调整，把今后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只有这样划分两个阶段，才能使任务明确，步调一致。否则，大家就还只想着发展，而且只想着重工业的发展，硬撑着架子，不愿意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不愿意降低某些重工业的生产指标。”指示要求1962年的计划，“必须根据上述原则迅速进行调整”。^[24]3月18日，《指示》经毛泽东审阅后下发。讲话的传达范围扩大到地、市级，成为当时财政经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在各地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党内对西楼会议关于形势的再认识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有的同志比较婉转地提出，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对形势已经作了正确的估计，现在又讲一篇同那时的估计大有区别的话，这样好吗？还有人对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提出非议。刘少奇坚持西楼会议的精神。3月21日，刘少奇主持最高国务会议，在会上讲话通报了不久前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指出：目前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讲，在经济方面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的。要有远大的理想，又要有切切实实的工作，了解当前的困难，继续逐步前进。4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讨论调整1962年计划的会议上强调指出：“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现在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的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25]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在北京再次召开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各大区中央局书记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形势仍然十分困难，“如果今年再不采取措施，到明年形势就更坏。目前这个趋势不扭转，发展下去，我看是一个很坏的趋势，国民经济要崩溃。”^[26]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认识的统一是实行顺利调整的基础。由于西楼会议以来中央把情况讲透了，又明确经济分为调整和发展两个阶段，“使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和财经部门的全体同志从‘超英赶美’和‘十年规划’等框框中摆脱出来，对集中精力搞好调整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27]有同志认为：“从前光讲八字方针，如何贯彻执行，不明确。又要上又要下，上不去又下不来，很难办事。思想一时明白，一时糊涂。现在分为两个阶段，先调整后发展，头脑清醒了，从举棋不定、无所适从的困境中走了出来。不这样，就没有出路。”^[28]

　　第三，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全力推荐和支持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重新担负起领导国家财经工作的任务。这是国民经济调整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在中共中央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全国财经工作时，刘少奇和周恩来提议陈云出任组长。陈云同志一再推辞，说他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可以当成员。3月13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批转陈云讲话，刘少奇说，有同志向他建议，让陈云同志来当组长，是不是再议一下。会议通过后，没有与会的陈云还是推辞。刘少奇劝说陈云：“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29]陈云终于同意出任中央财经小组负责人。中央财经小组恢复了1957年1月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建国初期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职能，成为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财经小组从之前的咨询机构改为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机构，是西楼会议后对国民经济实行“伤筋动骨”大调整的组织保证。

　　3月7至8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如何贯彻落实西楼会议精神，调整1962年年度计划。陈云提出1962年度计划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要坚决搞综合平衡。刘少奇坚决支持陈云的意见。^[30]

　　刘少奇不仅十分重视陈云两次会议讲话对调整工作的指导作用，而且认为陈云近几年来的讲话和文章中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一系列主张也很有价值，应该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刘少奇要邓力群组织几个人，把这些讲话和文章找出来，编辑印发。邓力群收集了陈云从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发言至1961年8月8日的青浦农村调查报告，共15篇讲话和文章，编成一本四五万字的《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并整理出一万多字的摘要。4月16日，刘少奇特地将摘要送给毛泽东。由于陈云坚决不同意，这个材料没有广泛印发，只发给了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当时，党内除了曾印发过毛泽东的论集外，汇编印发其他领导人的集子，还没有先例。“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在检查1962年的所谓“右倾错误”时承认：“我当时过分信任陈云同志，并且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31]

　　在这种氛围下，尽管陈云不久就因病到南方休养，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由周恩来主持进行，但是陈云西楼会议的讲话及其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主张成为随后中共中央出台的大幅度经济调整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基础。国民经济的调整不再是修修补补，而是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着眼于全局从综合平衡来考虑问题，大刀阔斧地调整，推动全国上下迅速有力地贯彻全面调整的方针，理顺了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等各种比例关系,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入良性循环。众所周知，1962年底，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国民经济实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决定性转折，表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到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2235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为1984亿元，比1957年的1241亿元增长59.9%；粮食总产量为3891亿斤，接近1957年的3900亿斤的水平；钢产量为1223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高1倍多。工农业和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与调整前的196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从21.8%上升到37.3%；轻工业由26.1%上升到32.3%，重工业则由52%下降为30.4%。在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上基本上恢复正常。^[32]前后仅用4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就顺利完成。这证明刘少奇、陈云对形势判断的正确，解决问题的措施是有力的。

　　综上所述，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刘少奇、陈云为国民经济走出困境、进入健康发展轨道付出了大量心血。他们所表现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弥足珍贵，永远值得我们景仰与学习！

　　注释：

　　[1]《胡锦涛在陈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06月13日。

　　[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3][4]苏星：《陈云的西楼会议讲话与调查研究》，《陈云百周年纪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4页。

　　[5]《刘少奇在省、市、县委工作队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谈话》，《人民日报》，1961年4月30日。

　　[6]《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0页。

　　[7]《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

　　[8]《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24-525页。

　　[9]周恩来：《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62年3月27日、2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

　　[10]《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

　　[11]《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页。

　　[12]《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1页。

　　[13]《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2页。

　　[1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

　　[1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331、328页。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28页。

　　[1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36页。

　　[18]《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49页。

　　[1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36-738页。

　　[20]张素华：《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

　　[21]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4-5页。

　　[2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

　　[23]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24]《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1309页。

　　[25]《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52-553页。

　　[26]《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46页。

　　[27]《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

　　[2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43-744页。

　　[29]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研究室2006年版，第284页。

　　[30]《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44页。

　　[31]《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0页。

　　[32]鲁彤、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377-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