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回顾1977—1981年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指导解放思想的历程，我们深切地感到，解放思想需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也是为了做到实事求是。在党的思想路线的表述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脉相承，其主脉就是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其目的也是为了做到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一个思想，也是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所一贯坚持和倡导的。

　　一、面对“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率先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为正确地开展解放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拨正了方向。 

　　粉碎“四人帮”后，当时的党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稳定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使国民经济得到较快恢复。但整体来说，社会经济发展还存在大量问题，特别是在指导思想上延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脱离客观实际，严重阻碍着前进的步伐。

　　在政治思想领域，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成为继续禁锢人们头脑和手脚的新的枷锁。1977年2月，代表中央权威声音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主张。这个主张，在随后的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进一步肯定和强化：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在经济领域，脱离客观发展实际，单从尽快发展经济的良好愿望出发，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的口号和新的“跃进”计划。而国民经济中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却被严重忽视了。1978年2月26日，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制订了国民经济各领域的高指标。半年后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又乐观地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9月9日会议结束时又宣布“今后10年的引进规模可以考虑增加到800亿美元”。

　　从原则上讲，这些设想和目标都是振奋精神、鼓舞人心的，但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一接触，问题就显露出来了。特别是由于强调“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主观上认识不对头，客观上脱离实际，这些计划执行起来就很难，解放思想也难以真正实现。

　　为改变这种局面，真正解放思想，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做了怎样的努力呢？

　　他们认为，经济上的“解放思想”之所以行不通、走不快，关键是思想方法不对头，根子在“两个凡是”。所以，“两个凡是”一出台，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倡导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明确提出，“两个凡是”的实质是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问题。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并中共中央，信中说：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中共中央于5月3日转发了这封信。同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进一步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这个明确表态，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错误主张的序幕。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恢复他所有领导职务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对全党工作的重要性。他说： “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毛泽东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1977年9月，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前后，聂荣臻、徐向前、张鼎丞等老同志分别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宣传毛泽东倡导、邓小平重申的实事求是思想原则。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明确把实事求是提到“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的高度，认为“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这些文章的基本思想，同邓小平提出的“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一正确主张相呼应，对冲破“两个凡是”、推动思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历史转折关头，任何突破都首先是思想的解放和突破。而老一辈革命家选择的突破口，就是强调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为不久后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拨正了方向。

　　二、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艰难展开，引发了一场开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 

　　经济战线上的冒进倾向和思想方面的僵化，要求人们必须破除迷信，通过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根本思想路线这条途径，打破僵化，开辟新路。这需要一场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争论，需要一场拨乱反正的斗争。于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应时而生。

　　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建议中央党校研究党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根据这一精神，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与几位同志商量，决定中央党校着重研究“文革”历史，研究原则有两条：一是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二是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这两条原则，实际上把判断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的标准鲜明地提了出来。

　　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理论工作者逐步提出了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开始酝酿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吹响了经济思想方面拨乱反正的号角。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次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了该文。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基本道理。

　　文章发表后，迅速在全党引起强烈反响：有人赞同，有人迷茫，有人反对，一些中央负责人甚至对此进行压制，说“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思想的”，要求遵守三条“纪律”：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180度的转变。这样，在全国范围内一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原则的争论就不得不展开了。

　　其实，早在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就指出：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后来，毛泽东1963年11月18日在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社编辑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时，又亲笔加写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这说明，“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也是毛泽东本人多次论述过的观点，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的最鲜明的表述。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

　　1978年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谈到，《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很厉害，才找来看了看。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7月22日，他进一步指出，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针对“两个凡是”，特别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我们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怎样才能检验我们的决策是否正确呢？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指出，我们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这些鲜明的观点，很快就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为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地区视察工作时指出： “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在此前后，陈云、李先念、谭震林、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或发表讲话、或写文章，积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讨论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认识虽艰难，但通过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思想碰撞，大家的认识仍然逐步统一到“实事求是”的旗帜下。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从理论上阐述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一致性。 

　　如果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引发者，那么，三中全会和它之前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这场运动的继续和深化。

　　1978年11月10日，为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决定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农业问题、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三个议题，并要求首先讨论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

　　出席会议的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发言中率先突破了这几个议题，提出在讨论经济问题之前，首先必须解决平反冤假错案、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重大问题。在这些发言的推动下，出席会议的许多代表积极呼应，展开热烈讨论。会议真正恢复了党的民主作风，所有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批评指名道姓，提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会议期间，大家心情舒畅，思想活跃，把这次会议开成了一次真正团结的、胜利的大会。

　　在会议闭幕时，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具体分析了形成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状态的历史条件及其危害，充分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这篇讲话的重大理论意义在于，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并提，进一步强调了坚持实事求是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把实事求是原则重新恢复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最重要的理论总结。

　　从实践意义上说，这篇讲话成为党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新政策的开篇之作，实际上也是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宣言书。

　　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中央决定在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从1979年1月18日到4月3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分两段进行。与会同志充分解放思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继续批评了“两个凡是”，探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民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也提出了客观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其间，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厘清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对某些错误思潮进行了严厉批评。这次务虚会，是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继续，是思想理论界发扬民主、统一认识，开展解放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三中全会以来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10条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深入人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历史转折的意义，但恢复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一些错误观点的出现，更加说明了这一点。这就催生了邓小平等领导的解放思想运动的进一步拓展———讨论历史问题，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对建国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作出初步总结。

　　三中全会后，国内要求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作出恰当评价的呼声日益强烈，国际上对中国共产党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也十分关注。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发表国庆30周年讲话，对建国30年来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给予初步的基本评价，并且指出“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

　　不久，中共中央把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提上议事日程。1980年3月，邓小平提出三条起草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总结。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经过党内四千人大讨论，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历史决议》。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之处，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系统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指导意义。《历史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胜利完成。

　　《历史决议》集中全党智慧，科学总结历史，从10个方面总结了三中全会以来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这10条经验，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指导的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重大理论成果，通篇贯穿着实事求是精神。它对于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推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从党的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讲，如果以1981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坚决肃清左的思想影响，迎头赶上全国大好形势，张家口地区补上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一文作结，长达4年半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又一次宏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契机，通过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分析研究，充分展开思想交锋，把党的根本思想路线恢复到实事求是的原则上来。这对之后的改革开放历程意义重大。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

　　1． 实践是丰富多彩、不断发展的，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实事求是贯穿始终。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指导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为起点，在其后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每一次理论突破，每一次体制创新，每一次战略调整，每一次事业发展，几乎都伴随着思想的解放，都闪烁着实事求是的璀璨光芒。

　　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必须首先搞清什么是真正的解放思想，牢牢抓住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实质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这个关键。邓小平在1980年就指出： “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这些论述告诉我们，解放思想就是要回到实际中来，要求我们说话、办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按照唯物论和辩证法想问题、办事情，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

　　3．党的思想路线的表述不断丰富和完善，但都离不开实事求是这一灵魂和精髓。十七大报告要求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都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三者不容割裂。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党最根本的思想路线。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最集中的体现和最根本的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要把人们的思想从“左”的或右的错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之符合客观实际，既不超越，也不落后于客观实际，其根本落脚点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要使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同样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需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最终目的更是要做到实事求是。

　　〔作者舒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北京 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