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总体上说，任何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两部分。但是不同的阶级对精华与糟粕的认识和态度是不同的。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所谓精华，就是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的文化因素；所谓糟粕，就是对历史和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的文化因素。因此，对待资本主义文化成果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和态度，具体分析应该学习和引进什么，抵制和抛弃什么。

　　在对待资本主义文化成果问题上，存在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外国文化一切皆好，甚至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于是应该照搬照抄西方文化；另一种认为资本主义文化都是腐朽没落的东西，于是拒绝学习任何东西。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造成了严重的罪恶。资本主义文化既有精华的成分，也有糟粕的因素。我们打开窗子，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新鲜空气要进来，不可避免地蚊子、臭虫、苍蝇也会进来。因此，对待资本主义文化成果，既不能一概地加以排斥而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也不能一概地加以肯定而采取全盘吸收的态度；我们一方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又要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东西。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19]他强调：“中国将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主要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吸收对我们有用的资金。但是，贪污、盗窃、贿赂、走私这些资本主义世界腐朽的东西决不能引进来。”[20]

　　邓小平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21]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认为资产阶级文化成果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反映，不可避免地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对其腐朽的东西，如绝对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官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观念，要坚决反对和抵制。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些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所创作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应该着重介绍。但是我们决不能照搬照抄，决不能完全移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邓小平对一些资产阶级腐朽文化在我国任意流行痛心疾首。他说：“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22]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23]邓小平认为，判断引进的东西好坏是非的标准，要分析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上，代表谁的利益，为谁说话，说什么话。这是阶级分析方法的基本要求。他说：“不是都拥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一些同志应当看看他们的错误言论、有害作品、低级表演在人民、在青年中间产生了什么影响、什么后果嘛。一些正直的、友好的外国人士为此而替我们担心。当然也有人叫好。在大陆有人叫好，在台湾、香港和某些外国也有人叫好。奉劝这些同志在有人叫好的时候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上叫好，为了什么目的叫好，也用实践检验一下嘛。”[24]

　　邓小平认为，在资本主义文化成果中，还有许多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虽然渗透着资产阶级的剥削观念，但可以经过改造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说：“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25]有些资本主义文化成果，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普遍性要求，既可为资本主义利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利用。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有些价值观念和道德取向，是人类发展过程应当遵循的准则，像慈善观念、公平、正义等，都可以吸收过来，但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改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邓小平认为，对待资本主义文化成果，还要分析哪些没有明显的阶级性，或者没有阶级性，这些优秀成果可以经过批判而为社会主义服务。他反复强调，自然科学、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并没有阶级性，资产阶级可以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我们也可以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1978年5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时强调：“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6]1980年8月，他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说：“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27]1981年8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外长马克·麦圭根时又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吸引外资、合资经营包含资本主义成分，但我们并不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它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至于管理方法、科学技术，则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资本主义在管理方面好的东西，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28]

三

　　1934年6月，鲁迅先生写了《拿来主义》一文，全面地批评了对待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对待外国“抛来的”、“抛给的”，或者说是“送来的”，可以称之为文化侵略；对于“送去的”；可以称之为“发扬国光”；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应该是“拿来”！邓小平非常赞成“拿来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他在多个场合提到过“拿来主义”。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和邓颖超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时提出对待外国先进成果要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10月10日，他在会见邓昌黎教授和夫人黄乃申时强调，现在我们是以世界先进水平作为赶超的起点，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凡是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我们都要拿过来。11月3日，他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教授时又说，现在我们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实行“拿来主义”。日本科学发展得快，就是实行“拿来主义”。“拿来主义”不坏，真正的科学态度应该如此。[29]

　　吸收来的外国优秀文化成果，不会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经过消化、融合和创新的过程，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这是邓小平对待资本主义文化成果的又一个重要原则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