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两个发展趋向。1956年八大前后，党中央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搞过分了，以后的错误就越来越多了，实际上违背了八大路线；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左”的错误有所察觉，于1958年11月至1959年上半年，连续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重点讨论高指标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开始了纠“左”的努力。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还在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的信发下来之后，风向就变了，从纠“左”变成了反右倾斗争，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中断了纠“左”的过程，重新掀起了“跃进”的高潮。接下来是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确立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党中央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等政策。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继续贯彻经济调整方针，开始从困境中走出来。1963年、1964年情况比较好，但“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1962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八届十中全会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过高估计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然后就是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笼。到1964年底、1965年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以后“左”的错误思想发展的极端就是“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总结说，从总体上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评价。第一、它是一场“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是一场大灾难”。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不止一代人，“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第二，“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一个阶段，总要总结。” 林彪、“四人帮”早就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夺权。文化大革命的确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但决不能简单地把整个历史事件说成是“反革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 第三，“文革”和“文革”时期是不同的。“文革”十年我们的党还存在，党和人民群众对“文革”一直有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毛泽东对自己的错误也进行了许多纠正，关键时刻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分裂活动和“四人帮”集团组阁的阴谋。“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 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就，中国大国地位得到国际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1975年对各方面进行了整顿，“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实际上是拨乱反正和改革的先声。第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同样是宝贵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三、坚持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国史，为国史研究指明了科学的方法论

　　运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总结经验教训，就会得出有益于广大人民的观点和结论；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运用唯心主义历史观考察国史，就可能得出不利于广大人民的观点和结论。邓小平认为，科学总结共和国的历史经验，最根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实际、中国历史结合起来，全面地占有材料，从中引出规律性的结论。

　　坚持历史的观点。邓小平认为，总结历史经验，应该把对象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判断它的历史价值和局限，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他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 他强调应该分析复杂的背景，公正地科学地对待历史。例如，他在评价毛泽东时指出：“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坚持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把握共和国的本质和主流。邓小平认为，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不论农业方面、工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具备了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初步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差距。他在总结共和国历史时说：“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 “我们建国三十五年来取得的成就是大的。但是中间经过一些波折，耽误了一些时间。” “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

　　坚持全面的观点，既要坚持两点论，也要坚持重点论。邓小平曾说：“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他在指导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强调：“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就是说，要考察对象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分析哪些方面是正确的，哪些方面是错误的，是正确的方面占主流，还是错误的方面占主流；是成功的经验占主要地位，还是失败的教训占主要地位；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划分。

　　坚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原则和宜粗不宜细的方法，不文过饰非，不夸大、不缩小。邓小平指出：“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 如针对有人提出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非法的问题时，邓小平认为，这两次会议，从指导思想上看是错误的，但组织上是合法的。“如果现在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 他还强调评价历史和人物要恰如其分，“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 如在评价党和毛泽东的错误时指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如果“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整个这一段历史。” 邓小平认为，就总的历史问题而言，包括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时他又重申：“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证。” 粗一点，当然不是简单、粗糙之意，而是要求粗线条地抓住一些涉及面广、影响重大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不要去探究历史旧帐上的每一个细节。

　　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辩证地分析党和共和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正确与错误的关系，在肯定的同时包含有否定的方面，在否定的同时又包含有肯定的因素，防止绝对的肯定和绝对的否定。比如，在评价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功过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