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是我们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对于“大跃进”，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有过两次重要的讲话。一次是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一次是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
　　以上两段话，是邓小平在事隔20多年之后对“大跃进”的总结和反思。那么在“大跃进”前后，作为在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是如何看待“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呢？最近出版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以下简称《年谱》——作者注），披露了很多邓小平在“大跃进”期间的活动线索。本文试图以此为依据，理清邓小平对“大跃进”的理解和认识的大致脉络。
　　一、逐步领会毛泽东的“大跃进”思想
　　“大跃进”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从反对“反冒进”开始的。从《年谱》披露的内容来看，邓小平对“大跃进”显然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认识过程。
　　早在1957年9月2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发表讲话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来了一个右倾。进入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批评“反冒进”，并上升到领导方法、建设方针的高度。1958年1月3日和4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谈领导经济建设的工作方法问题。在随后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是方针性错误。2月13日，邓小平在四川省、地、县、社四级干部会上，谈到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的理解。他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有两种方法的斗争。一种是搞得快一些，一种是搞得慢一些。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方法，就是根据客观可能的条件，加快建设。搞建设也要有革命家的态度，要积极创造条件搞快点。只要是可能的，只要不是主观主义的就应该快。这是我们的正确态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
　　在1958年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批评“反冒进”，甚至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在25日的会议上发言说：反冒进是不好的，挫伤了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我对于这场斗争，在一个短期之内是有过模糊认识的，没有意识到党内有什么两条路线的不同，在某些问题上和一些同志有共同的看法，也曾设想过基本建设和某些事情是不是慢一点好，是不是谨慎一点好。（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21页。）从《年谱》披露的内容看，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对“反冒进”问题明确表态。从邓小平的这一表态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从此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8月17日至30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文件。会后，全国很快形成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