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的五个重要观点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本文限于篇幅，主要论述以下五个重要观点。

　　1.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了曲折的历程。邓小平先后作出了五次判断：第一次是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提出，通过三年整党清除精神污染。第二次是1986年9月28日，邓小平提出，反对自由化还要讲十年二十年。第三次是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第四次是1987年3月，邓小平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第五次是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间大约是一百年。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从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看，主要有三点原因：

　　（1）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长期性。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8]邓小平所说的“国际的大气候”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政策。邓小平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9]“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10]

　　无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其反对社会主义的本性是不会变的，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推行的“和平演变”也将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

　　（2）国内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存在的长期性。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11]邓小平的这个思想为全党所接受，分别写入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91年，江泽民代表中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论述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时明确指出：“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斗争的核心是依然是政权问题。”[12]

　　（3）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性。邓小平指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13]

　　2.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

　　邓小平在总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发展到泛滥直至到反革命暴乱的教训时认为：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的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的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工作太差。 [14]

　　要做到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1983年，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一些方面泛滥的趋势指出，这是由于对中央的决议“贯彻执行不力”、“领导软弱涣散”造成的。[15]1986年，邓小平针对学潮指出，“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16]1987年，邓小平又指出，“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17]

　　（2）在重大原则是非面前要讲话，对“不争论”要有全面准确的理解。所谓“不争论”，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是指在改革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如经济特区、证券股市等，要大胆实验，用实践检验，不要陷入无谓的争论，以利于抓住机遇，争取时间，发展自己。但是，邓小平所说的“不争论”并不是没有界限、没有条件的，在事关政治方向的重大问题上，在事关大局、事关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他从来都是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的。比如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邓小平指出：“有人对我们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有议论。我认为，有这些争论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现。你们的报纸有多少不同的议论！我们过去的报纸办得太单调，所以现在一有争论就有人以为是‘权力之争’了。这是过去简单化形成的这么一种印象。”[18]他亲笔拟出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提纲专门指出了真理标准讨论的必要。[19]他还认为，关于真理标准争论的意义重大：“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0]

　　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多次明确指示要争论：1983年9月，邓小平指出：“中心的办法是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理论上的争鸣。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允许宣布资产阶级这一套，不允许共产主义者出来争?现在是共产主义者不出来争。”[21]1983年10月，邓小平强调：“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22] “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23]1989年5月，邓小平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24]

　　（3）不能把改革开放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25]以后，邓小平又多次提出这个思想：“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26]“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27]

　　但是，国内外都有一些人把改革开放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形成了一种错误的思维：一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认为政策要变，改革开放要“收”，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会妨碍改革开放。针对这种看法，邓小平明确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不是今天才讲的，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讲的。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28]“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