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5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这一年，邓小平共接待、会见、迎送各种国际代表团或外宾64批（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12次，批阅外事文件27件，阐述和宣传了毛泽东外交思想；对法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增进中法相互了解，推进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先后接待基辛格、福特访华，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采取以民间推动官方的策略，促使《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支持第三世界，发展同东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回顾1975年邓小平主管外事的经历，对认识和总结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1975年；邓小平；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美关系；反对霸权主义；支持第三世界
　　1975年1月17日，邓小平被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大会闭幕以后，2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国务院12位副总理的分工。会议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邓小平“主管外事”，在1975年一年中做了许多工作。据《邓小平年谱》记载，这一年邓小平接待、会见、迎送来自世界32个国家或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各种代表团或外宾64批（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12次，批阅外事文件27件，为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阐述和宣传毛泽东外交思想
　　邓小平于1973年底复出以后，即协助周恩来分管外事工作。1974年4月，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六届特别联大，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1975年邓小平主管外事之后，在对外交往中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根据不同对象，继续阐述和宣传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美苏争霸、苏联的战略重点、和平与战争等问题的分析及中国的外交政策。
　　1975年3月1日，邓小平同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理洛佩斯会谈时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再存在，两大阵营的概念已不合乎今天的实际。……毛泽东主席经过多年对国际形势的观察，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去年四月第六届特别联合国大会上，由我之口把毛主席这个思想作了阐述。这是我们制定世界战略的出发点。美苏两家争夺世界霸权，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美国和苏联的争夺遍及全球。两家天天讲缓和、裁军，实际上天天搞紧张、扩军。”（《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下文中的引文，未另外注明出处者，皆引自该书。）4月20日同金日成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会谈时又说：“去年（1974年）年初，毛主席同卡翁达谈话时第一次向外宾阐明了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这是他考虑了好几年才提出来的。现在，两个阵营已不复存在，过去所谓两个阵营是两个世界的概念，已不能反映现实了。阵营的划分是一个战略概念、战略估计，国际形势变了，就要用新的战略概念来代替过时的、不符合现实的概念。”10月8日，邓小平在同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会谈中，概述了近20年来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不结盟运动的基础就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主要指亚、非、拉国家，还有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我们一直支持不结盟运动。”
　　关于美苏争霸和苏联的战略重点，邓小平在1975年初会见荷兰外交大臣马·范德斯图尔时指出：“从世界战略形势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处于防御地位，而苏联则处于进攻地位。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这是它自己决定的，谁也没有办法把它引到哪个方向去。我们希望西欧团结起来。”在会见联邦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时邓小平又进一步作了阐述：“欧洲如果是一个强大的欧洲，更加团结的欧洲，这对世界战略很重要。苏联是声东击西。从它的整个战略部署来说，重点恐怕还是在西方，在欧洲。欧洲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来说，都是重要的地区。不取得欧洲，要称霸世界不可能。甚至取得了中国，不取得欧洲，称霸世界也不可能。”6月9日，邓小平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会谈时，简要评述了苏联霸权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苏联的战略重点：“苏联对外扩张，搞霸权主义政策，开始于赫鲁晓夫时代。但是，拼命搞霸权主义，是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我们进行了形势分析，认为苏联的战略重点并没有东移。尽管它有一百万军队在我们的边界，但重点还是在欧洲，包括中东、地中海、波斯湾”。7月25日，邓小平会见马尔加什政府经济代表团时指出：“我们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团结的欧洲，这样一个欧洲对美苏两霸特别对苏联是一种制约力量。”10月31日，邓小平在同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会谈中又指出：“我们总希望欧洲强大、统一，不只是经济上统一，将来在其他方面也能统一。”12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前总理阿明托雷·范范尼和夫人时更坦率地指出：“中国支持西欧联合是完全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
　　关于核武器、核战争和常规战争的问题，也是邓小平同外宾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邓小平多次阐述中国的核战略和核武器时代的战争观。他指出：“我们多次声明，我们发展一点核武器，是为了达到消灭核武器这个目标。”“核武器毁灭人类这种看法靠不住，最终人类要消灭核武器，而不是核武器毁灭人类。如果超级大国动用核武器，就与全世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它们发动战争，无非要控制世界。如果人类都被毁灭了，还如何去控制？以后的战争很可能还是常规武器的战争”。“我个人看，现在反对核武器应把重点放在反对美苏两霸继续拼命搞核军备竞赛方面”。邓小平还指出战争的一个普遍规律：“坚持正义斗争的小国可以打败侵略和欺负他们的超级大国”。（《人民日报》1975年5月14日。）“最后胜利的是防御者，而不是进攻者”。
　　二、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邓小平1975年令人瞩目的重大外交活动是出访法国。这次访问是邓小平复出以后的首次正式出访，也是对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中国的回访。
　　1975年5月12日，邓小平乘专机到达巴黎，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法国总理希拉克在机场贵宾室致欢迎词，他说：“你的访问是中国和法国互相表示关心的证明，这次访问是我们友好关系的证明，为加强我们在各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机会。”希拉克表示，今后几天内同邓小平的会谈“可以就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和同我们两国有关的事情交换意见”，他深信，“这些会谈将是有用的和有成果的”。邓小平致答词，说：“法国是我年青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法国人民的热情好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重游旧地，感到非常愉快。我特别高兴的是，自从1964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断得到发展。这次，我是带着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真诚愿望来贵国访问的。我相信，通过我们双方的会谈，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必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将得到新的发展。”（《人民日报》1975年5月13日。）
　　邓小平在访法期间通过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和公开场合的对话，就世界形势、反对霸权、维护独立和欧洲统一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就中法双边问题，交换了意见，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发展了两国的良好关系。5月18日，邓小平结束对法国的访问回到北京。21日，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信报告访法情况，说：“我们根据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战略部署，利用时机，多做工作，扩大了影响，增加了中法相互了解，推进了我们联合第二世界反对两霸、侧重打击苏联的国际统一战线。”这是邓小平对此次访问法国的扼要总结。
　　三、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努力
　　在大国关系方面，邓小平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是台湾问题。邓小平坚持处理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以我为主，促使美方接受我方的条件，使中美关系朝着逐步实现正常化的目标前进。
　　邓小平在1974年11月26日至28日与基辛格会谈时，就明确指出，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只能采取日本方式，即：断交、废约、撤军。基辛格提出的方案，从本质上说，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29日发表的《公报》宣布，两国政府商定，美国总统福特将于1975年访华。
　　福特总统于1974年8月9日就职后曾表示“保证继续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继续执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并打算在自己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0月28日，福特签署一项法案，决定废止《台湾决议案》《台湾决议案》于1955年经美国国会通过。该决议案授权美国总统可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保护台湾及澎湖列岛。。邓小平对福特访华十分重视，积极进行准备，通过各种途径与美国方面沟通，表明中方对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的态度和立场。
　　1975年4月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罗兹时指出：“我们的愿望就是，双方沿着上海公报的原则精神坚持走下去，双方都不要后退。”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强调：“我们两国之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只能按日本方式解决，即撤军、废约、断交，不能有别的方式。如果美国认为不成熟，我们可以等待。”
　　６月２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团长尤金·帕特森和美联社董事长保尔·米勒时，着重谈了福特访华和中美关系问题。邓小平说：“福特总统要来，我们欢迎，来谈问题也可以，不谈问题也可以，谈得拢也可以，谈不拢也可以。至于福特总统的访问是否带来中美关系的某种前景，这是要由福特总统去考虑、去决定的问题”。“中美两国之间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我们的立场很清楚，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问题只能采取日本方式解决”。“其他方式，我们不能考虑。如果美国政府考虑还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等一等。总之，‘两个中国’、‘一个半中国’和‘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立场，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变相形式的这种立场，我们也不能接受”。“台湾问题是中国统一的问题，这是一个主权问题。不能设想中国人民会同意以任何形式把台湾从中国国土上分割出去，这不可能。中美之间的关系，一定要遵循上海公报的原则，中国只有一个，不能采取别的立场，不能从上海公报的立场后退。至于用怎样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一个内政问题。我们尽力采取和平方式解决”。
　　在解决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上，邓小平既坚持原则立场，又坦然相对，耐心等待，无求于人，这种姿态，使得中国方面始终保持主动的、攻守自如的状态。这一点，在9月20日回答英国前首相希思关于基辛格10月访华是否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新进展的问题时，再一次充分地体现出来。邓小平说：“这要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什么方案。中国的态度无非是三个条件，即日本方式：一、废约，废除美国和台湾之间的条约；二、撤军，人数不多，现在是四千多人；三、断交，不能考虑别的什么‘两个中国’或者‘一个半中国’。如果美国觉得时间还不成熟，我们可以等待。”
　　10月19日至22日，基辛格到北京，为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邓小平负责接待，同他举行了四次会谈。在20日的会谈中，邓小平指出：“毛主席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对待国际问题，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邓小平委婉地批评了美国方面强调的所谓“灵活态度”，认为“灵活是要符合于战略要求的灵活，如果灵活得过分，就会使人们想到究竟这个战略是什么”。邓小平强调，“苏联的战略重点在西方，在欧洲和连接欧洲的中东、地中海，甚至波斯湾”。“世界上有一种舆论说，似乎中国很怕苏联进攻。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博士，这种估计是错误的”。22日的会谈中谈到福特访华公报时，邓小平指出：“重点在政治方面，这次访问从政治上可以体现出来。我们可以按照上海公报的原则在贸易和人员、文化交往等方面继续前进。我们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是台湾问题，恐怕你们也没有准备拿出新的方案，如能重申上海公报的原则还是比较适当的。”
　　1975年12月1日，美国总统福特到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邓小平负责接待。当晚，邓小平受周恩来总理委托主持欢迎宴会并致祝酒词。在祝酒词中，邓小平高度评价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并表示了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期望：“我们相信只要认真遵守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这一愿望终将实现。”（《人民日报》1975年12月2日。）福特在祝酒词中表示，“保证致力于那些最初步骤中所确定的目标和原则，特别是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我们将继续坚定地致力于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建立我们两国正常关系的过程，并且扩大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合作的领域”。（《人民日报》1975年12月2日。）
　　12月2日下午，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福特和夫人。福特在会谈中说，我们要努力更好地协调行动，以便在国际上采取强硬的态度来对付诸如苏联这样的国家所提出的扩张主义的挑战。他们在国际上总的欲望是在领土、经济和其他方面进行扩张。但是，我们将要对付他们的挑战。我们打算在明年之后改善美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我们认为那时将是我们能在双边关系方面取得真正进展的时机。在此期间，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将分别从东方和西方来共同对付苏联。这将有利于在美国国内使人们更多地支持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继续取得进步和发展正常化。我们应当在此期间用我们美国所做的事情和你们人民共和国所做的事情来使苏联信服我们说的话有行动作后盾。我们将保持对他们的压力。我们希望东方对苏联的压力将同我们在另一端通过实际行动对他们施加的压力同样强大。
　　毛泽东表示怀疑福特所言不过是放空炮、骂娘而已。福特说：我们做的会比那要多，过去我们做的就比那要多，我们今后仍将如此。对毛泽东提出“你们有实炮啊”的问题，福特回答：是的。除非他们挑战，否则我们的火药将保持干燥。但如他们挑战，我们的火药就将不再是干燥的了。事实上，我们对付过他们的挑战，今后我们也将继续这样做。在得到福特的回答后，毛泽东说：那好！达成协议！福特进一步明确地说：我们达成这样的协议：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将进行共同的努力，你们从东方施加压力，我们从西方施加压力。毛泽东加以肯定，说：就是。君子协议。（以上会谈情况据胡乔木、邓力群编《“文革”十年间毛泽东言论》1975年本，第121—126页。）
　　3日和4日，邓小平同福特继续会谈。在福特表示美方打算在明年按日本方式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下，邓小平说明了按照日本方式实现关系正常化后台湾问题的处理原则：按照日本方式，意味着跟日本现在和台湾的关系一样，非官方的、民间的贸易关系还可以继续保持。有关台湾的其他问题，则要作为中国内部问题解决。
　　这次接待福特访华，在毛泽东直接指导和邓小平具体负责下，取得了积极的重要的成果。美方接受了中国的条件：按日本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并提出了中美明年之后建交的时间表中美两国建交在福特总统任期内未能实现。卡特就任总统后，经过谈判，于1978年12月16日（北京时间）上午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公布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中美两国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还就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达成君子协议。
　　福特返回美国以后，12月7日，在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发表讲话，提出被称为“新太平洋主义”的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六点政策纲领，强调在上海公报基础上完成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并重申在亚太地区及世界任何其他地区反霸权主义的立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关于美国对苏联搞“绥靖主义”的批评。但是，1976年中国国内开始“批邓”，周恩来、毛泽东又相继逝世，福特也在同年11月谋求连任的总统选举中落败，致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直到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四、促使《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
　　中日关系的焦点聚集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的问题上。1974年11月，中日两国政府就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开始谈判。日本方面在条约是否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问题上犹豫不决。邓小平采用以民间推动官方的策略，耐心细致地做日本各界工作。
　　邓小平在1975年1月20日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前国务大臣保利茂时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首先指出，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不可否定或者减弱，应该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贯彻和发展中日友好的方针。采取这个态度，政治上解决和平友好条约是不困难的。邓小平阐述了中国“永远不称霸”的路线，指出中日两国《联合声明》里就写了任何一方都不谋求霸权。在亚洲也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也好，都不谋求霸权。这是一个重要原则。“我们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有了这一条，我们友好的基础就是牢固的，就可以建立牢固的相互信任关系”。
　　4月16日，在会见以池田大作为团长的日本创价学会第三次访华团时，邓小平对这一问题很有针对性地发表了意见：“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进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含义有两点。一是中国和日本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都不搞霸权主义。我们中国愿意用这点来限制我们自己，中国承担了义务，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日本承担在亚太地区不谋求霸权的责任，这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近百年的历史总结出来的经验。由于长期的历史渊源，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形象是受了影响的。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的努力。现在确实有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写上这一条不是干涉谁的内政，而是干涉它们的行动。要侵略、奴役、控制、欺负人家，这是应该干涉的。所以，这两点不应该成为我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障碍。问题恐怕是究竟中日友好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中日两国之间只是贸易和人员来往还不够，还要有政治基础，反霸条款是政治基础，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希望日本政府拿出勇气，做出决断。”
　　在7月21日会见日中记者会友好访华团时，邓小平对这一问题又一次作了透彻的分析，表明了我们在原则上不能让步的立场。10月3日，邓小平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前外相小坂善太郎和夫人。谈及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批评日本政府不能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不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而是搞外交手法。客人提出能否设想在霸权主义这个词的含义上解释，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从联合声明后退，任何解释实际上都是后退。”
　　由于中方的坚持，在外交谈判之外，又通过多种渠道对日本朝野做工作，以民间推动官方，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最终于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签订。邓小平出席了10月23日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五、支持第三世界，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在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邓小平支持他们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和发展经济的努力，协调相互关系，向他们介绍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则立场和自身发展的经验。
　　邓小平对中东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支持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合理解决中东问题。在2月1日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博士会谈中，邓小平指出：“中东问题是国际问题的一个焦点，根源是美苏两霸争夺引起的。美苏都不会对中东采取放手政策。美苏在中东的政策，在多数时间里是不战不和，但也不放弃隔一段时间打一仗。不打仗，就没有文章好做，卖军火也没有市场。美苏各自最大的军火市场都在中东。我们总的看法是中东问题一下解决不了。”在3日上午会谈中，又表示：“我们对第三世界用石油和其他原料做武器来对付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特别是两霸的掠夺和剥削，改变过去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给予高度的评价和支持。”10月28日，邓小平会见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的特使法拉贾时指出：“从根本利益来说，阿拉伯世界归根到底要团结起来。国际局势可以千变万化，但是我们相信，不管经过多少曲折，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阿拉伯人民的。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一百年。”
　　邓小平重视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支持建立东南亚和平、中立地区的主张。在6月8日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会谈中表示：“中国支持东盟国家要求东南亚成为和平、中立地区的主张，支持波斯湾和平中立、拉美无核区、印度洋和平区等主张。中国对东南亚国家逐步脱离超级大国的影响、各国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倾向表示赞赏。”6月16日，会见泰国国会议员访华团。在客人提出希望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时，邓小平回答道：“我们不敢当。中国只能是第三世界的一个平等的成员。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不能当领袖，当了领袖就要随便指手画脚，那不行！那就要把自己摆到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对立面。现在中国落后，没有资格称霸，以后中国发展起来了，也不称霸。所以，我们把永远不称霸作为我们国家的指导原则。”8月30日，邓小平会见泰国总理，继续谈会见泰国议员访华团的话题。邓小平强调：我们有共同的遭遇，同属第三世界，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需要团结在一起。“我们国家的根本政策、根本路线是支持第三世界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这是由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决定的”。11月12日，与缅甸总统吴奈温会谈，又一次表示支持东南亚中立化，支持扩大东南亚国家联盟：“我们真心希望东南亚各国在和平、中立、自由、不结盟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邓小平重视向第三世界国家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7月16日，邓小平会见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指出：“要坚持民族独立的旗帜，坚持团结的旗帜，坚持进步的旗帜。谁坚持这三条，人民最终就选择谁。人心的向背决定谁最后胜利，一时的胜利决定不了命运，起决定作用的是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
　　在邓小平的一生中，直接主管外事就是1975年这一年。研究这一年邓小平主管外事的经历，对认识和总结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实践，继承这一份宝贵遗产，显得特别重要。本文只是扼要地叙述了主要史实，深入系统的研究寄望于来者。
　　〔作者程中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