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宋泽滨：解放军装备学院政治工作研究中心教授；齐爱兰：中国农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教授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关于中国形象的讨论越来越多，成为当前的一个理论热点。邓小平在进行国际比较或阐述中国的地位作用时，直接使用了国家形象等概念。诸如“国家的形象”、“中国的形象”、“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的面貌”、“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等。邓小平的国家形象观，是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的国家形象这个角度探索“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样一个问题，进而深刻回答“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中国将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应当如何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听听小平怎么说！
一、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时提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1邓小平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明了的问题，甚至是每一个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每一个关心中国发展的人都应该明了的一个问题。要回答一个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就要回答这个国家的国体、政体，它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状况；同时，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也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地位和表现，这就是国家的形象问题。为此，要先找坐标系，先了解“世界是什么面貌？”其次，要看清中国是个什么面貌，此外，还要回答国际上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回答“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对此，邓小平提出了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发出了“我们要赶上时代”的伟大号召。
（一）我们派人出去看看，世界是什么面貌？将是什么面貌？
中国的面貌、地位与世界的面貌、地位紧密相联，中国只有在世界的大框架下才能发展。为了认清中国面貌，必须首先搞清世界的面貌。关于世界的面貌到底如何，经过十年“文革”的封闭，人们是不大清楚的。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说：“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邓小平问：原来我们提出的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还有22年，到那个时候，“世界是什么面貌？将是什么面貌？” 2因此，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搞清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对我们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非常必要的。
为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央不断向国外派出代表团。1978年5月派出了以谷牧副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出访西欧五国，这是新中国成立30年来第一次向西方派出的政府代表团。临行前的4月底，邓小平向代表团指出：“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样管的。”代表团回国后，谷牧向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时说：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之后，邓小平又专门约请谷牧谈话，详细询问出访情况。1978年年底邓小平本人也连续出访。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的1978年10月访问日本，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三中全会召开一个月后，1979年1月访问美国。这些出访，在邓小平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日本乘坐新干线后谈观感时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他参观了日本汽车自动化程度达到96%的流水线，了解到这里的工人劳动生产率比中国的“一汽”高了将近一倍时，感慨地说：“我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了。”邓小平将自己访美的使命之一定位为“了解美国人民，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建设的经验” 3。这些出访为邓小平思考中国的面貌问题找到了一个参照，奠定了基础。
对世界面貌的认识，及对中国面貌的影响，邓小平有三句话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句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984年6月30日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 4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由于外国的封锁和我们自己的闭关自守，对于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清楚，更谈不上自己的发展了。第二句话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984年10月6日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代表时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5因此，必须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第三句话是“我们要赶上时代”。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领导人时指出：“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6时代是方向，时代是目标。只有赶上了时代，中国的面貌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随着苏东解体，世界两霸主导的格局彻底打破，邓小平一直密切关注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1990年9月12日会见金日成谈到国际局势时说：“旧的秩序彻底打破，新的秩序还未露端倪，刚刚冒头。过去的矛盾是东西矛盾，还有南北问题。美苏两霸，苏联集团现在没有了。究竟世界局势变化到什么样子，怎么形成一个新的比较稳定的格局，现在还看不出来。”他要求“观察世界的变化，争取向好的方面变化，向有利于我们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面变化。” 7一年以后，1991年10月5日再次会见金日成谈国际问题时说：“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还没有定，恐怕要成十年成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是观察，少露锋芒，沉着应付。” 8正是在不断考问“世界面貌”、密切观察“世界局势”中，邓小平制定了我们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
（二）闭着眼睛连自己的面貌都看不清楚，不照照镜子不行
看“世界的面貌”，是为了找到自己发展的参照系，看清“自己的面貌”，才是发展的基础。对此，邓小平是非常清醒的。1977年10月22日会见朝鲜中央通讯社代表团时说：“要承认自己落后，特别在科学技术领域里。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闭着眼睛连自己的面貌都看不清楚，不照照镜子不行。总之，要老老实实，还是毛主席说的要实事求是。” 9说邓小平的清醒，其实早在“文革”期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就对中国的落后面貌有着自己的看法，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反复向全党全社会强调要看清我们的落后面貌。
只有看清我们的落后才能找到出发点。1975年4月1日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时指出：“我们这个国家还很落后。我们也有一些雄心壮志，看能不能在二十世纪末达到比较发展的水平。所谓比较发展的水平，比你们、比欧洲的许多国家来说，还是落后的。” 10正是由于头脑清醒，邓小平把当时提出的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用了“能不能”这样尚不肯定的语气来表述。1978年3月13日会见索马里新闻代表团，针对国外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大国，甚至是超级大国的说法，邓小平进行了深入分析：“国际上都说我们是一个大国，苏联甚至说我们是超级大国。我们的大，只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大，一是人口多。按生产和科学水平来说，我们同你们一样，只能算是一个小国。”他用当时代表一个国家工业实力的钢铁来说，按日本、联邦德国、法国、美国的人均水平，就是到有六千万吨钢的时候，我们也还是一个弱国。我们应当有几亿吨钢。因此，他说：“你说强什么呀？所以说，牛皮不能吹大了。” 11在这一段时间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的落后、要通过努力改变中国的面貌。他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一个有希望的国家。” 12“落后的面貌也否认不了。认清这个落后是好事。” 13“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 14“我们这么落后，面孔本来就不漂亮，你吹嘘干什么。” 15我们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太穷了，要改变面貌”， 16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改变落后面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使命，也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决定实行改革开放重大战略决策的基本依据。
对国情的深刻分析，直接导致邓小平对毛泽东来时代提出的中国现代化目标作出了符合实际的修订，提出了“小康之家”概念。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当客人问到，中国宏伟的现代化规划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17他分析说，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
经过长期探索，邓小平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概括中国的基本国情，把对中国自身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说：“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18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我们深刻认识“中国面貌”奠定了基础，为我们努力改变“中国面貌”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有的国家认为真正威胁来自中国。这个问题应弄清楚
国家形象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自己认同，还有他人对你的认可。思考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除了要看清我们的参照系，认清我们自己的现状外，还要注意倾听国外的舆论，并作出适当回应。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遗留问题，随着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外界对中国的猜疑与戒心有所增长，甚至有人散布“中国威胁”。邓小平认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对此必须表明我们的政治主张。他指出：“有的国家认为东南亚的真正威胁来自中国。这个问题应弄清楚，否则不可能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19为了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也是为了树立中国的形象，邓小平反复阐述中国的观点。
第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基本国策是永不称霸。1978年8月10日会见来访的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时指出：“中国现在没有资格称霸，但起码东南亚有些人担心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是否会称霸。我们再三说，中国永远不称霸，如果称霸，那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变了质。” 20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性质去看，从中国不称霸这个国策上去认识，起到了积极效果。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为我们党制定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成为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遵循。1985年6月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21把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定位为“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对消除国际上的疑虑与猜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中国忙于自己的现代化，主要任务是把自己发展起来。邓小平指出：“中国要摆脱自己的贫困，绝不是本世纪末的事情，甚至于还需花下个世纪的一半时间才能达到。” 22为此中国必须有一个和平环境来发展自己。“我们真正忙的是怎样把自己的国家发展起来。这是我们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状况，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家力量，这是很不容易的。” 23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发展自己，中国没有时间精力、而且中国的国家性质要求我们也不可能去威胁他人。
第三，头头可不能当，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出于对中国的尊重和对中国力量的倚重，多次向我们提出希望中国当头。早在1975年泰国人就希望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 24，1982年6月马耳他总理多米尼克·明托夫希望中国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精神领袖 25，1982年10月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要求中国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 26。对此，邓小平的态度非常坚决，立场非常坚定，提出中国“决不当头”，成为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他反复阐述这个观点。他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27“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不是什么头头，什么特殊地位、当头头的想法都不能有。” 28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29邓小平把不当头作为一种政治考虑，显示了一位战略家的长远思考和战略思考，把自己放在第三世界人民一边，为中国在外交上赢得了许多主动，树立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形象。1989年10月26日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时提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30，这就从两个最主要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做了概括，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廿八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为我们明确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世界上树立起中国的和平发展形象。
通过以上分析，邓小平对世界发展呈现出来的面貌，中国的落后现状，以及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担忧几个方面，给我们大体勾勒了一幅中国面貌图。事实上，邓小平对中国面貌的描绘，是随着改革开放实践和理论思考的深入不断深化的。当1981年11月17日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里甘，回顾起三年前与大平正芳谈话首次回答“你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个什么样的现代化”这个问题，重申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小康之家”，使我们对四个现代化的认识注入了人民生活的实在内容；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新的目标：“搞中国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新提法就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31把民主、文明作为奋斗目标鲜明地提了出来，丰富了目标的内涵。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把我们的奋斗目标凝练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对“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简要回答。
二、采取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如果说一个国家的面貌还只是外在形象的话，那么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更反映这个国家的方向和本质。邓小平对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进行了全新的思考，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作出了科学论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32坚持这个基本结论，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看一个国家的形象，首先要看高举的是什么旗帜。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帆风顺的，前进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发生了“八九”政治风波，西方七国带头“制裁中国”，国内“左”倾思想抬头，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一些人主张倒退回改革开放前的政策，国外的敌对势力则这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1990春节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个问题，“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33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
（一）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首先高举的是共产主义旗帜，这是由党的性质所决定的。1986年11月9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 34共产主义把亿万人民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介绍自己经历时说：“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如果从一九二二年算起，我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已经工作了六十多年。” 35“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工作”，是对每个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共产主义被看成是虚无渺茫的东西，是可望不可即的空想，一些党内的不坚定分子对共产主义发生动摇，邓小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发出了时代强音，令人感慨。这是第一个大动作：继续举马克思主义旗帜。
共产主义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实行改革开放不是放弃社会主义，搞现代化建设不能没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他说，没有理想不行，“延安时候我们有什么？物质条件很差，就靠精神文明。靠有理想，靠坚强的信念，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36因此，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 37要有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搞社会主义建设，把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搞好。“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38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理想信念是战斗力，理想信念是凝聚力，理想信念是一切的基础。形象地说，理想信念也是精神支柱。支柱就是一个人的脊梁，没有它，这个人就不能站立起来；精神支柱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它，这个民族就不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共产主义不是虚无飘渺、遥不可及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邓小平1985年3月7日出席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时指出：“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 39有人只讲现代化，不讲社会主义，更不讲共产主义，这就丢掉了我们的大目标。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1986年4月4日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时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然后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准备基础。” 40要牢牢把握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共产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建设社会主义是最低纲领。为实现最低纲领而奋斗，就是为了实现最高纲领而奋斗。
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就是到了晚年，在面对生死的人生最大问题时，邓小平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1992年7月12日同前来探望的弟弟邓垦的谈话，是两位高龄老人亲人之间的谈话，自然免不了生老病死的人生俗话。邓小平对弟弟说：“我哪天去，哪天走，不关紧要。自然规律违背不得，你们要想透这个问题。”但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两位老共产党员谈起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严肃话题。邓小平说：“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要经过社会主义阶段，而这个阶段是很长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但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这同时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 41“共产主义伟大”、“社会主义可爱”，这就把这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问题讲清楚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在当前，就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一步，就向共产主义迈进一步，就是为共产主义旗帜增加光辉。
（二）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首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因此，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就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结束十年“文革”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动乱和损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而拉开中国改革开放大幕，必然要涉及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问题。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时，反复谈到“旗帜”问题。他说：“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 42十年后，邓小平旧话重提。1989年2月26日会见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时说：“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43特别指出评价毛泽东“不能过分”、“不能出格”，要符合实际，恰到好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必须坚定“举旗”、“护旗”，坚决同“砍旗”派和“丢旗”行为作斗争。这是采取的第二个大动作：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第一，批驳“非毛化”的指责，坚持“讲清楚错误”、“不抹煞成就”的正确态度。1979年1月24日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时指出：“有许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没有条件提出来，我们现在提出来，这本身不是‘非毛化’，根据现实提出问题是完全应该的。” 441981年1月26日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斯特里特时说：“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在晚年确实有很大的错误，也要讲清楚。讲清楚的好处是可以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也教育我们自己。但毛主席的历史功绩不能抹煞。” 451981年3月24日见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尼雷尔时指出：“如果真搞‘非毛化’，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46他分析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的一生，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确实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反对霸权主义，确定中国永不称霸，确定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些思想都是很好的。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各个方面，目的还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第二，顶住“砍旗论”的非议，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恢复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建设。粉碎“四人帮”不久，党的最高领导人提出了“两个凡是”，中国社会进入历史徘徊期。1978年5月，在胡耀邦的直接支持下，掀开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但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却指责说，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思想的。他还提出了三句话，叫做：“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47并采用高压手段，企图将这场关系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能否得以恢复的大讨论压制下去。邓小平关注并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 48 他说，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有力地回击了所谓“砍旗”的非议，为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
第三，揭露“丢旗派”的要害， 否定毛泽东，就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1978年11月25日听取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时指出：“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是让人不齿的，我们永远不会那样干。1980年10月25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 49邓小平认为，如何对待毛泽东这个问题，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第四，阐述“护旗者”的职责，维护毛泽东旗帜，进而维护“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1979年3月16日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情况报告会上指出：“我们必须坚决地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安定团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影响问题。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注意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决不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伤害这面旗帜。” 50要维护旗帜，不要伤害旗帜。1980年2月29日在党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维护毛泽东旗帜，涉及到三个“利益所在”，这样讲是很重的，充分说明它了意义所在。1981年6月22日评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指出：“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 51
在讨论了几种对待旗帜的态度后，邓小平又把举旗与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联系起来，提出了“什么是真的高举和假的高举”的问题。邓小平说：“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那么什么叫真的高举什么叫做假的高举？第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真高举，坚持“两个凡是”就是假高举。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52第二，搞好现代化就是真高举，否则就是假高举。邓小平指出：“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 5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是相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是在毛泽东探索的基础上开创的，目标也是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是真正的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继承和发展。1980年10月25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对此作了深刻地分析：“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54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就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说法，我们做的事，与毛泽东那个年代带领我们全党做的事是一致的，是毛泽东事业的继续。第一是“做起来”：毛泽东带领我们全党进行了许多探索，提出了许多创见，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由我们后人承接下来，继续做起来；第二是“改正过来”：毛泽东在探索中反对过的一些东西，被以后的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我们要改正过来；第三是“做好”：有许多事在毛泽东那时已经有了好的开端，但没有完全做好，那么就由我们继续做好。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最早开创者，邓小平是毛泽东事业的优秀继承者，并在继承中有重大的创新。邓小平带领我们全党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三）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
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从多个角度进行过说明。如，改革开放是新时期的最大特色，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一招等。1989年6月16日同江泽民、李鹏等同志谈话时说“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现在总的是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有益就可以干。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 55邓小平提出，要做几件事，树立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这是邓小平这一时期思考最多的问题。这是采取的第三个大动作：继续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
树立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就要从理论上说明，“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邓小平在平息了发生在政治风波后的6月9日就做出了回答：“没有错”。他说：“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既然没有错，那么“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 56因此，要组成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班子，要干出几件事情来，取信于民。对此，邓小平是多次强调、再三说明、反复叮嘱。
第一次是中央决策对动乱采取措施的同时，首先想到的是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邓小平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思想家，1989年5月31日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一开头就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在这篇被邓小平称为“我的政治交代”的讲话中，他三番五次地强调的两条：一条是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一条是真正干出实绩，取信于民。 57他解释说，第一，“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要看到这个大局。形象树立起来了，人们也就看到了旗帜。
第二次是在决定组成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谈到当务之急时提出“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1989年6月16日同江泽民、李鹏等同志谈话中，要求“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并具体讲了哪些事情可以抓紧干：“外资合作经营要搞，各地的开发区可以搞。多吸引外资，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税收方面可以收一些税，为外资服务的行业可以搞一些，我们自己也可以在那里搞一些有利可图的企业，这样就可以搞活。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 58这次谈话一周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当选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会上表示，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充分表达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坚强态度和树立改革开放形象的坚定决心。
第三次是在辞去最后一个领导职务时再次提出改革开放形象问题，并请中央领导同志对此要“特别注意”。邓小平1989年9月4日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进一步肯定了自己在5月份最初的说法并加以强调：“当时我说，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 59谈话中又一次提起他的希望：“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这点请你们特别注意。”我们要着重指出邓小平使用的这两个程度副词：“十分重要”、“特别注意”。从他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三番五次、不厌其烦、反复强调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必须“特别注意”。我们应该认真体会它的重要意蕴。
邓小平注重旗帜，它体现着一个政党的纲领。1975年7月16日会见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时指出：“要坚持民族独立的旗帜，坚持团结的旗帜，坚持进步的旗帜。谁坚持这三条，人民最终就选择谁。人心的向背决定谁最后胜利。一时的胜利决定不了命运，起决定作用的是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 60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邓小平自己没有直接使用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但得到邓小平高度肯定的党的十三大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邓小平高度关注的党的十四大也使用了“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邓小平逝世后，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把主题确定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党的十八大的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鲜明主题就是改革开放。在今天，高举共产主义旗帜、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三、中国人民将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振兴中华”是邓小平梦寐以求的梦想。邓小平1981年2月14日在他的著作英文版序言中，回顾了中华民族历史，畅谈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展望了中华民族的未来。指出：“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现在，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 61历史的辉煌代表过去并预示着未来，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也会成为我们宝贵的财富。经过全体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国家的落后面貌”将得到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将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邓小平憧憬的中国形象。
（一）我们这个国家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
邓小平在分析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为什么取得成功时说：“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年多的时间确实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 62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的国家形象，因为国家的发展改变了，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第一，“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处在蓬蓬勃勃的上升通道，有新的气象，国家强大起来了，在解决国际国内问题上有自己的力量，别人不敢小瞧；第二，“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讲信用，说话算数，可以赢得国际上的广泛认同。邓小平对中国国家形象变化的论述，根据中国现代化史的进程，分为解放前、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来展开。
一是解放前中国人处在一个悲惨的地位，被人看不起，是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邓小平指出：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一直处于卑下地位 63，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 64，少数人虽有地位，但所有黄皮肤的面孔吃不开 65。经过艰辛探索，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人们从此看到一线希望。但是，“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 6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在国际上没有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用枪杆子打出一个新中国，才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悲剧命运和分裂局面。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小康，就连实现温饱也没有保证。这也是近代中国90多年历史中第一个30年的基本面貌。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人站起来了，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个伟大成果，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30年来的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一个国家站起来了，国际上的看法就不同了。” 67对此，邓小平两次用“三个才”来加以强调。1979年9月29日在国庆三十周年招待会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现在比台湾穷一点，但就是这么一个穷的中国，国际上也不能不重视，也不能不买我们的账。国际上的重大问题没有中国参与就不能解决。中国人现在取得了这么一个地位，就是因为新中国的建立。” 这第一个“才”讲的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接下来说：“我们还是建立了一个相当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不行。有了这个基础，才可能搞四个现代化。因为有这个基础，人家才看到中国提出四个现代化并不是随便讲大话。”这“两个才”主要是从三十年对现代化的的基础作用角度讲的。邓小平从各个领域和行业具体分析了30年来的成就，特别强调：在科学技术方面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搞出了原子弹、氢弹。 68他总结说：“总之，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面貌一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变了，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比过去更多了。”所以，他说，“这三十年是值得我们回顾的，值得我们总结的。” 691981年又讲“三个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才大大提高，中国人才在世界上站起来了，除台湾外，其他地区才真正实现了统一。” 70这里一个讲的是中国的国际地位，一个讲的是中国人的地位，一个是讲国家的基本统一。总起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 711984年10月2日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杨振宁、李政道等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不管怎么样，中国人在世界上不再是二等公民了” 72。邓小平客观地评价了建国后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是对这个30年中国面貌的客观描述。这个评价也可以用来回击企图否定“第二个30年”论调的有力武器，今天读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是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形象变了，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比过去更多更大了。中国的形象、中国的未来发展也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回答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中国现代化蓝图是如何构思的”这个问题时指出：“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 73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目标，基本内容就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二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这个目标，通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一步一步变成实现。邓小平憧憬着实现小康时的中国社会面貌：“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国家的力量真正是强大起来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不同了。” 74一个是国家强大了，一个是国际影响大了。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金日成谈话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 75对国家面貌的变化，邓小平与外宾谈起来的时候，总是滔滔不绝，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邓小平先是通过农村面貌的变化入手，进而进一步描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中国的面貌首先是通过农村面貌改变发生的，而随着农村的发展变化，邓小平讲的“改变面貌”的程度也在断变化。首先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用的是“改变面貌”。邓小平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76邓小平为了验证一下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效果，专门到江苏和浙江进行了一次调研，所到之处“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 77其次是1983年到1984年期间使用的是“面貌大变”。他说：“实行责任制，农村面貌大变，不是小变。” 78“我国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实行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方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仅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农村面貌就大大改观，大多数农民开始摆脱贫困，成效是显著的。” 791985年以后他说是“面貌一新”、“最大变化”。“农村改革经过三年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现在农村面貌一新，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改善了。还有百分之十的人生活差一些，但也不难解决。刚才你说在北京看到了很多新盖的高楼大厦，这还不是中国主要的变化，中国最大的变化在农村。” 80主要原因是，给了农民自主权，给了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
在农村面貌改变之后，整个国家面貌也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展大变。邓小平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总之，从各方面看，我们国家的面貌比之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对于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重新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811984年10月1日庆祝建国35周年讲话中说，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 82 1985年11月邓小平会见基辛格时，基辛格说“过去6年中，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邓小平回答：“我们的经验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必须改革，这是惟一的道路。中华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最终证明中国人行不行，还要看这10亿人口怎么做。中国落后许多年了，近几年可以看到一些兴旺的气象。” 83“兴旺的气象”，是一个形象的描述，也是对改革开放给国家面貌带来变化的一种肯定。
（二）中国这几年的主要变化是人们的精神面貌不同了
国家形象不仅表现在经济建设领域，而且反映在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方面。无论是在同外国友人还是和党内同志，邓小平讨论中国面貌的变化时，他既强调经济，同时也重视人们的精神面貌，甚至更强调后者。他说：“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84邓小平在谈到现代化目标时，对精神文明、精神状态特别重视。他指出：“我们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就要使人们具有良好的精神面貌。只要我们的精神状态好，不管有什么困难，都能够克服。” 85邓小平国家形象观的精神价值取向，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事例一，基辛格看到的是中国人的消费比过去丰富了，邓小平强调“主要是人民的精神面貌变了”。1982年9月30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基辛格。基辛格向邓小平介绍了他所看到的中国的发展变化和在中国访问的感受，兴奋地说：“我注意到人们穿的衣着比过去好多了，消费品也比过去大大丰富了。”邓小平说：“我们最大的变化是农村。农民收入成倍、数倍的增长。我们‘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见效了。城市也有了变化，主要是人民的精神面貌变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增强了，对党和政府更信任了，这将对整个国家产生深远影响。” 86基辛格看到的主要是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方面的变化，而邓小平谈到了农村和城市的变化，但强调的是“人民的精神面貌”方面的变化，并具体指出表现在“信心”和“信任”方面，充分肯定它将具有的“深远影响”。从根本上说，人们的“精神面貌”是由“生活面貌”所决定，一般是先有了生活面貌的变化，才会有精神面貌的变化；但精神面貌也不是被动的，它的变化对人们的生活面貌甚至生产面貌都会发生作用。
事例二，邓小平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江南地区视察，充分感到“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1983年2月，邓小平用了20天的时间到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视察。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以后的一年半的时间内，他多次谈到这次视察的印象。他反复提问和讨论的中心议题是：达到小康社会后，“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2月7日邓小平初到苏州，就问江苏省委和苏州地委负责同志：到2000年，江苏实现翻两番，人均收入八百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江苏同志向邓小平介绍了苏州已有不少社、队人均超过了八百美元，物质和文化生活有了巨大变化。 872月9日抵达杭州后，他向浙江同志提的问题仍然是：到了人均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八百美元，社会是个什么面貌呢？ 881983年3月2日刚刚回到北京不久的邓小平便同胡耀邦等谈他视察南方的观感。他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并把他看到的和地方同志谈到的变化概括了六个方面，其中第六个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 89一年半以后的1984年12月，邓小平在中顾委三次全会的讲话中再一次谈起了这件事。这次他概括了江南五个方面的变化，其中第五条是：“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还说：“还有别的，我也记不清了。这几条就了不起呀！” 90有些变化可能确实“记不清了”，但人们的精神面貌的变化他却“记清了”。邓小平把心理学家说的“选择性遗忘”这个规律用在这个问题上，而且上一次用的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而这次则用的是“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可见他对精神面貌方面是非常重视的。在这后一次讲话中，邓小平说：“真正到了小康的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 91这就从基本理论层面对物质与精神关系的深刻阐发，为我们科学认识“精神面貌”问题提供了哲学基础。
（三）中国的发展摆脱了贫困，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带领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变中国的面貌，使中国早日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同时，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又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者，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肩负神圣的责任；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承担义不容辞的义务；对人类的解放和进步事业，要努力做出贡献。1978年6月10日，邓小平同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的会谈中，集中谈到了中国对第三世界的责任、义务和贡献。他说：“我们力量有限，要在国际上尽我们应尽的责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责任，还存在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只顾自己的。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我们相信，经过一段努力，我们自己发展后，可以更多地尽到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92“责任”、“义务”、“贡献”，体现了邓小平对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博大胸怀。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探索邓小平的这一思考。
首先，从中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来看中国的发展问题，认为只有先把自己发展起来，才能为第三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邓小平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应该是生产力发展比较快的制度。建国后，如果说我们有错误，最大的一条就是不重视发展生产，所以我们国家落后了。我们国家在国际上虽有地位，但经济还不发达，这同十亿人口的国家不相称，也同我们在国际上应该承担的责任不相称。” 93他指出：“中国太穷了，同我们这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我们有个雄心壮志，从八十年代起，到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小康社会。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八百至一千美元，说准确点是八百美元或稍多一点。这还并不富裕，但日子好过些。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达到一万亿美元，在国力上就有较多的增强。那时我国的人口将达到十二亿左右。这个目标达到了，就为我们的继续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再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建设，我们就可以接近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水平。” 94使国家发达起来，这首先是自己的责任。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利用和平环境好好地发展自己。
其次，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和中国面貌的改变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邓小平反复指出：中国发展起来了，就会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希望若干年后，在下个世纪不长的时间，“作为社会主义的、比较富的中国，能够对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尽到符合我们自己身份的国际主义义务。” 95这是从承担国际义务这一个角度讲的。1985年3月25日会见美国新闻界“重访中国团”时指出：“如果在本世纪末，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达到一万亿美元，中国就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多一点贡献。如果再花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末，我们这个国家对人类的贡献就更大一些。我们有信心做好这件事情。” 96这次讲中国对人类的贡献是从两方面谈的：一是我们摆脱了贫困，表明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做到了这件事，就是给人类做更多贡献。这种贡献，包含对不发达的国家提供如何发展自己国家的经验，也可以对他们的发展提供比较多的帮助。二是中国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力量，中国每发展一步，就使国际的和平力量增加一分。1986年6月21日会见马里总统穆萨·特拉奥雷时指出：“到本世纪末，我们的目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实现小康社会。不富，但日子好过。更重要的是奠定一个很好的前进的基础。下一个世纪再花三十年至五十年的时间，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97邓小平这次讲话中谈到实现了奋斗目标的三方面意义：一是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了，再加上全世界的和平力量，就更有条件避免战争；二是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的五分之一摆脱了贫困，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三是中国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要帮助第三世界穷朋友摆脱贫困。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在本世纪末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建成一个小康社会，这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是一个重要贡献。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仅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产生了影响。这就是邓小平所说：“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 98不仅邓小平自己这样认为，就连西方有识之士也持这种观点。1986年1月份的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誉为“对世界大事的进程产生了最深远影响的人”，从而被选为“1985年度的新闻人物”。该杂志宣布：“邓小平今天当选是因为他在中国实行了10亿人生产力的全面经济改革。”该杂志说，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中允许中国农民爱种什么就种什么或从事程度有限自由企业活动。它说：“如果行之有效，世界将会面貌一新。” 99邓小平只是说中国的改革会使中国的面貌一新，而西方则认为“世界将会面貌一新”。虽然加了限定词，但由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说中国的变化将会引起世界面貌的改变，也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的一种普通看法。
四、真正形成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
使中国改变面貌、进入先进国家行列，需要改革开放和创造性劳动，也需要向世界传播中国理念，发出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让世界了解中国。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声音如何，对这个国家形象塑造具有重要影响。邓小平用“发言权”来阐释中国形象，比较重要的有三次，一次是在1985年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说：“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 100另两次都在1992年。这年的4月28日同身边人员谈中国的发展问题时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同年12月17日在浙江考察时指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我们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少说多做，要努力把自己的事办好，这样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事务中才有更多的发言权。”这里发言权的含义，主要是指中国的国际地位及由此决定的中国在世界上说话的分量，包括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文化价值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等。除此之外，他还使用过“讲道理”、“造声势”、“做说明”、“多宣传”、“要说话”等等多种方式，来传递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
（一）要在这个问题上造声势，放弃社会主义中国就要乱
改革开放问题要讲，安定团结问题也要讲，而且要大讲特讲，大造声势。1990年6月11日会见包玉刚时指出：“中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稳定。中国不稳定，世界就不会稳定，我跟很多朋友讲过这个道理。对中国、对世界、对地球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就应该理解我们。”指出：“现在中国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要丧失这个机遇。许多人不懂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机遇，是炎黄子孙几百年难得遇到的机遇。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中国在世界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101因此，要在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声音。
一是要“讲道理”。讲道理是发声音的基本模式，贯穿所有发声音的过程。邓小平很早讲过“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问题。1985年5月20日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时指出：“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1986年12月30日同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就学生闹事问题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件事发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们。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 102四项基本原则是符合中国改革开放实际的最大的“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输理，一定要勇于讲话，大讲特讲。道理讲透了，人们就会明白怎样做事。
二是要“重引导”。对青年学生，要讲道理，讲危害，真诚引导。1987年1月13日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谈到学生闹事问题时指出：“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我们要改变这种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要用我们自己的历史来教育青年”。“引导不力”是导致学生闹事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加强教育，注重引导。“学生闹事，要向他们讲清楚危害在哪里，这就不能对他们只用拍拍肩膀的办法。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这才是对青年的爱护，对青年的真诚引导。” 103通过教育引导，使广大青年学生明白事理，自觉抵制并防止达到“无法无天”的境地，塑造好的形象。他还说，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我们不搞运动，“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 104
三是要“放信号”。讲道理的作用毕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对那些顽固头脑的人来说，光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因此，在讲道理的同时必须放出明确的信号。1989年3月4日在住地同赵紫阳谈话时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中国人的事中国自己办，外国人要议论，让他们议论去。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台湾集中攻击我们四个坚持，恰恰证明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信号”就不像讲道理那样可听可不听，而是一种警示，一条底线，警示是不得不听的，底线是不可逾越的。信号放出了，措施就要跟上了。
四是要“造声势”。邓小平很重视声势的作用，早在1981年3月27日听取韦国清谈话时指出：在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上，“不搞运动不等于政治工作没有方向，也不是不要声势。在以后一个适当时间，还要进行整风。不搞整风，恐怕解决不了问题。” 105“声势”是一种政治工作的方式，在一定时期是有效的，是必须的，借口不用运动的方式搞政治，就连声势也不要了，恐怕是误解。对1989年春天发生在北京的政治风波，邓小平剖析了它的实质。他说：“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他们想把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使我们永远没有希望。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一年以后1990年6月11日会见包玉刚时，邓小平又一次提出造声势的问题：“要在这个问题上造声势。放弃社会主义，中国就要乱，就丧失一切。如果乱起来，中国什么事也做不了。不要看现在有人孤立我们，日子难过一点，但现在确实是一个机遇，不要丧失机遇。” 106“造声势”比起“摆阵势”来，要文明得多，是用“声音”，即说明的方式、讲道理的方式，使人接受真理。但“声势”又不是普通的发声，是一种声音威势，用强大的声音造成强大的威势，用真理的力量来征服人。声音有威，声中有势。一旦“声”威成“势”，也会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会影响到社会的运行。
讲到中国的形象，还有一个如何对待“中国的名誉”问题。名誉关乎形象，有什么样的名誉，就会有什么样的形象。多年来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不利，主要在一些领导同志担心损害我们的名誉。对此，邓小平表明了他的态度：第一是中国的名誉“没变坏”。“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因此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107只要是为了安定团结，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为了实现人民的利益，就不会损害国家的名誉和国家的形象。第二是中国的名誉“不怕说”。1986年12月30日同胡耀邦、赵紫阳等谈话时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因此，处理学生闹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第三是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名誉”。在北京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初，邓小平就见事快，得计及时，措施有力。他在1989年4月25日同李鹏、杨尚昆谈话时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前一段，上海态度明确，赢得了时间。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我们不要怕人骂娘，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上有反应，只有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我们不需要那些没有实质内容的空洞无用的所谓“名誉”，我们追求的是“真正的名誉”。而真正的名誉，不会有人恩赐给你，必须通过我们的努力，在我们发展起来、强大起来之后才会有。
（二）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
“八九”政治风波过后，西方七国决定“制裁”中国，一时间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邓小平沉着应对，胸有成竹，要求我们党要在世界上树立一个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邓小平为我们制定了应对方案。我们可以用“四不”来概括邓小平的这一思想。
一是用“不让步”来树形象。中国主张以和平共处为基本原则来处理国家关系，国家之间需要相互理解，需要“让步”的时候，也要让步。如，他在1983年9月28日曾经讲过：“三年来，中美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最近一个时期，有的问题在双方都作了让步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这很好。” 108但在有关国家主权问题上，决不让步。1984年4月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在关于驻军问题一条旁批：“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109“不让步”更多的还是在同美国斗争时体现出来。1989年7月2日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时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 110在国家利益和尊严问题上，不会让步。邓小平在这里先是用的“不会让步”，接下来又进一步强调“决不会让步”！充分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中国人民的坚强决心。
二是用“不示弱”来树形象。1989年9月4日在住地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 111在用实力说话的世界里，决不能向强权低头，必须以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展现自己。1989年10月26日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在谈到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问题时，提出了一个“怎样真正认识中国”的问题。他说，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这样的国家不可能随便就被打倒了。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这是我讲的怎样真正认识中国的话。” 112“不示弱”最初用的是“一个独立”“两个不”，后来讲的是“三个最不怕”。这底气来自哪里？来自20多年革命战争和保卫和平的战争历练，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来自全国人民的理解支持，来自改革开放的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对威胁绝不能示弱，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
三是用“不乞求”来树形象。1989年10月31日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谈到西方对中国的制裁时指出：“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 113邓小平不仅讲了“不乞求”，而且讲的是一百年也不会乞求！这是个原则问题，事关自尊、国格的大问题，邓小平说这是“压倒一切的。”1990年尼克松回忆录《角斗场上》引述邓小平的话是这样的：“我关心的不是仅仅想保全面子。如果我和我的同事不能维持人们对中国的尊敬，我们就应该下台。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两相对照，稍有差别，中方的文献中强调的是“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尼克松写的是“维持人们对中国的尊敬”。不管如何，都反映了中国的“国家独立、主权和尊严的问题”，反映了维护国家形象和面貌问题。
四用是“不在乎”来树形象。1989年7月2日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前，同李鹏、钱其琛谈话时指出：“今天只谈原则，不谈具体问题。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 114这是同我们自己人讲“不在意”，表明了我们的胸怀，同时也表达了“吓不倒我们”的底气。接下来与美国总统特使谈话时，表达了我们上面提到的坚决“不让步”的坚定立场和态度。1990年7月11日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时指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 115这是第一次同外宾会谈时使用“不在乎”，这是在所谓“制裁”我们一年后说的话了，同时也提出了我们“真正在乎”的发展的事情。1990年9月12日会见金日成时说：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的制裁，实际上对中国影响不大，我们表示了反对，但也不大在乎，相当克制。观察世界的变化，争取向好的方面变化，向有利于我们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面变化，需要采取这样的态度。指出：“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对于西方的那些‘反响’，我们不在乎。” 116邓小平在乎的是“发展自己”，因为这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不在乎那些所谓“制裁”与“反响”，因为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的“在乎”与“不在乎”，反映了国际斗争的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展现了一个大国领袖的风范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不让步”、“不示弱”、“不乞求”、“不在乎”，这是我们与国际上敌对势力做斗争时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是要树立我们的大国形象。但真正能够在世界上站得住，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自己要发展起来，让世人不敢小瞧中国。1990年6月30日邓小平会见孟加拉总统侯赛因·艾尔沙德，在谈到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时说：“中国最不怕制裁。我们利用制裁这件事教育我们的人民，使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要自强不息。中国真正的稳定是要靠自身的发展。中国不会改变颜色，不会放弃社会主义，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 117做到了“自强不息”，实现了自身发展，坚持“三个不会”就有了重要基础和和坚实保障。
（三）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
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三次全会上指出：“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 118主要从三个角度来解读这个问题。邓小平十分关注中国的声音，包括海外对中国的声音和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声音。
第一，要高度重视国外舆论对中国的反映。邓小平非常关注海外媒体的中国言论，对善意的友好的，就听，就改；有疑惑的，就解释说明；不友好的，就批驳；瞎议论的，就让他们议论去。
对外国人关于中国人的忍耐力的议论，他叮嘱全党“要注意这个话”。1978年9月16日视察东北时指出：“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119为什么“要注意这个话”？从正面看是对中国贫穷落后现实的一个反映，从反面看则其潜台词则是中国老百姓会不会造反。对此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改革开放重大战略决策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做出的。
对外国人断言“翻两番要落空”的说法要问个“为什么”。1983年6月30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为了实现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必须加强重点建设，否则发展就没有希望。他指出：“外国人说我们翻两番靠不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计划中电力只能翻一番多，光这条就断言我们翻两番要落空。我们加强了这方面。如果不搞点重点，到那时什么也上不去。” 120分析外国人的说法，如果中国的电力发展只能翻一番，怎么能保证整个国家的翻两番呢？翻两番的目标如果不能实现，这就要改变12大的决议，邓小平认为，“那就严重了！这不但在国内是个政治问题，在国际上也是个大的政治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基础建设。
对有些美国人议论中国人口政策，认为他们“很愚蠢”。1985年11月11日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时指出：“美国有些人对中国人口政策的议论很愚蠢，这些人随便对别国指手画脚，引起别国的反感”。 121邓小平分析说：“中国对人口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我们力争在本世纪内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这是中国自己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美国国会“说中国控制人口、节制生育不人道”，其背后的真实目的是：“希望中国不要控制人口，使中国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122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用心不良，是干涉我们的内政，是他们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们当老大当惯了，到处指手画脚。”“其实他们是想让中国走投无路，发展不起来，永远处于落后的地步。” 123比较发展中国家愿意学习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而美国一些则极力指责，可见立场不同，导致不同的认识和决策。
对海外要求我们搞自由化的言论和国内的自由化思潮，主张反自由化要“讲十年二十年。”1986年9月28日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邓小平揭露自由化的实质“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其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对这股潮流，我们必须坚决顶住。“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124
世界上有人说中国要后退，要改变政策了，这是“乱猜疑”，是一种“误解”。1987年4月12日会见冈比亚总统凯拉巴·贾瓦拉时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中国后退了，要改变政策了，这是乱猜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既然我们八年里搞对了，为什么要变呢？要变，人民不会赞成，违背人民意志的事，绝对不会成功。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有时放得多些，有时要收得多些，这是很正常的。看到我们在某一领域里收一下，就说我们改变政策了，这是一种误解。” 125我们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是政策对头，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个政策几十年不变。邓小平不断向世界发出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的声音，既是对海外关心中国发展的朋友们的一种解释，也是对国内人民的一种承诺。
国际上有人说中国有改革派、保守派两派，这只是一种“猜测”。1987年9月4日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指出：“有人说中国有两派，一个是改革派，一个是保守派。改革不是一派，是全民赞成改革，是全党赞成改革，如果说是一派，那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一派。至于保守派问题，保守的人有，但作为一个派，中国没有。” 1261988年7月15日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国际上都在猜测，说中国有两派，一个改革派和一个保守派。中国没有保守派，特别是在我们领导层中，要改革是一致的。有时在改革的步骤、方法上，有些具体的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没有才不好。中国不仅领导层支持改革，而且全国人民上上下下都要求改革。” 127邓小平的回答形象生动、干净利落，有力地回击了敌对势力对中国改革事业的攻击，解答了一些人的疑惑。
第二，要充分发挥国外朋友和海外同胞的对外宣传作用。为了树立中国的形象，邓小平提出要加大我们自己宣传的力度，通过多种渠道向世界、向我们的人民宣传正确观点。其实，上述谈话，都是邓小平利用各种场合向国内外传达我们党的声音，构造中国形象的一种努力。邓小平还吁请外国朋友向国际社会如实介绍中国；请海外朋友回去多作些解释。
邓小平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真诚地希望国际上的朋友、海外同胞客观介绍中国情况，给世人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1977年10月27日会见瑞典三军总司令斯蒂格•辛内格伦上将时说：“过去中国人是被看不起的，但在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后，世界上才认识到中国人也还可以。美国人承认我们，还是在打败蒋介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一起打仗以后。中国人第一说话算数，第二不是那么容易被轻视的。建国二十八年，做了一些事，但我们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还很落后。改变落后状况，才能对人类做出比较多的贡献，那时候大家才会相信中国真正是可以的。这次你们看到我们某些好的方面，但总的看我们现在还是落后的。”“你们如实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就如实地讲中国。” 128邓小平希望外国朋友“如实地讲中国”，让世界充分地认识中国，这充分体现了一种气度和风范。
又如，他希望海外同胞“更多了解情况”，在国际上“作些解释”。1979年9月9月29日在国务院招待会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现在比台湾穷一点，但就是这么一个穷的中国，国际上也不能不重视，也不能不买我们的账。国际上的重大问题没有中国参与就不能解决。”我们不仅在农业、工业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而且还通过自己的力量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现在国际上叫我们巨人，太夸大了，还是叫大块头吧。穷也是一个大块头的穷。尽管我们害了十年的病，但是在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还是有了一个基础。”他提出：“希望大家回来多看一看，更多地了解国内情况，在国际上向熟悉的、提出间题的华裔和外国朋友作些解释，为促进祖国统一和四个现代化尽能尽的力量，做出更多的贡献。” 129改革开放之初，国际上对中国的形象缺少真正的认识，一提中国，就是十年“文革”动乱的景象，就是落后的代名词，往往低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邓小平请海外朋友对中国情况“作些解释”，目的是要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告诉世界和海外朋友，也表达了对中国形象的自信和坚定。
再如，希望海外同胞向更多的人“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1986年6月18日会见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时，邓小平说：“你们有本领、有知识，是能够为我们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你们联系的人多，朋友多，希望你们跟他们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让他们回来看看，看一次不够，看几次就比较了解了，就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是怎样前进的。”邓小平希望他们讲讲我们国家的什么事情呢？邓小平为荣氏亲属描述了我们国家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描述了小康社会和未来前景。他说：“有了本世纪末的基础，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将更加强大，对世界和平就更加有利。我们欢迎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参与这个具有前景的事业。” 130邓小平欢迎海外的华侨、华人都回来走走。一是了解我们的国家，二是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参与，可以尽力。
第三，要求加强宣传工作。邓小平高度重视我们自己的宣传问题。多次对宣传工作作出指示，亲自参加宣传工作会议，为全国宣传干部培训中心题写中心名，关注海外华人对我宣传工作提出的建议， 131要求宣传部门加强对外宣传等。针对只注重抓经济，忽视精神建设的问题，提出“要教育人民有理想”，宣传方面不要忽略这个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 132宣传部门要主动作为，担当自己的职责，大力宣传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这个问题。1989年11月13日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指出：“我们十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一个大的失误就是政治思想教育少了，连爱国主义宣传也少了。青年人当中，有人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这实际上是一种洋奴思想。” 133一个时期以来爱国主义宣传少了，有些人不仅不宣传爱国主义，甚至诋毁爱国主义、崇洋媚外，在年青人当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因此，宣传部门担负着的加强宣传教育的责任。
在向新的中央领导提出要给世界树立一个改革的形象后，邓小平强调的就是，还要向国际国内反复讲，中国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1991年2月6日视察上海时指出：“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当然，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 1341992年春天视察南方，当有人说到“重大的决策还是要靠您把舵”时，邓小平回应说：“我退下来之后，在重要关头，有话还是要讲的。” 135我们可以说，南方谈话，就是邓小平同志在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和我国发展的“重要关头”所做的一次“重要讲话”，被我们党誉为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宣言书”。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讲的话最具客观真理性，最有说服力，最能反映人民的心声，他讲的人们爱听；但光他自己讲还不够，虽然他的话最有份量，但毕竟还要把它变成全党的共识和全体人民的意志，这就需要党来讲，因为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结语：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
中国的国际形象如何，就看中国的旗帜如何。如果中国的旗帜不倒在中国大地高高飘扬，中国的形象就不会倒。1989年9月4日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谈国际问题和中国的作为时指出：“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136在复杂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一些人希望中国也会像东欧一些国家那样改旗易帜，以证明共产主义的大失败、证明社会主义走不通。中国旗帜倒不倒的问题，严峻地摆在党和人民面前。邓小平坚定地回答：中国是打不倒的，我们有自己的“威势”和“本钱”。他重申，中国一定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他还告诫我们：根本的是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永远飘扬。
邓小平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充满了信心。在他同一天请求辞去军委主席职务的信中，他满怀深情地说：“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37邓小平的“坚信”，来自对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来自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来自对人民力量的信任。历史已经证明，凭着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站起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够凭着自己的力量，用“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形象，再一次改变中国的面貌，同时也影响世界的面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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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页。
2《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2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81页。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86页。
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02页。
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95页。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0页。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32页。
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227页。
1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0页。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279页。
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13页。
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29页。
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72页。
1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40页。
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21页。
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82页。
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03页。
19《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的谈话》（1980年11月11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90页。
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55页。
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55页。
22《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的谈话》（1980年11月11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90页。
23《会见泰国友好访华团时的谈话》（1985年7月1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57页。
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8页。
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29页。
2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65页。
2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41页。
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65页。
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3页。
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92页。
3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85页。
3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44页。
3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07页。
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52页。
3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44页。
3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38页。
3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37页。
3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69页。
3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33页。
4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10页。
4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48页。
4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6、128页。
4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67页。
4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74页。
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09页。
4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25页。
47《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第458页。
4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0页。
4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84页。
5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93页。
5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51页。
52《视察东北时的讲话》（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79页。
53《视察东北时的讲话》（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79页。
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84页。
5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页。
5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79页。
5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
5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页。
5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5页。
6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9页。
6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14页。
62《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5页。
63《会见西班牙客人阿方索·格拉时的谈话》（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83页。
64《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的谈话》（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69页。
65《会见马来西亚郭鹤年时的谈话》（1990年9月15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1页。
66《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的谈话》（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69页。
6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92页。
68这一点，正像邓小平后来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9页。
6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61页。
70《同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1981年4月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61页。
71《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0页。
7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97页。
73《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7页。
74《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9页。
7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页。
76《同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1980年5月30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41页。
77《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1983年3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页。
78《会见美国福陆公司代表团时的谈话》（1983年4月11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01页。
79《会见毛里求斯政府代表团时的谈话》（1983年5月22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09页。
80《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的谈话》（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
8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0页。
8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96页。
8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94页。
84《视察东北时的谈话》（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80页。
85《会见三边委员会成员时的谈话》（1981年5月2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43页。
8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57页。
8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86页。
8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88页。
8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92页。
9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9页。
9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9页。
9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25页。
93《会见缅甸副总理吴吞丁时的谈话》（1984年6月21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81页。
94《会见美国“重访中国团”时的谈话》（1985年3月25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35页。
95《会见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时的谈话》（1979年10月15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67页。
9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35页。
9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24页。
98《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的谈话》（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38页。
99参见丁晓平：《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第28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5月。
100《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6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128页
10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6页。
10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61页。
10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64页。
104《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时的谈话》（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73页。
105《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1页
10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6页。
107《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5页
10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37页。
10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72页。
11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84页。
1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87页。
1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93页。
1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94页。
1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84页。
11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8页。
1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1页。
1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7页。
1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3页。
1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80页。
1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18页。
1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94页。
1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14页。
12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57页。
1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42页。
1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76页。
12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05页。
12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42页。
1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230页。
1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61页。
13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23页。
1311989年1月11日邓小平把一位香港人士谈内地观感的材料，批请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阅。这份材料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确有改革的必要，但中国在宣传上似乎着力不够。其次，在宣传改革开放的时候，不能只讲宏伟目标，更要强调全体人民的个人奉献。《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63页。
132《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即席讲话》（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32页。
13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98页。
1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6页。
135参见吴松营：《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
13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87页。
137《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