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这个理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以此为指导，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变种保持高度警惕和加以旗帜鲜明的反对。

一、邓小平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的创立者和重大实践活动的领导者

　　在我们党的文献中，“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最早是邓小平提出的。1980年12月25日，他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1]正式提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概念。而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既是为了纠“左”，也是为了纠右，而且从实践的发展来看，其根本性的任务越来越表现为纠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在六四风波后指出：“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2]

　　邓小平曾经说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3]这是符合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统计涉及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和文章在《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中的比例，可以清楚地反映出这个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中的份量和重要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从他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算起共有32篇，在这段时间，资产阶级自由化还处于发展的初期，涉及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和文章有8篇，占25%。《邓小平文选》第3卷内容涉及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和文章比例很大，有52篇，占43.7%，几乎占到一半。《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查询“四项基本原则”有44条记录，查询“资产阶级自由化”有30条记录，查询“自由化”有36条记录。这样的比例和频率在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文选》和《年谱》中是没有的，“我讲得最多”这个结论是完全站得住的。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是最坚定、最坚持的领导者。1979年的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刚一露头，邓小平就亲自出面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1981年出现了《苦恋》（《太阳与人》）事件，针对一些人的犹豫、姑息，邓小平明确表态：“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评，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4] 1983年，理论界出现了一股宣扬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邓小平对此不但明确表示反对，而且要求主要的当事人公开澄清错误和写出检查。1986年，针对有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见，邓小平明确表态要“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5] 1987年，鉴于胡耀邦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重大失误，邓小平同意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6]。1989年，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关于动乱性质的判断及果断采取措施的决定表示完全赞成和支持。[7]

　　以上对邓小平领导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大实践活动的简单回顾表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小平同志“最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