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邓小平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论断，这就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30]。对于这个论断，也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同几位军队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在反倾向斗争上的全面、辨证和实事求是的观点。

　　（1）邓小平认为“左”、右都是客观存在，并始终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可能和事实。1981年，他在指出重点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的时候，又指出“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31]；1983年，他指出：“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32] 1985年，他指出： “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33]；1987年，他在强调我们主要是反“左”的时候又指出，“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34]；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强调主要是防“左”的时候，仍然要求我们警惕右，记取两任总书记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跟头的教训，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35]可以说，在提反“左”防“左”的同时不忘记提反右防右，这是邓小平在反倾向问题上的一贯特点。

　　（2）邓小平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把反右提到反倾向问题的主要方面。1979年3月，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刚刚结束，邓小平就代表中央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报告，其着重点就是“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36]1981年3月，他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7]。1983年9月他指出：“最近翻了一下自己的讲话，过去两面的意思都讲了。那一方面的意思讲得多一点，那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讲的。那时“四人帮”什么都不让搞。针对那种情况，那一方面讲得多，另一方面的意思也有。现在倒是要强调另一面了。”[38]1983年10月， 他指出，“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 [39]1987年1月，他提出：“过去我们对‘左’的干扰注意的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么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40]1989年，他坚决支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关于八九政治风波性质的定性，坚决支持镇压反革命暴乱。这些事件都表明，邓小平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反倾向问题的主要方面。

　　邓小平关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把反右提到反倾向问题的主要方面的思想，是完全符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的科学论断的，是对这个科学论断的具体化。

　　（3）对“左”、右问题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一贯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左”、右问题，是邓小平在反倾向问题上的又一大特点。邓小平指出：“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41]。“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也要实事求是。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42]

　　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影响的问题时，有一段非常辩证的分析，可以从方法论上给我们分析“左”、右问题提供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封建主义残余比较严重，还是资产阶级影响比较严重，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的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43]

　　4.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究竟是什么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关键究竟是什么？根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发展情况，邓小平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作出了科学的结论。

　　1979年，邓小平认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是社会上的一些人，“党内也有个别同志” “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44]1980年和1981年，他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45]从1983年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是党的领导不力。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时根据情况的变化进一步指出，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46] 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邓小平“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的思想越来越清晰起来。综观邓小平1989年5月31日以来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几次谈话，这个思想都是贯穿其中的一个主题。那么“共产党内部”指的是什么，联系邓小平的多次谈话来判断，是指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领导层。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47]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有了完善和精练的表述，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48]

　　5.要动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

　　坚持讲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在必要时动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则是我们反对、限制资产阶级自由化乃至最终粉碎反革命暴乱的重要保证。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他还讲，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49]1987年3月8日，邓小平提出，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50]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中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手段要用起来。[51]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谈到国内稳定时指出，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