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次  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９日[17]

　　下午，胡乔木找邓小平汇报准备写一篇关于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在这之前，胡乔木已经布置邓力群负责写这篇文章，并商谈了文章的主题和布局。要求一个星期写出来。乔木认为，报纸上宣传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文章太少，很需要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并提出了文章的布局：开头总的讲，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我们的工作有了进步。但是由于没有全面执行，有的只执行了一项，有的只执行了两项，所以各地方的工作发展不平衡。接着分三段分别讲每项指示的意义和三项指示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落实到全面贯彻三项指示，落实到整顿。邓小平听了很赞成，认为很重要，要抓紧写出来。还说，写好以后，可以约几位副总理一起讨论审查一下，然后再送主席，主席同意了，就交政治局议，政治局批准了，就可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邓小平提出，政研室再写两篇文章，一是关于整顿党的作风，一是关于“双百”方针。邓小平还要求，以后每月写一篇，使政研室工作逐渐走上正轨。

　　他说：今冬明春要整党。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工业、农业、文教、文艺等都要整顿。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从《化石》杂志谈到学部办刊物问题。他说：《化石》这样的刊物主席还这样关心，学部办的综合性理论刊物主席还会不关心?

　　还谈到毛泽东对张锋关于科学院问题的信的批示，邓小平说，这表示主席对基础理论科学的重视。

　　说　明

　　向邓小平汇报准备写关于三项指示的文章，是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

　　写关于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这个题目是胡乔木出的。引起胡乔木要写此文的动机，是邓小平关于三项指示不可分割的思想。前面已经说过，关于三项指示不可分割的观点，邓小平在５月２９日钢铁会议上讲过，７月４日在中央读书班又讲过。胡乔木看到７月讲话记录后，很拥护邓小平的这个提法，对于报刊没有宣传三项指示不可分割很不满。９月１０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政研室七位负责人谈话中，进一步提出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批评了“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只讲斗争不讲团结的问题，布置政研室“要抓紧写文章”。于是胡乔木想到，与正在写的评《水浒》的文章比较起来，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更具有现实性，一定要把它写好。９月１８日，胡乔木即把写这篇文章的任务布置给邓力群。他讲了文章的题旨与布局，又嘱咐邓力群把小平同志关于这方面的讲话收集研究一下，把他讲的意思组织到文章里去。邓力群对当时报刊宣传的片面性，对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宣传得太少，也很不满。他和胡乔木都想改变报刊宣传三项指示的状况，胡乔木要他写这篇文章，他很乐意。

　　第二天，即９月１９日，胡乔木就向邓小平汇报。９月２０日，胡乔木把邓小平赞成写这篇文章的意见告诉邓力群和政研室其他负责人。邓力群当然很高兴，立即找胡绩伟、余宗彦、苏沛、滕文生四人，研究材料，讨论提纲，还请有关单位的同志就全国贯彻执行三项指示情况和文章应怎样写法，开了两次座谈会，然后即写初稿。

　　邓力群同四人一起商定了文章的结构，然后分两组起草。胡绩伟最早拿出初稿，邓力群看了不满意。后即由邓力群口授，苏沛、滕文生笔录整理，然后由邓力群主持，五人一起讨论修改，邓力群改定。文章初稿于１０月７日写成，题目也由邓力群确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个初稿的主要论点，是根据邓小平在几次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７５年中央一系列正式文件，中央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中的观点形成的，其中一些段落是摘抄原文。这些讲话和文件是：邓小平在铁路会议(３月５日——指讲话日期，下同)，钢铁会议(５月２９日)、接见中央读书班(７月４日)、军委扩大会议(７月１４日)、国防工业会议(８月３日)、讨论《工业二十条》会议(８月１８日)、农业学大寨会议(９月１５日)等七次会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７５年中共中央文件４号(２月１０日，批转１９７５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５号(２月１８日，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９号(３月５日，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１２号(６月２日，批转江苏省委关于解决徐海地区问题情况的报告)、１３号(６月４日，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１４号(６月３０日，批转国防科委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１６号(７月１７日，批转浙江省委关于解决“双突”问题的请示报告)、１７号(７月１７日，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１８号(７月１９日，批转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报告和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文件；国防工业会议上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纪登奎关于处理浙江问题的讲话，以及浙江处理“双突”问题的材料；《工业二十条》８月２２日和９月２日的稿子，以及北京、上海二十个企业党委书记讨论《工业二十条》（８月２２日稿）的会议简报。所以，《论总纲》这篇文章确实比较集中地传达了１９７５年中央一系列文件的精神和要点，集中地传达了邓小平１９７５年全面整顿的思想。这篇文章还相当尖锐地批判了“四人帮”，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战斗力量。

　　对于作为文章初稿的《论总纲》，胡乔木读后不满意，１０月９日就说此稿不能用。他认为这篇文章用批判和论争的语调写不好，应该正面讲道理。邓力群等又进行修改。胡乔木说，如果第二稿写得好，可以作为《思想战线》的带头文章。第二稿于１０月２０日左右写出，改题为《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胡乔木看了仍不满意，并另外找吴冷西起草。邓力群又改出一个第三稿，拟在１９７６年元旦《思想战线》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未送胡乔木看。吴冷西１１月初写了一稿，题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送给胡乔木，胡乔木没有看。所有这些稿子，都没有拿出来。

　　可是，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抓住《论总纲》的１０月７日初稿，扣上种种帽子，妄图打倒他们所仇视的邓小平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１９７６年２月，姚文元对《论总纲》下了４７处批语，把《论总纲》定为“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说它“同５７１工程纪要何其相似!”对文章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和结尾，姚文元也诬蔑与咒骂。开头批曰：“前提。经济领域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为纲被排除”；结尾写道：“一定能复辟吗?痴心妄想。”他们仇恨、害怕和诬蔑“四个现代化”真是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从１９７６年４月起，“四人帮”通过他们的舆论工具，在报刊上公开批判，给《论总纲》定性，说《论总纲》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翻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式的大毒草”。还说什么《论总纲》是文“拳头”，天安门事件是武“拳头”。８月发行三本小册子，在全国发动批判。他们把《论总纲》说成是“三株大毒草”的“主体”，而《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是“两翼”。总之，凡是能够想得到的最严重的反革命帽子，都给《论总纲》扣上了。

　　在“四人帮”的政治高压面前，邓力群在政研室的批判会上，一再表示，由他负责写的这篇文章，“从研究材料到写成初稿的过程中，乔木同志再没有就文章的内容向我谈过意见，我也没有向他汇报。所以三次稿子中的每个观点、每个提法和每句话，都由我一个人负全部责任，参加写这篇文章的同志对此不负任何政治责任。”(１９７６年２月１６日和３月５日在国务院政研室批判大会上的发言，见《运动情况简报》第三期和第十期)在批判的高潮中，他当着整人的人的面，毫不迟疑地在《论总纲》的标题下签上“邓力群”三个字。在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９日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的报告中也写道：“从开始研究材料到写成初稿，胡乔木同志没有向我提任何意见，我也没有向他汇报文章的内容。所以，这个初稿的每个论点、每个提法、每句话，都由我负全部责任。”胡乔木也说明，此文并非邓小平所布置而完全出于他的主动，是他布置写这篇文章；在布置写作此文之前，他并未向邓小平谈过，只是布置后向他作了汇报；文章正在写作过程之中，当然也没有送给邓小平看过。他在１９７６年３月２日给毛泽东的揭发材料中写道：“无论我对一稿二稿的内容曾提出什么意见，总之，写这篇文章的政治责任必须首先由我负。”至于“四人帮”对《论总纲》以及《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疯狂攻击的效果，反而是邓小平全面整顿思想、理论与策略的深入人心!这是批判者始料不及的。

　　《论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确实可以说是邓小平全面整顿的三个纲领性文件，它们分别第一次系统论述了邓小平拨乱反正、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

　　历史学家已经指出，在“文革”前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不同的发展趋向(它们同时又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的发展与积累，为后来纠正“文革”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做了一定的准备。在这里，我们应该指出，邓小平主持的１９７５年整顿，正是在“文革”发展到那一时刻的特殊条件下，对前十七年发展与积累起来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的运用和发展，《论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则既是对已经进行的初步整顿实践的理论概括，又是对即将开展的整顿总体战的全面指导，它为后来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更为直接地作了一定的准备，而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拨乱反正，正是１９７５年整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完成和更进一步发展。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又一次提出“今冬明春要整党”，同时又一次强调了各个方面都要整顿的思想。他很赞成写宣传三项指示不可分割的文章，是因为胡乔木的考虑是同他对全面整顿的部署一致的。他提出要写关于党的作风和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也是为今冬明春的整党和文艺、科技、教育等方面整顿的深入作准备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领导１９７５年整顿是由点到面，由经济部门、科技部门到意识形态部门，由各个方面的具体工作到执政党的党风，这样逐步铺开、逐步深入的。

　　关于党的整顿问题，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７月４日对中央读书班学员讲话中实际上已经提出来了。他说：“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２版，第１２页)到８月１８日邓小平在讨论《工业二十条》的会议上讲话时，党要整顿的思想与部署已经十分明确。邓小平说，不但各行各业要整顿，党也要整顿。还说，浙江的“双突”，不只是浙江一个省的现象，全国各省、市的一些地区和单位都不同程度地有这个问题。不整顿不行。不整顿，我们这个党就成问题。他说，今冬明春，在整党的同时，七五年十一、十二月，要腾出时间来搞好企业管理、生产秩序、设备维修等。(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六期，第５－６页。)在９月１９日这次谈话之前，邓小平在９月１５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就已经提出了全面整顿的任务。在这次谈话后，９月２７日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２版，第３５页)至此，邓小平完整的全面整顿的思想形成。

　　按照邓小平的上述论述，《论总纲》对整顿写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项，也不能孤立地只抓其中任何一项。我们必须以这三项重要指示为纲，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丰富经验，制定各项工作的具体政策，用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这次整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为了迎接明年开始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并指出：“在各个方面的整顿中，党的整顿、党的工作的整顿是重点。”“四人帮”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恨之入骨。１９７６年２月，姚文元对上引这一段话加了三条批语，说“九大‘整顿’。可谓天罗地网。”“杀气腾腾，一副地主资产阶级‘还乡团’的腔调。”对“为了巩固和发展……”批道：“换几个字，为了扼杀和取消就对了。”在这几句批语中，他们这一伙不要安定团结，反对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极左面貌真是暴露无遗。

　　９月１９日谈话涉及的另一件事，是督促胡乔木抓紧筹办综合性刊物《思想战线》。

　　谈话中提到的《化石》杂志，是１９７３年复刊的科普刊物(半年刊)。１９７５年８月，毛泽东左眼做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看了《化石》创刊以来的各期，写了批语，要求印大字本送他。９月６日，该刊编辑部张锋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办刊困难和科学院的一些情况。毛泽东于９月１６日作了批复。他给来信加了标题：“一封诉苦的信”，并批示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关于办刊物，邓小平６月２９日同胡乔木谈话时就提出“学部要办个刊物”。七、八月间邓小平又催过几次。胡乔木曾催问胡绳有关《思想战线》筹备的情况，很着急，认为事情办得拖拉，说小平同志对这个刊物很重视，催了好几次了，要赶快办起来。

　　９月５日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已起草了关于创办综合性刊物《思想战线》杂志的请示报告初稿。９月１９日谈话后，２２日请示报告送给胡乔木审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