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为了进一步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形成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中国政局向前发展，邓小平在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于１９７８年９月13日至20日，视察了东北三省以及唐山和天津等地，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这些谈话，后来被学界称为邓小平“北方谈话”。　　  　

　　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多次明确谈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1978年9月17日，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工作汇报时，邓小平说，要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利用各种现有的条件，实现四个现代化，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他特别强调指出，应该在适当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他在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的汇报时，有针对性地指出：“对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通过运动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有半年的时间就可以了。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究竟搞多久，你们研究。有的单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1]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在接见金日成时，回忆了他的“北方谈话”，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力，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以愉快的心情表示：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对的。

　　从已有的材料看，粉碎“四人帮”后，“北方谈话”明确提出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党内是首次。

　　转移工作重点，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不仅明确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而且围绕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对老企业改造、农业现代化和发展第三产业等问题，也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比较系统地阐述改革开放问题。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9月16日，他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工作汇报时，从调整农村政策和改进企业管理的角度，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例如，对企业改革，他指出：要开动脑筋，敢于思考怎么样使生产增加，产品质量提高，成本降低，原材料消耗少，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要搞好民主管理，建立企业的考核制度，等等。在谈到企业管理问题时，他指出：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那时候，苏联企业管理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后来我们学了那个东西，有了那个东西比没有好。但现在连那个落后的东西也丢掉了，一片混乱。

　　邓小平不仅阐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而且提出了一些对新时期我国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改革思路。9月18日，在鞍山市听取中共鞍山市委负责人工作汇报时，他提出要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他说：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他提出了扩权的改革思路，强调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步阶段的重要的指导思想。他提出了打破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思路。在长春，他指出：不管大中小企业，搞得好的要奖励，不能搞平均主义，要鼓励先进。9月20日，在天津发表讲话时，他又说：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管理人员好的也应该待遇高一点，鼓励大家想办法。

　　邓小平把管理改革提到革命的高度来认识。在鞍山讲话中，他斩钉截铁地说：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在天津谈到引进技术要改革企业管理时，他说：凡这样的工厂，管理要按人家的方法，这个对我们来说叫革命。在这里，改革就是革命的思想认识已十分明确。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科学论断。

　　邓小平还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来阐述改革的必要性，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他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政治上也“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

　　难能可贵的是，“北方谈话”还论及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指出，反思历史，“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要求”。９月１４至１５日，邓小平在哈尔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工作汇报时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邓小平通过对当时政治体制的批评，实际上提出了打破苏联政治体制模式的改革任务。当时，接待邓小平的中共黑龙江省委主要领导李力安回忆说：邓小平结束了对朝鲜的访问后，视察了黑龙江，谈到的问题很多，当时已经在考虑如何推动党的工作重心实现历史性的转移和如何进行改革、开放的问题了。他提出，要解决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的问题，首先是解决体制问题。他说，体制问题不解决不行。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他说，“我们决心下了，体制改革得比较适应，行动比较快，有效率了，剩下的就是技术水平、管理水平问题。一个企业管理得好不好大不一样。管理也是技术”。[2]

　　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初步形成了指导新时期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的基本思路，即着眼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逐步改革政治体制。邓小平提出“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时，就举例说：大庆要进口一件什么设备，本来经过党委就可以解决，就是转圈子定不下来，拖了一年。可见，邓小平从搞好企业的角度，提出了体制改革的问题。9月17日，他在沈阳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工作汇报时说：鞍钢改造以后，必须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市政府是不是要考虑变成为它服务。这实际上是明确提出了政府职能的转换问题。第二天，邓小平在鞍山讲话中谈到企业改革时，他强调：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这些，都是基于同样的思路。

　　实现四个现代化，“关起门来不行”

　　就对外开放问题，“北方谈话”也有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在东北考察，一路走，一路大谈对外开放。9月13日，他在谈到本溪、本钢的发展时说，现在就是要好好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不然老是跟在人家后面爬行。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应当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长期把自己锁在本乡本土，不了解外界，不与外界交往，闭关自守，只能把我们国家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9月16日，他在长春讲话中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起门来不行”，要“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他强调说：“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两天后，在鞍山讲话中，他再次重申：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判断我国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这是他确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定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提。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先声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如果说“北方谈话”积极倡导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它所涉及的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的内容，是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继续。那么，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形势下，“北方谈话”着眼于发展生产，实现“四化”，明确强调，要适时结束揭批“四人帮”这一群众运动，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它所提出的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先声。

　　结束考察，回到北京之后，邓小平继续阐述要进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主张。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３日下午，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请他们帮助修改他代表中共中央在工会九大的致词稿。其中谈到：现在到了这么个时候，“四人帮”当然要批，但不能老是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现在有些事将要考核我们自己的干部，批了“四人帮”还搞不好，总得整一下自己吧，总得问一问领导人、领导班子是不是可以吧。外国人有个议论说，你们什么都归罪于“四人帮”。归罪于“四人帮”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以后一直都归罪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想从这个讲话开始，讲一下这个道理。这次我在沈阳军区讲揭批“四人帮”的问题，我说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再搞三年五年吧!我说你们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那么就要问“底”在哪里？现在可以暂时不说。[3]1978年１０月，邓小平在工会九大的致词中说：“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4]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地做出了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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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83页。

　　[2] 李力安：重温２０年前邓小平同志视察黑龙江的谈话，《黑龙江日报》，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３日。

　　[3] 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７页。

　　[4]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３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