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 在 前 面
这里辑录的是１９７５年１月至１９７６年１月邓小平同胡乔木以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进行的谈话，共二十四次。其中十五次是邓小平与胡乔木单独谈话。这二十四次谈话，具体地记录了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整顿中亲自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并直接领导它同“四人帮”进行斗争，推动各方面整顿的历程。
１９７５年６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７月上旬开始工作。这时，正是邓小平领导的１９７５年整顿进入全面铺开和深入发展的时刻，同“四人帮”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更为尖锐、复杂的阶段。经过１９７５年１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国务院工作。７月起，又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他紧紧抓住毛泽东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不失时机地对军队的整顿和工业、交通的整顿作了部署，并雷厉风行地领导了铁路的整顿和钢铁的整顿。在很短的时间里，铁路运输面貌为之改观，钢铁工业扭转了欠产的局面，并带动了煤炭行业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继１９７４年挫败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之后，在１９７５年春天新的一轮较量中，在毛泽东支持下，又挫败了“四人帮”企图以“反经验主义”来打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图谋。这就为邓小平全面开展整顿，促进全国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供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未曾出现过的机遇。
整顿的全面铺开和深入发展，势必要进到“四人帮”长期霸占的文化、思想、理论阵地，在那里展开短兵相接的争夺战。整顿本身，也迫切需要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的支持。而当时北京、上海的主要报刊都控制在“四人帮”的手里，“四人帮”还培植了一批写作班子做他们的吹鼓手和棍子。有鉴于此，邓小平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基本理论队伍的组建。
早在１９７５年１月上旬，他就同“文革”中一直受迫害、刚刚获得解放的胡乔木商谈此事。到６月，适应着形势的迫切需要，很快就确定利用加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的时机，设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和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七位负责人领导。这个机构一成立，就立即开展工作，投入战斗。
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政研室在１９７５年７月起的四个多月时间里，除从事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经常工作外，主要做了以下各项工作，发挥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参谋和助手的作用。
一、对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收集和上报了一些材料，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转呈了一些信件。在上送的这些材料和信件中，揭露了“四人帮”扼杀电影《创业》、《海霞》，阻挠出版鲁迅著作，在报刊宣传中不提“百花齐放”口号、鼓吹“三突出”等问题，抓住了他们破坏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罪证。这些材料和信件，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对其中一些信件和材料所作的批示，特别是对《创业》编剧张天民的信所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文艺界，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在文艺界的黑暗统治，在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迫使“四人帮”在上述问题上不得不暂时转入退却和防御的地位。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电影《创业》、《海霞》得以通过发行，《鲁迅书信集》得以出版，聂耳、冼星海纪念音乐会得以举办，长篇小说《李自成》得以继续写作和出版，李春光批判文化部的大字报得到肯定，“四人帮”通过文化部进一步控制出版阵地的企图没有得逞。在调整文艺政策的方针下，１９７５年夏季，中国文艺界在一定范围内开始冲开“革命样版戏”独占文坛的局面。
二、参加起草和修改国务院的一些文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协助修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起先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在这两个文件中，按照邓小平的指导意见，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党在发展工业、发展科技等方面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相当深刻地批判了“四人帮”的“左”倾理论，十分尖锐地批判了“四人帮”煽动起来的资产阶级派性，比较全面地提出了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整顿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
三、撰写了理论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以邓小平关于整顿的一系列讲话和有关中央文件为指导，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系统地概括了1975年全面整顿的理论和实践，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言论和破坏活动。此外，还起草了评《水浒》的文章，试图在总结农民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论述中共历史上和国际共运中投降主义和反投降主义的斗争问题。
四、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协助筹办综合性理论刊物《思想战线》，在党内外引起广泛的注意，使“四人帮”感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的垄断受到威胁。
国务院政研室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支持与推动了整顿的全面展开和深入，一方面揭露和打击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和极左理论，因而为江青一伙所深恶痛绝。他们把政研室视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把政研室作为打击的目标，围剿的重点。江青公开诬蔑政研室“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姚文元控制的《人民日报》在一份《情况汇编清样》上诬指“国务院的政治研究室是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他们通过报刊反复攻击政研室的负责同志是“邓记班子中的‘理论家’”、“邓小平的谋臣”，还在文化部、出版局等单位追查所谓“邓小平通过政研室搞策反活动”等问题，打击、迫害与政研室有过联系的干部。他们以百倍的疯狂集中力量打击尚未定稿的《论总纲》和讨论修改中的《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把它们打成所谓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三株大毒草”，说《论总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汇报提纲》是“《二月提纲》在新形势下的变种”，工业《二十条》是“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不仅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反复批判，极力诋毁，而且还编了批判“三株大毒草”的三本小册子，于１９７６年８月向全国广泛发行，印数高达几千万册。他们自以为可以在思想上杀灭对手，然而历史却同这伙倒行逆施的小丑开了一个大玩笑。本来并没有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见面的这三个文献，却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走到了全国人民中间。如果说人们从１９７５年整顿的实践中已经感觉到、体会到邓小平的正确，那末，恰恰是在“反击”的高潮中，人们又从这“三株大毒草”把原来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阶段，理解并认定邓小平所主张的路线、方针、政策才真正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四人帮”完全是站在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敌对方面的一小撮。历史编排的这种喜剧，真令一切翻看这段历史的人哑然失笑。
正是在这段历史的逆流中，国务院政研室的七位负责人不得不追叙１９７５年１月至１９７６年１月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史实，从而笔者有可能在今天辑录、评述这些颇为珍贵的史料。人们完全可以理解，在１９７６年那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气势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处在斗争焦点的人物，面对的还是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政治高压。在十分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政研室的七位负责人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被“四人帮”压垮。他们都不得不交代、揭发、批判，但是，正如粉碎“四人帮”后在１９７７年７月１日全室一致通过的、交给党中央、国务院的总结中所说，“‘四人帮’诬蔑政研室是‘邓小平谣言公司’，诬蔑邓小平同志‘通过政研室制造和散布了大量政治谣言’,七位负责同志坚决抵制了这个诬陷”；“在他们的交代揭发中,除记忆差错外,事实本身没有出入，没有涉及到邓小平同志和他们谈到的有关同王、张、江、姚斗争的事情”；他们的交代、揭发都没有涉及到邓小平同志以外的中央和国务院的其他领导同志，注意了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四人帮’竭力要从他们那里压出最需要的材料，用来打倒中央和国务院一大批领导同志的反革命阴谋，没有得逞”。七位负责同志在揭批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说了过头话，在当时这是难以避免的；个别同志的批判“上纲”较为明显地出了格，那当然是不足为训的，但终究只是不掩大德的一眚。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同志曾托人带信向邓小平同志表示歉意。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说道：不必写信了。他（１９７６年）３月２日写的那个材料我看了。没有什么嘛。其中只有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他说我发脾气，实际上那次我并没有发脾气。又说：说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４号文件都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邓小平还说：乔木是我们的第一枝笔。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总而言之，这个人还是要用。(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记录)
根据以上所说的情况，从当时的所谓交代、揭发材料中辑录出来的这二十四次谈话，又经过同胡乔木日记和胡乔木亲自整理的一份逐日记事的“手记”核对，应该说内容是可靠的。证之现存的与这些谈话相关的文献、资料、史实，也足以说明这些谈话的内容是可信的。这些谈话，以及谈话前后进行的活动和斗争，对于研究邓小平的生平事业、思想理论与策略，对于编写胡乔木的年谱、传记，对于研究１９７５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于总结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都是极有意义的。鉴于这些谈话至今还鲜为人知，故特把它辑录整理出来，以存史实。在每次谈话后面，辑录者都注明了出处，并依据现在掌握的材料，写了或长或短的诠释性的文字，对谈话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谈话中涉及的人物、事件，略加说明或评述，供读者参考。二十四次谈话关涉到许多文献、资料，附录主要篇目于后，为有兴趣进一步研究的读者提供一点方便。
历史事件无比丰富、复杂，这份专题资料难免有遗漏、讹错之处，敬请识者指正。
１９９４年春初稿·北京 ２００３年夏改定·北戴河
第一次 １９７５年１月６日[1]
邓小平约胡乔木到他那里谈话。胡乔木已在１９７４年国庆节出席了国宴。
邓小平说，正在考虑要你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同志当国务院的顾问。象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
邓小平提出一些研究和写作的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等。
邓小平还说，主席前不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也应认真研究。这些问题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要收集大量材料，写出系统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文章，同苏修进行论战，并回答国际上左派党和组织认识不清的问题。
邓小平还说，从“九评”以后，多年来就很少那样系统地解答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总之一句话，不能说服人。
胡乔木表示：这些工作很重要，不过我做不合适，我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
邓小平说：你的问题实际上已做了结论嘛!
邓小平又交代乔木：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
邓小平说明，今天谈的这些，中央和国务院都还没有讨论过，只是随便交换意见。
说 明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３日，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说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周恩来在１９７４年底至１９７５年初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包括上述提议在内的毛泽东在１２月下旬同他和王洪文四次谈话以及１２月２６日同他单独进行的一次谈话的要点。１９７５年１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随后，在１月８日至１０日举行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１月１３日至１７日举行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副总理。时周总理病重。会后，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工作。１９７５年１月６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就是在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即将主持国务院工作，开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的形势下进行的。
从１９７５年１月６日同胡乔木的这次谈话看出，邓小平在着手部署各方面整顿的同时，已经考虑怎样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并积极准备把思想文化阵地从“四人帮”手中夺回来。在谈话中他明确了以下三点：第一，任务：像“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钓鱼台的班子”是１９６３年２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成立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邓小平亲自提出当前理论研究与宣传的选题，要求进行研究，著文回答。这些题目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和我国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和迫切需要解答的重大问题。第二，队伍。他亲自挑选了在思想理论上能够同“四人帮”进行战斗的领导力量。其中有：被誉为中共“党内第一支笔”的胡乔木，他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从１９４１年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二十年。“文革”中受迫害，直到１９７４年出席国庆宴会才重新露面；曾任新华社社长、总编辑，原《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他是写社论的能手；还有历史学家胡绳，“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后来又增加了当过新华社负责人的熊复，原《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和原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除李鑫(康生的秘书)之外，这些负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冲击，大多从干校回来不久。其中吴冷西、胡绳、熊复是“钓鱼台的班子”的成员。邓小平要胡乔木同他们一起，并要求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这样一支队伍，是同“四人帮”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展开一场尖锐斗争所不可缺少的。第三，文风。邓小平对“四人帮”的帮八股、新八股深恶痛绝。他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写出的文章，能够系统解答当前的问题。要有论证，能说服人。
对于后来正式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说来，这次谈话当然还只是一次酝酿。一切尚在设想、商量的过程之中。所以，名义还没有确定下来(当时设想称“顾问”)，任务也只是从写文章(当然这是主要的)这一方面着眼。事实上，政治研究室成立后在１９７５年整顿中所承担的任务、所起的作用，比“钓鱼台的班子”要宽广得多。
这次谈话以后，胡乔木即出席１月５日已经开始举行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接着出席１月１３日至１７日的大会。自此恢复了正常的政治生活。同时，对邓小平提出的一些问题开始进行了研究。在研究马列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时，碰到几个问题，其中包括译名问题。胡乔木手边没有材料，５月间到编译局请他们帮助收集一些材料。关于译名问题，胡乔木认为法和权是两个概念，不是一个概念，按原文的意思，还是译为权利比较合适，请他们研究一下各种外文译文和过去的中文译文。此后，胡乔木专门找编译局的王惠德(时任局长)等座谈。参加者有胡绳、于光远、成仿吾、柯柏年、张仲实等。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指示外事部门就这个问题写文章。外交部和对外联络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由宦乡、钱李仁牵头，集中在台基厂外交部招待所研究写作。１９７７年７月，邓小平要胡乔木主持其事。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日，在胡乔木主持下写成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当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