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代中国而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实际是一个问题，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索，同他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实践活动密切结合，形成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全党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而努力奋斗的今天，重温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理论界对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已有了部分研究成果，但多是分专题论述的，对其现代化思想根据实践的逐步发展而日益深入的历史过程还需要进一步梳理。笔者正是想在这方面做一下尝试。

　　一、思想萌发阶段（1975～1978年）：重申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任务

　　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伊始就确定的理想。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代会上，毛泽东就发出号召：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毛泽东曾设想，先用3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打个基础，然后再用7个五年计划，即从1953年起10个五年计划，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在1964年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1975年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完整地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实施这一宏伟目标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同期，第三次技术革命在世界各国蓬勃兴起，1956～1976年的20年间，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把人类引进一个崭新的时代。遗憾的是，在这20年间，中国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延缓了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施，大好的历史机遇与我们失之交臂。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排在贫穷国家的行列，而周边原来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则在60和70年代，利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形成了与工业发达国家比较接近的工业体系，在经济实力上明显超过了中国大陆。这不能不极大地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形象。

　　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1975年初复出工作的邓小平无法沉默。他顶住“四人帮”的淫威，开始艰难地整顿工作。整顿是从军队开始的，很快便深入到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铁路运输、钢铁工业、国防工业的重点企业等等。

　　对于整顿，邓小平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为了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整顿初始，他即重申毛泽东、周恩来曾设想并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并将其视为全党的“大局”。这时，邓小平对于现代化建设已有了一些独到的解释。比如他认为，“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不是达到同等水平。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情况，首先是人口比较多。他还认为，在现代化建设中，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在前面的是科技研究工作，这两项工作如果搞不好，就会拉国家建设的后腿。而为了提高科技水平，必须提高国家的教育水平，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出有前途的科学技术人才。为此，邓小平呼吁有关部门“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并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1]

　　邓小平十分清楚，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引用，是发展中国家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复出工作不久，他连续接见了日本、法国、英国的访华团，积极表示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意愿；并加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力度，促成了美国总统福特访华。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氛围。但在先进技术的购进与外资引用方面，当时邓小平还是囿于以往的观念，强调我们不能向外国贷款；同时提出可以采取延期付款的方式。

　　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邓小平再次陷入政治困境，重新启动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亦被中断了。然而，邓小平的整顿工作深得民心和党心，发展生产，建设祖国，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很快“四人帮”被粉碎，历史再次选择了邓小平。此后的20年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邓小平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邓小平再次复出前夕，全党思想被“两个凡是”方针禁锢着。而属于后发外源型现代化类型的中国，如果没有体制内部观念的更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便缺少内在动力。这是一个事关中国发展命运与前途的问题，也是党的重要思想路线问题。经过反复考虑，邓小平于1977年4月10日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郑重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2]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解释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1]（P，42）随后，邓小平坚决支持在全国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由此引发的思想解放大潮，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转折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来看，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现代化发展范式之间的正面交锋。然而发展范式的真正解决，光解除人们头脑中的禁锢是不够的，还必须对社会主义有一个科学认识。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制造的混乱太多。于是继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后，邓小平对“四人帮”“贫穷社会主义”论发起猛烈抨击，重申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在党内各种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我们的根本问题是要搞四个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搞穷过渡、穷社会主义。邓小平的思路是十分清晰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就是要搞四个现代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初步论述，为全党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路线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在对现代化进行理论层面思索的同时，邓小平开始关注一些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并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思路。

　　科学技术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教育问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因素，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成为邓小平首先关注的焦点。1977年5月，邓小平就科学技术和教育问题同两位中央负责人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P，40、41）7月，邓小平恢复工作后自告奋勇要求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他指示教育部负责人：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并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要抓一批重点大中小学；恢复清华、北大；逐步培养研究生；将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纳入国家规划。8月，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在会上他对科学和教育工作提出6点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下决心恢复高考制度。9月6日，邓小平向中央提出成立国家科委的建议。中央十分重视他的意见。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12月底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次年又开始招收研究生。

　　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注下，1978年3～4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两次大会上都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P，86、87）会议还重申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指出了在我国提高教育质量和科学文化水平、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对加速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纠正了长期以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观点。从此，教育和科学技术工作完全走上了正轨，为以后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的思路。从此，中国现代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进入了全新的发展范式。

　　二、思想形成阶段（1979～1982年）：探索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

　　中国搞现代化建设一定要以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和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为了实现这一设想，邓小平对内积极推进科技、教育工作的发展；对外努力探索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新路径，以促进先进技术的引用。1979年是中共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头一年，年初中美两国又正式建交，国际、国内的条件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根据新的情况，邓小平于1979年前后，在对外开放思想方面有两个新的突破：

　　一是拓宽了利用外资的思路。在1978年8月，邓小平表示，我们可以采取银行贷款的方式购买我们需要的设备和技术。1979年1月，他进一步指出：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这与以往相比，在外资的利用观念方面是新的突破。在邓小平看来，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人在中国建厂，都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充。

　　二是建立经济特区。在研究国外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置经济特区的做法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广东省经过对国外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研究，根据本省与香港、澳门相邻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海外华侨众多的特点，提出了扩大对外经济交往和举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并于1979年4月向中央作了汇报。在同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表示赞同广东省委的意见，并建议中央批准广东省委兴建特区的要求。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建立是我国对外开放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

　　对外开放工作方面的新进展，促进了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形成，推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新的发展机遇面前，邓小平头脑没有发热，他对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合乎国情的可行性进行了认真思考，希求在新时期现代化建设起步的初期，就确立一个符合国情的战略目标。

　　在1979年以前，邓小平基本上都是遵循三届和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到20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设想，多次强调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国。随着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化，通过观察、分析、比较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进程，邓小平感到希望用20多年的时间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切实际的，进而在考虑现代化战略目标时加了限定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到20世纪末，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将现代化目标具体化为国民平均收入达“1000美元”的水平，进入“小康”状态。这实际是对过去设想的“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所作的重要修改。

　　此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不断完善自己“中国式现代化”“小康”战略目标的说法。一是将“小康”目标划分出一个下限800美元；二是设想分两个10年、“翻两番”，以达到“小康”状态。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要“经过二十年的时间，使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小康水平，然后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1]（P，356）

　　根据邓小平的构想，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小康”水平规定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水平被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到20世纪末的战略目标正式提出和确定下来。“小康”现代化战略目标，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努力方向，因而成为中共在现代化进程中整合社会的新的动员令。

　　历史发展的规律表明，社会经济战略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政治上的保证。新时期现代化建设是伴随着党的拨乱反正工作而起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社会积累了许多问题和矛盾，社会内部隐含着诸多不安定的因素。这些不安定因素，在拨乱反正工作的触动下，随时会引发社会动荡，从而阻碍现代化建设的进行。因此，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在思索“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同时，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四个现代化的进行，他还提出了“政治保证”的系列思想：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2]（P，164）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四个前提：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要有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1]（P，248）

　　——1982年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保证：“体制改革，目前进行机构改革”；“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或者叫打击经济犯罪分子”；“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和作风的整顿”。[1]（P，408）

　　“四项基本原则”涉及政治制度层面，是四个现代化政治保证总的指导原则；“四个前提”是从四个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的政治组织方面的方针；“四个保证”则是在四个现代化建设具体运行过程中依据实际情况提出的具体对策。这些思想虽然处于不同的理论层面，但却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四个现代化建设政治保证的实践依据。

　　为了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在政治上还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一是科学评价毛泽东。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统一了全党意志，奠定了社会安定的重要政治基础。二是提出扩大统一战线的范围。根据建国后30年我国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邓小平提出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对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整合社会、动员人民团结一致建设四个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经济现代化必然要求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是实现整个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邓小平在提出现代化“政治保证”系列思想的同时，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亦提上议事日程。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系统论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

　　在对外开放思路有了新的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有了初步设想、政治现代化进程开始起步的基础上，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由这一命题而引发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转折性的发展，并不亚于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由此可以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既是他社会主义思想阶段性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其中国式现代化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总的来说，在这一阶段，邓小平现代化战略思想已基本具备了一个理论框架，但各个方面的思想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深化、完善。

　　三、思想成熟阶段（1983～1988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完备和系统化

　　中共十二大后，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随之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思索。在这一阶段，他不仅具体探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系统内部综合平衡问题，更主要的是进一步从战略和理论的高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从而使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在这一时期逐步成熟。

　　对中国式的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思索

　　在邓小平心目中，“小康”水平只是现代化的“最低的目标”。1984～1986年，他几次提出，要在“小康”水平的基础上，奋斗50年，翻两番，目标是达到人均4000美元，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完整地表述了他对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10月，中共十三大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用党的文献形式确定下来。这标志着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步骤得到了全党的确认。

　　新的战略目标确定后，随之必须解决的是战略目标实现途径问题。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主要经济发展思想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变为追求持续稳定的增长；由重视宏观发展理论转为重视微观发展问题；由只重视工业发展转为同时重视农业的发展；由过去只重视物质资本转为重视人力开发。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要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同时必须根据国情，走自己的路。这是邓小平选择发展道路的基本指导思想。由此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以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为根本路径，在坚持这两大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经济发展必须遵循以下方针：要把农业、能源、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战略目标；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的发展速度；注重提高综合国力；重视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要落实这些方针，必须实行以下措施：坚持把教育放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经济发展逐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的轨道上来；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合理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合理化，保证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等等。邓小平还多次提醒全党，要充分估计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困难和艰巨性，把实现现代化看做一个长期艰苦努力的奋斗过程。

　　对中国现代化的价值取向的深入思索

　　邓小平是位政治家，尽管经济和现代化始终是他关注的中心问题，但他首先是从政治角度去考虑经济和现代化问题的。随着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逐步展开，各种思想倾向，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慢慢显露出来。为了使全党坚定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在党内外反复强调：“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3]为了坚持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邓小平一方面强调要加强对年轻一代的理想教育；另一方面提出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指出“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3]（P，204）他尖锐地指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3]（P，208）“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3]（P，206）

　　邓小平还从中国所处的国际关系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他指出：目前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轨道。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3]（P，311）中国之所以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就是因为坚持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已被近代中国整个现代化历史进程所证明。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总体战略

　　现代化进程展开之初，邓小平就反复强调，建设要从国情出发，“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2]（P，312）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十三大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以马克思社会形态发展理论为基础的。现代化的进程是有着自身规律的。按照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任何国家都不能跨越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阶段而进入后现代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从表面上看，是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当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究其深层理论原因，则在于把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种高于资本主义阶段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思路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党的历史经验反思的结晶，从深层次上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为全党全国人民实事求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

　　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靠什么去推动现代化建设进程呢？邓小平确认的战略布局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P，248）中共十三大把这一战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提法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方面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为排除现代化建设中“左”的和右的因素干扰、保证现代化建设不偏离正确轨道提供了根本依据。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战略目标，提出系列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方针

　　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是改革开放初中央领导集体就达成的共识，并成为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模式中的指导性原则。依据这一原则，中共十二大摒弃了长期存在的把社会主义建设看成主要是单一经济建设的片面观点，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提到同经济建设一样的战略高度，形成了一个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体构想。为了实现这一总体构想，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后，提出了一系列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方针，主要有：坚持“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持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改革推进政治发展，实现与经济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现代化，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方针，大力推动科教事业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还提出了新的“世界主题论”，调整了外交战略，并由此调整国防战略，做出裁军100万的决策。这些举措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爱好和平、维护和平的形象，为国内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氛围，进而促成了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次年2月，又正式决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进一步决定建立海南省经济特区。由此中国基本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外向型经济运行模式，从而为我们这个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的超越发展和真正汇入现代化的世界主流文明之中创造了条件。

　　四、思想进一步发展阶段（1989～1992年）：面对新的国际局势，全面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坚定地将中国现代化建设推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之中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面对严峻的国际局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苏东剧变而进入低潮；1989年春夏之交的中国政治风波之后，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制裁中国。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变局，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外交，而且对国内现代化进程也会发生重要影响。

　　这时已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的邓小平，对国际局势仍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他认为，当前国际局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动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在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特别是美国企图通过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控制这些国家。但旧的国际格局正在改变之中，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3]（P，353）另外，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决不允许美国等西方国家干涉我国内政，也决不屈服于他们对我国的制裁。在此前提下，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开拓全方位的外交局面。邓小平的外交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以此为出发点，他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著名的24字应对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据此中国从容应对国际变局，积极务实开展外交活动，成功地打破制裁，走出了外交低谷。

　　为了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邓小平对国内工作也相应提出要求和措施。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3]（P，284）这是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所必须的社会条件。为此，他把保持稳定放在当时国内工作的首要位置上，并突出强调了如下内容：

　　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反复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强调，决不能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这“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3]（P，311）他一方面在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过渡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决心实现他多年的心愿，在党内建立退休制度，并率先执行。他认为，这是他“最后的作用”。[3]（P，316）1989年9月4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11月6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的辞职申请。邓小平的这一举措，不仅为党和国家的稳定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而且对于有着长期终身制历史传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对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具体推进。

　　要保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在对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嘱托中，邓小平特别强调：改革开放政策不能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3]（P，296）邓小平反复强调，决不能走回头路。在中央领导层的变动过程中，如果能够保持政策上的稳定和连续，那么整个社会的稳定也就有了政治上的保证。

　　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苏东剧变之后，国际上刮起了社会主义失败论的狂潮。在国内，也有人出现了悲观失望情绪。针对这股逆流，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3]（P，346）他还再次对外重申：“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P，357）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对于中国来说，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本因素，这已被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多次证明。

　　经济不能滑坡。在当代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时代特点下，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关键是看能否加快发展，把经济搞上去。所以，邓小平反复叮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现在关键的问题是经济不能滑坡，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3]（P，336）使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一定要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3]（P，357）

　　那么适度的现代化建设发展速度应该是怎样的呢？邓小平设想应是“台阶式”的，“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3]（P，368）而“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3]（P，355）这一时期，邓小平在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对现代化建设具有决定意义的4条思路：（1）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2）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3）要把上海搞成国际金融大都市。（4）要“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这4条思路丰富了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经受住了国内外政局动荡的考验，继续向前发展。在稳定国内局势的同时，人们对和平演变引起警觉，这是自然的。但一些人对于苏东剧变，比较集中地强调了西方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和前苏联东欧各国党内机会主义者推行了西方化政策的作用，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这些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和体制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以及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实行改革的必要性；并由此对继续执行改革开放政策表示了疑虑。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在视察中，邓小平看到，不过十几年时间，沿海经济开放区已有一半以上接近“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水平，这一现实促使他对近两三年的国内外形势做了进一步深入思索，进而对中国社会主义战略性问题，给予了明确回答。

　　“什么是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复思索的理论问题。经过十几年的理论探索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一个精辟的概括，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科学本质的恢复。

　　不仅如此，邓小平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两个重要理论观点：第一，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这是不完全的。第二，提出了三条判断是非的标准，即“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P，372）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是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反复思索的另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而且是理论界多年反复争论不休、阻碍我们前进的问题。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也做了明确的结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P，373）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当做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的思想束缚。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文写进了我国的根本大法。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确立了。当代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而且是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转型的最重要特征和最深刻意义就在于：它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代，从而构成了一次极其复杂、艰难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的社会变迁。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以后的中共十四大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综上所述，从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以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全面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历史的新纪元，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质的飞跃。邓小平不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引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坦途，为我们在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并且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范式，对人类现代化文明的进步和社会主义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2]《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作者简介]迟爱萍，1957年生，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