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尽心尽力推动党和政府做出恢复高考的政策，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一次重要转折

　　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第二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经过艰苦漫长的讨论，终于冲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阴霾，摘掉了“两个估计”的枷锁，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10月3日，邓小平审阅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致函华国锋：“此事较急”，“建议近几日内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引者注）一并讨论。”[5](p215)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由邓小平修改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废除了“文革”时期的招生办法，对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进行重大改变。首先，扩大了招生对象：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条件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校的高中学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身体健康。另外，今年招收应届毕业生的比例，占省、市、自治区招生总数的20％～30％。以选优为原则，可高于或低于这个比例。其次，改变了过去“16字”招生方针。规定：招收新生要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再次，增加了文化考试。考试分文理两类。文科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报考外语专业的要加试外语。由省、市、自治区拟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考试的目的主要是了解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8](p1579、1580)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正式公布了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经邓小平审阅修改的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招生工作搞好。22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部负责人就1977年高校招生问题答记者问，紧锣密鼓地向人民群众讲解党和国家关于高考政策的重大变革。经过十余年的曲折之后，新的高考像乍响的春雷一样震撼了整个神州大地。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有条不紊地领导整顿教学秩序，健全高校领导体制和教育制度，制定各项政策和措施，创造良好的高等教育环境，为顺利推行高考制度保驾护航。1977年高考从11月28日开始，到12月25日结束，录取新生27.3万人。[12][4](p286)

　　恢复高考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突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中国人才战略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高考改变了一代有志青年的人生命运。当时许多闯过独木桥的莘莘学子，现在都成为各个领域的骨干和栋梁，为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国家和民族之幸、党和人民之福。历史和人民将会永远铭记邓小平在这转折关头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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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5页。

　　[2]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2页。

　　[3]马齐彬、陈文斌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0页。

　　[4] 方晓东、李玉非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

　　[5]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4页。

　　[6]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7页。

　　[7]《人民日报》1977年8月19日。

　　[8]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的一份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时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后称“七二一指示”。

　　[9]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社论是经过华国锋批准发表的。后称“两个凡是”。

　　[10] 王永钦在《教育的春天——1977年推翻“两个估计”和恢复高开前后》记载是8月17日，不确。见《党的文献》1997年第4期。

　　[11] “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1971年7月在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提出来的。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文件。

　　[12]方晓东、李玉非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