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领导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扫清恢复高考的思想障碍

　　尽管邓小平三令五申要恢复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的办法，教育系统一些负责人还是裹足不前。之所以出现逡巡不定的状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存在思想障碍。于是邓小平在多次谈话时中都鼓励和引导思想战线、科教战线上的同志要解放思想。

　　要改革“文革”时期的高校招生制度，就要改变毛泽东做出的一些错误指示、决策，这就不能不与“两个凡是”相抵牾。这也是当时教育系统许多领导人难以解开的疙瘩。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1](p38)他要求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即使“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p43)

　　在高考问题上裹足不前的一个重要思想障碍，就是对毛泽东“七二一”指示的错误理解。邓小平多次强调，教育工作基本方针要遵照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去做，但对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要准确地、完整地去理解和贯彻。比如，对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要正确地去理解。七二一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要各省去搞，毕业生不属于国家统一分配。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不能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1](p68)再比如，邓小平强调，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自学成才的人，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重点培养研究人员，这是个方针问题。[5](p172、173)

　　针对科教系统普遍关心的“两个估计”，邓小平认为，“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在教育方面的主导思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毛泽东在“文革”以前对科教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知识分子中绝大部分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尽管1957年以后毛泽东讲过一些过头的话，但在60年代初期，他还是支持“科学十四条”、“高校六十条”的。[1](p49)建国后17年全国教育战线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邓小平特别针对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谬论，指出：“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尽管毛泽东曾经把知识分子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针对知识分子还要改造世界观的责难，邓小平指出，不仅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改造，就是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要继续改造，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的思想也要继续改造。[1](p43、49)针对“脑力劳动不是劳动者”的谬论，邓小平说：“要理解毛主席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从马克思到毛主席，都认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无非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的区别。”[5](p176)所以，强调科研工作、教育工作都是脑力劳动，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邓小平还支持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9月中旬，邓小平找王海容、唐闻生谈话，了解毛泽东生前同她们谈对17年教育工作不能估计过低。[5](p204)不久就从迟群的笔记中查出了毛泽东的愿意，即：十七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那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12]从而掌握了批判“四人帮”谬论的尚方宝剑。9、10月间，邓小平审阅《红旗》杂志根据邓小平关于教育的几次谈话整理成的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一株反党乱校的大毒草——批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特别是《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的经邓小平仔细审阅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公开了毛泽东对建国后17年的基本评价，这无疑是对“两个估计”的当头一棒，也将毛泽东的教育革命路线与“四人帮”的罪恶阴谋区分开来。11月18日，《人民日报》等报纸纷纷转载这篇文章，有力地推动了教育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拨开云雾见青天。这些为恢复高考创造了有力的舆论氛围、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