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宋泽滨：解放军装备学院政治工作研究中心教授 齐爱兰：中国农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教授
继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首次向世人宣布：我们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对其地位作用、主要内容、特点优势等进行了系统论述后，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一系列重要讲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进行了详细充分的阐发。翻检公开出版的相关文献，邓小平多次使用并详细论述过“社会制度”、“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等概念，特别是明确使用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提法。深入总结邓小平关于中国制度的系统论述，对我们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自觉坚持和丰富这个制度，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让我们听听小平怎么说！
一、我们的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通过“三大改造”，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也走过许多弯路，出现过一些失误，甚至是犯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1]围绕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带领全党进行了新的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命题[2]，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3]，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4]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5]在制度问题上，邓小平提出，希望我们永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充分体现了制度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也充分说明了邓小平高度的制度自觉和制度自信。
（一）我们有自己的信念，希望永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说：“我们有自己的信念，我们希望永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正在用这样的信念教育我们的后代。”[6]为什么“希望永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这首先来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前途的自信。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一制度又不断得到改革和完善，终于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的具体内涵有哪些？邓小平为我们做了回答。
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国体，早在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就加以明确，邓小平也多次重申：“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7]这是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制度特征的前提。在此基础上，邓小平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一国两制”等方面的内容。邓小平指出：“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制度不会改变。”[8]这就把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说清楚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9]这就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讲清楚了。 “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10]这就把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说清楚了。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1]这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制问题讲清楚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把“一国两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12]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中国制度的重要中国特色。
任何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都是由具体的制度组成的，并通过具体制度发挥作用。不落实到具体制度上，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等就是空的。这些具体制度简称为体制。邓小平对体制问题很早就进行过思考，他提出，我们的改革，当然也包含着制度的创新，但总体说来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变革，而更多的是对其具体制度的改革，也就是体制改革。邓小平提出过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一系列的体制”及其体制改革。[13]
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等。邓小平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14]公有制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内容，在改革开放开放中，这是不能动摇的。“我们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15]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就是在分配领域实行“按劳分配”。“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16]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我们必须走共同富裕之路。邓小平对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使用过一系列重要词语来界定。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7]、“最重要的原则”[18]、“不能动摇的原则”[19]和“大原则”[20]，反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特点”[21]，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22]，是“我们的目的”[23]，是体现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和“体现本质的东西”[24]。他认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就会发生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及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可能出乱子，甚至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因此，只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在思想上层建筑方面，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5]党的十二大正式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确定下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邓小平把精神文明称为“我们的真正优势”。1985年9月23日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因此，必须发挥好这个真正优势。何谓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26]“所谓高度文明，就是人民要有理想，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守纪律，要有道德，要坚持我们历来的艰苦奋斗的传统。”[27]他还提到，“我们国家的每个人包括娃娃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28]。精神文明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而邓小平强调的重点在思想道德方面。邓小平特别注重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他说：“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要努力做到“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9]要坚决克服实践中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手硬”、“一手软”现象，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在对外政策方面，就是要奉行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将此称之为“真正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只顾自己的。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30]“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31]“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32]把“主张和平”纳入社会主义范畴，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也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二）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
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有许多优越性。邓小平指出：“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33]邓小平结合以上这些丰富的内涵，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突出特点和优势。
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邓小平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第一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34]党的领导是我们的优越性，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表现在要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邓小平说：“讲党派，我们也有好多个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35]这个制度已于1993年3月入宪，在宪法修正案增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相关内容。坚持党的领导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36]“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37]可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一个“原则”问题、“核心”问题，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动摇。1993年9月16日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38]这次谈话是邓小平晚年思想的一次集中体现，谈话中理直气壮地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加以强调，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人们一般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制度和原则，但邓小平同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早在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指出：“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39]他说：“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40]民主集中制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决策高效。“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民主是必要的，但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集中，目的在于提高效率。 “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41]社会主义的这个优势，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不能比拟的，不仅在过去是这样，今天同样如此，西方政府面对金融危机的缓慢决策从反面为此作了注脚。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十几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邓小平在晚年更加坚定：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1992年7月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我们党和国家历来的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具体解释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问题不要丢，要加几句。民主集中制我们讲得太少。这个制度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是我们的根本制度。用宪法的语言来表述好。民主集中制问题是根本制度的问题，我们总有一天要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不管怎么样，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42]坚持和发扬民主，充分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就能保证我们决策的科学、公平；坚持和发扬集中，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贯彻下去，就能保证我们决策的迅速、高效。
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外国人就是不理解这一条。邓小平1986年8月20日视察天津市时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外国人就是不理解后面这一条。”[43]关于“威力”，邓小平讲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释放活力，所以说，改革具有“威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应该更具有“威力”；此外，还有一个威力，就是讲政治的威力。讲政治为什么有威力？而且有大得多的威力？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为经济服务的，它不是消极的，可有可无的，而是能够直接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重要反作用的力量。讲政治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是：“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就像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那样长期坚持不动摇。讲政治，就要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在上个世纪自由化思潮泛滥之时，从1987年学潮到八九政治风波，邓小平反复强调最大的失误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他说：“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44]他还说：“我们十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一个大的失误就是政治思想教育少了，连爱国主义宣传也少了。”[45]“人人都要有个信念，没有信念团结不起来，不会往前奔，只会怨这怨那，起码是颓废，这是不行的。我说过，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不抓这条，中国就团结不起来。”[46]“理想”、“信念”，“共产主义的品德”，“艰苦奋斗的传统”，“艰苦创业精神”和“爱国主义”等都是讲政治的具体内涵。强调讲政治，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9年11月6日在同金日成举行会谈时说：“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决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两个总书记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政治思想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是带根本性质的错误。”[47]可见，讲政治是多么地重要。实践告诉我们，不仅外国人对讲政治这一条“不理解”，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发生的失误，其表现又何尝不是对这一条表现出极大的“不理解”呢？不唯“不理解”，是不是还表现在“不加强”、“不培养”、“不宣传”、“不抓紧”等几个方面呢？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讲政治”这根弦必须紧绷。
（三）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政治建设方面的重要表现，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安排，实现全社会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在民族团结政策方面，我们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社会秩序方面，把安定团结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在实现国家统一方面把“一国两制”作为基本政策和制度安排。
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为了实现真正的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早在建国之初我们就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这样一个基本制度，正确地处理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成为世界上处理民族问题比较好的国家之一。我们的口号是“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48]，我们的目标是“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49]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真正的民族平等。邓小平1990年9月15日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分析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特点时指出：“大陆是中国的主体，有十一亿人口。其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二，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八。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50]只有正确的民族政策，才会保证民族团结，减少民族纠纷，共同为现代化而奋斗。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也包括少数民族的发展。邓小平曾经说过，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自然解决民族问题也不例外。“我们一直注意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包括人口发展。”[51]“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真正去做，也并不难。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52]建国60多年来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确实得益于长期坚持民族地区发展优先的政策，得益于民族地区人民的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外国人对我们的民族政策总是抱有偏见，总想插手我们的民族问题。邓小平反复向外国人阐述：“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53] 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
放弃社会主义，中国就要乱，就丧失一切。邓小平反复强调，安定团结是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条件，是压倒一切的问题，事关建设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的大局。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安定团结。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几次较大的社会动荡，都在邓小平的正确决策下得以平息，实现了安定团结，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第一次是解决改革开放之初冒出的否定毛泽东和“西单民主墙”等破坏安定团结的思潮。1978年11月25日邓小平在听取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反映时指出，我们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保持社会稳定。“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54]针对一些人利用所谓“大民主”，在北京西单贴出不负责任的大字报，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现象，中央采取果断措施，维护了社会秩序。第二次是平息发生在1986年底的学潮事件。1986年12月中下旬，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的背景下，一些高等院校发生少数学生上街游行、张贴大字报的学潮。极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潮进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煽动。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55]中国要发展起来，要实现四化，政治局面不稳定，没有纪律，没有秩序，什么事情都搞不成功。第三次是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的严重“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采取果断行动，平息了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1990年12月24日同江泽民等谈话时指出：“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56]对待动乱，态度必须鲜明，行动必须果断，一是坚决反对，二是坚决制止。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稳定，维护良好的发展环境。
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通过“一国两制”来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1990年4月7日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指出：“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台湾跟大陆争正统，自不量力。我们相信，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57]实现国家统一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找到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是一个重要问题。1988年6月25日会见台湾客人时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反对任何导致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双方应明确建设现代化，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振兴中华是人民的愿望。发扬几千年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是我们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个是政治统一，一个是发展经济，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还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这些是我们的共同目标。”[58]实现祖国统一只有通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年6月23日香港知名人士谈话中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政策不会变。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59]1990年9月15日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指出：“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60]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战略构想，为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接促成了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对此，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客观地评价道：“我认为，从历史的观点看，‘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这一构想提供了一个典范，说明了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可以而且应该解决的。”[61]
二、我们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弊端
邓小平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指出：“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62]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改革开放中中国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当时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此，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中国都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考验将会伴随改革开放的全部历史进程。
（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根本保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得出的必然的科学结论。1985年8月28日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罗伯特•穆加贝时指出：“在改革中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63]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是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成为贯穿整个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0之后的1989年得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历史性结论。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64]邓小平用近代中国历史论证他的基本思想观点：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后来又提出“以俄为师”，但都没有成功。“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65]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邓小平从理论上反复阐述这个问题。1984年6月30日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66]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67]所以，我们要把握人类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用客观规律的真理性来坚定我们的信仰。中国发生的严重“政治风波”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个要害。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江泽民同志谈话时指出：“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68]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 “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69]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985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70]这里讲的“贪婪”就是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本性，“腐败”是一种不劳而获的腐朽思想，“不公正”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一种社会现象。对这一问题，邓小平早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过较为系统的论述：“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71]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是为了剥削，人民具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和共同的道德标准。如果不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消灭私有制，这些特点“永远不可能有”。邓小平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五个不能”的结论：一是“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这是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要获得超级利润，否则资本的生命就停止了；二是“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这是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途径，就是靠源源不断地对内剥削工人阶级、对外掠夺其他国家资源而发展；三是“不能摆脱经济危机”，这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不断制造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四是“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这是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五是“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这是因为严重的社会不公必然导致人们对社会的期盼落空，各种犯罪、堕落和绝望自然会发生。需要强调的是，邓小平对这“五个不能”还加了定语：“无论如何”！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由客观规律所决定的。邓小平30年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剖析所得出的结论，不仅没有过时，还为近几年来发生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严重金融危机所不断证实。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根本摆脱贫穷，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贫穷，是几千年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摆脱贫穷是历代人民的真情渴望。在邓小平看来，中国不仅是贫穷，而且是“太穷”。如，他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72]“我们太穷了，要改变面貌”，[73]“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74]“中国太穷了，同我们这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75]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摆脱贫穷”，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担当起的历史使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向穷的方向发展，这不能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加，当然也包括使整个国家一步一步地富强起来。难道穷就是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有两条基本要义：一是人民富裕，二是国家富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76]社会主义不能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本质上是普遍贫穷。我们吃平均主义的亏太多了。消灭贫穷，实现富裕，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社会主义也不能搞两极分化。正像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一样，两级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避免出现两极分化(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但这不是要搞平均主义。”[77]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78]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1990年12月24日同江泽民等谈话时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79]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把“消除两极分化”作为社会主义本质中重要内涵加以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0]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1993年9月16日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他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邓小平晚年提出的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加以解决。
（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邓小平1985年5月20日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时指出：“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81]在谈到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时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82]
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这实际上是一种洋奴思想。改革开放后，有人以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甚至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邓小平指出：“我们十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一个大的失误就是政治思想教育少了，连爱国主义宣传也少了。青年人当中，有人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这实际上是一种洋奴思想。”[83]关于“洋奴”一说，可以稍作辨析。“文革”期间“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精神，把引进世界上一些先进成果谴责为“洋奴哲学”，曾经遭到邓小平的抵制和批驳。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84]这不能叫做“洋奴哲学”；而邓小平把不讲爱国主义、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的思想称为“洋奴思想”，二者显然有着不同的含义。一个是在技术层面上，一个是在制度层面上，不可不察。邓小平1990年7月3日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的一段话，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邓小平用“两极分化”作了说明。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会有九亿多人闹革命。结论是：“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然后他话锋一转，从亚运会的建筑，引出了五十年代的“十大建筑”，又谈起了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的问题。他说：“这么多亚运会建筑，是集中力量在短时间搞出来的，而且搞得这么好，证明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什么困难的事都能搞成。一九五九年我们搞十大建筑，那时是非常困难的，没有社会主义行吗？”“我这次看亚运会体育设施，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圆。现在有些青年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85]从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建起亚运会主体设施，邓小平看出“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不仅如此，他还甚至说“比外国圆”。本来用“月亮”作比喻，就是形象的说法，而邓小平的比较法，使这个形象的说法更加生动。
主张全盘西化，实质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如果说认为“外国的月亮圆”还只是一种洋奴思想的话，那么，有人则更进了一步，提出了“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这理所当然的遭到了邓小平的严厉批驳。1987年1月13日谈到学潮中一些人的所作所为时说：“要揭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因为他们这次的口号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有些人在搞煽动，使用的语言很恶毒。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86]邓小平反复阐述，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不容许自由化思潮泛滥，必须同这些人做斗争。邓小平一针见血地剖析“全盘西化”论的反动实质，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走资本主义道路。1987年4月17日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指出：“中国有些人主张全盘西化，实质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甚至煽动学生上街。这些人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西方。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妨碍中国政治形势的稳定，所以我们迅速处理了这个问题。”[87]1987年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客人时指出：“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88]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
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上述所说“洋奴思想”和“全盘西化”主张，主要是国内一些人的思想动态，而大肆兜售“照搬英美”论调的则属外国政客。他们散布只有西方民主才是真正民主，只有按照西方模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邓小平认为，中国的民主制度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1987年4月16日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指出：“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89]邓小平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和形式做过透彻分析。他在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90]美国人非常自信，认为自己的制度是最好的民主。但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不能把它搬到中国来。1987年6月29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时指出：“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91]其实，美国民主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它的效率就很成问题，邓小平对此早就有所批评：“同美国人的事不大好办。美国有‘三个政府’，一个政府叫总统，法院是另一个政府，议会也是个政府，打交道可麻烦了。”[92]“八九”政治风波表明，西方一些人企图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制度，阴谋失败后，西方七国决定制裁中国，对此邓小平鲜明指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93]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历史充分说明，美国制度的“麻烦”并没有随着邓小平的批评而减少，反而愈演愈烈，什么“债务悬崖”，什么“政府关门”，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被美国人自己所称的历史“闹剧”。
（三）我们也确实需要民主，需要社会主义民主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把建设高度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提了出来，并切实加强民主建设，注重发挥人民民主。1991年10月5日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时指出：“在宣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我就说过，不赞成美国式的民主。我当面对布什以及其他美国人多次讲，我们不会学美国。我们不赞成西方民主，但是我们也确实要民主，要社会主义民主。”[94]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作了科学阐述。
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搞西方那一套不行。民主是我们的制度，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针对“文革”时期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受到破坏的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列讲话中强烈地感受到。邓小平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建设高度民主。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其中第二部分专门讲民主问题。他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95]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更是把民主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96]邓小平还从法制的角度来看民主，强调要逐渐实现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97] “要建设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四个现代化，特别是高度民主、高度文明，过去没有反映到宪法里，这次要反映进去。”[98]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国家的稳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不能泛泛地讲“民主化”，也不能追求“形式上的民主”，更不能简单搬用“西方民主”。邓小平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指出：“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99]所谓含义不十分清楚，是因为本身并没有区分是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资本主义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的民主。1989年2月26日会见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时指出：“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100]我们必须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民主，在加强法制中加强民主。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最人道的，保护绝大多数人。过去，我们曾经把人道主义看作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西方政客也经常拿人道主义做文章，对中国国内事务进行横加指责；同时，一个时期国内有些人也热衷于讨论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邓小平对此发表了他的看法。首先，讲人道主义应当是讲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是最人道的，保护大多数人的安全。1983年9月7日在同邓力群、龚育之等谈到人道主义时指出：“我访问美国之前，一批议员跟我说，卡特要同我讨论人道主义问题。我说我不跟他讨论。要讨论我的话多得很。我的意思很明白，你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帮蒋介石打仗，杀了多少人，是什么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各有各的含义。社会主义是最人道的，共产主义是最人道的，保护绝大多数人。最后他们没有提出来，要讨论我就翻他的底。”还说：“讲人道主义应当是讲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嘛，最后要战胜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101]在谈到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时邓小平指出：解决刑事犯罪问题，在非常状态下，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102]其次，使国家发展起来才是最大的人道主义，国家不发展，人民普遍贫穷，哪来的人道主义！1986年4月23日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在谈到中国的人口政策时说：中国对人口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我们力争在本世纪内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这是中国自己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中国控制人口，使国家发展起来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103]1988年5月24日会见美国客人谈到人道主义问题时指出：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口可能是十五亿左右，而且一定要坚决贯彻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这是中国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说什么人道不人道。什么是人道主义？如果中国到了那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可言？至少对中国人民不人道。”[104]第三，美国国会指责我们的人口政策，这是用心不良。“我们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指责我们的人口政策，这是用心不良，是干涉我们的内政，是他们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们当老大当惯了，到处指手画脚。他们说他们讲人道，我们不人道，其实他们是想让中国走投无路，发展不起来，永远处于落后的地步。”[105]1990年6月30日会见孟加拉总统侯赛因·艾尔沙德。在客人表示要学习中国计划生育的经验时说：“有人骂我们没有人权，说计划生育不人道，有罪。我看讲这个话的人有阴谋，用心不良。计划生育只要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就是正确的，不要去听信别人的闲言碎语。”[106]邓小平坚决顶住来自西方所谓“不人道”的无端指责，坚持了符合中国实际、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富裕的人口政策。
我们对于人权问题，历来有自己的看法。人权，既是一个敏感话题，也是一些人用来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武器”。邓小平提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于人权问题，历来有自己的看法。”[107]邓小平对当初活跃的所谓“人权”活动的实质给予的揭露和剖析，使人们擦亮了眼睛，同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首先，不能借口人权来侵犯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利益。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108]对此，邓小平的态度是坚决的。他提出，要批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坚决打击那些专门扰乱社会秩序的极少数人，坚决制止他们的各种不法行为。“我们不能允许借口保护自己的什么人权，侵犯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利益。”[109]第二，讲人权问题，首先要区分“少数人的人权”和“多数人的人权”。1985年6月6日接见参加“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的海内外学者时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110]西方人权实际上是少数人的人权，而社会主义人权是全国人民的人权，这是本质区别。第三，讲人权问题，还要区分“人权”和“国权”、“人格”和“国格”。1989年10月31日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时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111]1989年11月13日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指出：“人权重要，还是国格重要？我看国格是关系国家独立、主权和尊严的问题，是压倒一切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个成员，连自己国家的独立、主权都能背叛的人，值得信任和尊重吗？”[112]因此，讲人权，要正确处理好个人的人权和国家的主权、个人的人格和民族自尊的关系，始终把国家主权、民族自尊放在第一位。
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经过很长的历史阶段
对我们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邓小平是自豪的，但对我们存在的问题也是清醒的，特别是对我们建设和发展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得是充分的。1992年春天南方谈话中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13]因此，必须不断改革，通过改革找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形式；必须不断加强制度自身建设，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必须用加快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实践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
（一）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子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也是选择好的政策。这是邓小平对改革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最好说明。1985年9月23日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会上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114]还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115]这个“好的政策”，首先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探索具体的实现形式。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邓小平思考社会主义制度与实现形式关系的一个突破口。从公开发表的文献来看，邓小平一生中讲话谈话涉及市场经济问题有10多次。由于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的谈话，两位客人提问时都使用了“市场经济”的提法，因此自然也就成为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思想的第一次公开表述。我们这里重点加以讨论。谈话中吉布尼的问题是：“我看到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正在被调动起来，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不是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虽然中国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在继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116]这个问题是比较尖锐的，因为要回答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必须直面搞市场经济会不会影响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问题。可能是第一次遇到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看法，我们看到邓小平的回答还是比较谨慎的。他说：这个只能是表现在外资这一方面。“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117]事实上已经肯定了外资部分属于市场经济，但它“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能否相容的问题，但还没有深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也许是对邓小平的回答感到不解渴，也许是认为还可以进一步深入下去，另一位客人林达光的问题则显得更加直接：“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118]由于有第一个问题作铺垫，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显得得心应手多了。他肯定地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119]这里有几个重大的理论创新需要我们给予重视。一是回答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令人遗憾的是，13年之后，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才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结论，使人振聋发聩，让人耳目一新；二是回答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提出资本主义之前和其后各种社会形态都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使人大开眼界，拓展了视野；三是回答了学习资本主义与发展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提出学习资本主义只是“当作方法”，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使人思想大解放，放下包袱。
有趣的是，或许是对中国改革实质的不够理解，也许是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某种担忧，还是6年前的那个美国人，1985年9月10日与邓小平又一次会见的时候，再次提出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弗兰克•吉布尼问：中国搞改革采用一些市场经济的办法会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们的改革不会导致资本主义。”[120]正是由于思想上有了这样的突破，把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方法”来看待，这就为找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形式奠定了理论基础。接下来，邓小平在“包产到户”、“雇工经营”、“三资企业”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具体经营方式上，发表了他的真知酌见，引领了改革开放正确方向。
“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中国的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的，而包产到户是否属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邓小平的态度总体上反映在这样三个方面：不争论、不影响、不姓“资”。第一是“不争论”。早在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针对万里汇报安徽农村一些地方已经搞起包产到户但有人反对的情况，邓小平发表意见：“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121]正像邓小平后来说的那样，“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就是实事求是地干下去，从此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推动了中国历史进程。[122]第二是“不影响”。1980年5月31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123]包产到户不仅不影响集体经济，而且还改变了面貌，受到群众欢迎。第三是“不姓资”。1981年8月26日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枢在介绍国内现行政策时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剥削，没有违背集体所有的原则，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体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124]说“包产到户”“不姓资”，而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这就把包产到户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说清楚了。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农村迅速掀起了改革大潮，“承包”成为改革热词，也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经营方式的一种形式得以在各行各业推开。包产到户政策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农村改革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用中国农民的创造和实践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1992年2月12日视察上海时指出：“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要用实践来回答。农村改革是一大创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是用实践来回答的，城市改革的问题也要用实践来回答。”[125] 35年来，我们就是用“家庭承包”这样的改革实践，用上百上千的事实，不断回答着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
为什么允许雇工？因为我们搞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家庭承包”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农村雇工”属于不属于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提了出来。最初的集中讨论在1983年到1985年。在这个事关改革大业成败、事关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的重大问题上，邓小平自然参加了讨论的行列，并主导了这一讨论进程。邓小平对雇工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应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首先，邓小平最初的意见是“缓一缓”，主张“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1983年12月9日收到邓力群、王任重分别送来的涉及雇工问题的讲话稿和有关材料后，让秘书打电话给胡启立，谈对农村雇工问题的意见：“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126]1983年12月22日听取姚依林、宋平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指出：“雇工问题，先不要随便发表意见，现在问题还不十分严重，可以稍微缓一缓，等两年再说。”[127]1983年12月29日陈云关于雇工问题给邓小平写信提出：雇工政策还可以再看几年，即使出一点问题也不可怕。[128]陈云与邓小平的意见不谋而合，反映了我们党内的主流意见。其次，“缓一缓”以后的结论是雇工经营并没有伤害社会主义。1984年10月22日出席中顾委三次会议时指出：“雇工问题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129]1985年11月24日同薄一波谈话时指出：“有一个报告说，雇工经营出现是必然趋势，不可避免的，现在要考虑如何纳入轨道。这个意见对。”[130]邓小平肯定雇工经营的必然性，赞成纳入轨道进行管理。第三，就雇工问题本身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允许雇工。1987年4月16日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指出：“要从我们整个几十年的目标来看这个不变的意义。比如雇工问题，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就这个问题本身来说，既然是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允许雇工？因为我们搞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雇工和过去的雇工不同。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开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损害这种积极性，损害了对我们不利。”[131]最后，从邓小平的上述谈话中还可以看出第四个方面的思考：鼓励探索各种具体的经营方式去发展经济，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邓小平1992年春天南方谈话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132]这反映了邓小平的一贯思想。
“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以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构成的“三资企业”大发展，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引进“三资企业”，即搞开放会不会损害社会主义制度，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这也是当时中外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邓小平告诉关心中国发展的国内外朋友们，不用担心我们的开放政策，无论怎样开放，中国都会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的思想观点既直面问题、通俗易懂，又说理透彻、观点清晰，读来让人感慨万千。第一，实行对外开放“损害不了”社会主义制度。他说：“现在大量吸收国际先进技术，也利用它们的资金。这没有危险，本身不会损害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133]第二，实行对外开放“改变不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管是同外国公司搞补偿贸易也好，外国厂商在中国设厂也好，中国增加的收入都归全民所有，所以不会发生改变政治制度的问题。”[134]第三，实行对外开放“影响不了”社会主义制度。“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135]“吸引外资、合资经营包含资本主义成分，但我们并不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它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136]第四，实行对外开放“冲击不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137]第五，实行对外开放“伤害不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是社会主义，要坚持这个道路，发展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吸收外资、合资经营等都不可能伤害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只会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138]结论：“三资企业”姓“社”不姓“资”，“那些人尽讲屁话！” 1991年2月6日视察上海，当朱镕基说到还有不少人认为合资企业不是民族工业，害怕它的发展等时，邓小平指出：“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139]如果说这次谈话涉及“三资”问题时还算比较委婉的话，那么1992年视视察南方的谈话则显得犀利和激愤了。他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140]据在现场的同志回忆说，邓小平这段话是视察途中坐在车上说的，显然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当车到宾馆下车时，肢踩在车梯上，回头说出一句话，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他说：“那些人尽讲屁话！”[141]邓小平为什么说出这样的“粗话”？为什么说那些人说的是“屁话”？答案恐怕还是因为那些人像邓小平说的那样“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也就是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缺乏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必然趋势的深刻把握。
（二）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定型的制度
制度重要，但其形成又是艰巨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完善的制度只能靠不懈努力才能建成。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个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42]只有在改革开放中才能逐步形成完善和定型的制度。
我们的制度将吸收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很重要的一篇讲话，在他生前由中央有关部门两次公开发表。讲话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143]。这就给我们以巨大启示：不仅在技术层面可以引进西方先进的东西，在体制机制方面也可以借鉴；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能简单照搬，但制度中的进步因素还是需要我们学习的。社会主义历史不长，不仅生产力方面，而且在制度方面都有许多问题。邓小平分析了我们制度和体制上的不足、弱点和缺点。一是民主和法制不足：“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144]二是不善于管理：“我们还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不善于管理，不善于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成绩不够显著。”[145]三是市场运用得不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146]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不足，这是主要的几个方面。看到这些“不足”和“缺点”后，很重要的一个对策就是，“吸收西方的进步因素”，为我所用。一是直接采用西方“行之有效的办法”和“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147]“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148]这个方法就是“拿来主义”。二是学习引进“各种有益的知识”和“先进的经验”。“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149]这是进到了经验层面，深入了一步。三是吸收借鉴“文明成果”和“管理方法”。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50]邓小平提出的“一个要”和“两个吸收借鉴”、“两个一切”，充分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和博大胸怀。“一个要”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建设先进的社会制度，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这是一个大目标，是需要我们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实现的。“两个吸收借鉴”和“两个一切”，则是我们的一条“捷径”，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一切文明成果都要吸收借鉴，只有这样才能完善我们的制度；一切先进方法都要吸收借鉴，只有这样才能发展我们自己。总结借鉴外国经验、向发达国家学习，为的是最终“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但必须发挥我们的优势，照顾我们的传统，理顺各种关系，这是由我们制度的特性所决定的。“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151]只有把握了自己的特点，才能决定自己的制度和具体方式。可见，把握特点是前提和基础。邓小平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的特点作过分析。一是要在基本国情上把握“两个重要特点”，即底子薄、人口多。“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52]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超越阶段。二是要要充分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处理问题“要着眼于更远的目标，照顾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照顾左邻右舍。”[153]特别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千千万万的人，可能引起的波动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相比的，因此“要谨慎，要照顾到我们的传统，要理顺各方面的关系。”[154]三是要在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上看到“两个缺乏”的特点，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155]“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156]因此，要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还要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但不要拿西方的民主来套中国的现实，要积极稳妥推进中国的改革。四是要在国际关系上认清总体的“中国特点”及其由此引出的“三个特点”，不要动不动就对中国实施制裁，妄想把中国拉入资本主义体系。八九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但中国不怕，“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157]这个“特点”西方许多人健忘了，因此对中国的几个特点认识不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认不清中国的特点就匆忙制定对华政策，这样的决策难免失误，他们的图谋，注定不能实现。“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158]
改革并完善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对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了会面规划，他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59]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是邓小平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认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可以说，“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160]但改革并完善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必须有足够的认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邓小平1992年春天在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161]正是在这些“章程”的支持和保障下，我们的全面改革和全面建设才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全世界所瞩目。由于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所以，制度建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邓小平说：“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这里说的“一整套”，就不仅是指要建立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制度，而应该是构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各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制度体系；“更加成熟”说的是我们的制度经过实践检验卓有成效，能够发挥应有作用；“更加定型”说的是制度应该由法律固定下来，长期坚持下去；“再有三十年的时间”，就是到2020年左右。到了那时，我们已经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了，“两个百年目标”的第一个已经实现，那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种制度逐步完善和定型的时期，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三）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可以大胆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在总体上优越的。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按照“三步走”战略，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也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还不能说服人家相信社会主义。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时，国家总体力量至少将位于世界前几名，“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可以大胆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62]
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按照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的说法，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里用的“两个如何”，揭示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不论是“建设”还是“巩固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进行的，同时也是制度本身不断改革和发展完善的过程。为此邓小平提出了必须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问题。一是理清了实现现代化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邓小平讲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就提出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163]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制度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互为前提和条件，没有现代化就不会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只有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也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发展。二是提出了改革必须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邓小平提出改革的目的，第一条就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1986年9月29日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时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164]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我们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165]三是提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历史使命。这就是本章开头引用的邓小平1992年春天南方谈话中提出的“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66]的重大课题。这个历史使命是长期的和艰巨的，需要我们长期不懈接力奋斗才能实现，我们要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我们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
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两边赛一赛。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国门洞开，人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繁荣发展的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乃至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成为国人津津乐道的成功模式，有些人认为，中国也应该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其实，人们只看到了资本主义表面的风光，而忘却了它的剥削本性；只看到了它的一时繁荣，而忽略了终究不会长久的历史宿命。但邓小平的思维是异常清醒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比赛”、“超过”、“演变”、“战胜”，这几个词汇频繁出现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中，实在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要“赛一赛”，看看到底谁的制度优越。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最近有一位华裔学者说，希望中国无论如何不要走台湾的道路，不要像台湾那样搞现代化，那里的经济实际上是美国控制的经济”[167]1981年10月4日会见黄植诚时指出：香港有报纸讲“四个坚持也是统一的障碍”，这是什么障碍呀？“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两边赛一赛。我们不要求你实行社会主义，你怎么能要求我们实行三民主义呢？”[168]1986年9月2日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时指出：“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发展程度，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差距是暂时的。我相信大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169]针对有人主张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论调，邓小平说：那是自不量力!第二，社会主义一定会“超过”资本主义，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所决定的。关于“超过”，邓小平先是讲了“一个超过”，后来又讲了“两个超过”。1987年5月22日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时说：“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关键都是我们自己要发展，自己要搞好。总有一天，要体现出我们的社会制度确实优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要超过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170]南方谈话中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71]由“一个超过”到“两个超过”，表明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在不断深化。第三，要警惕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1989年9月16日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172]第三，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结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173]“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174]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就一定能够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关于我们“做的事”，邓小平有过多种提法。如，使用过“现在做的事”：“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一心一意搞建设”；[175]、使用过“必须做的事”：“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176]和“一直在做的事”：“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177]党的十五大运用邓小平的思维，提出了“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思想要求。邓小平对“我们要做的事”提出过明确要求：即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为什么必须去做这件事？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庄重、非常真诚的。1986年12月14日会见贝宁总统、贝宁人民革命党主席马蒂厄·克雷库时说：“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坚持马列主义理想，过去我们靠这个理想打赢了战争，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但由于一些失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很好地体现。我们要做这件事，但不是几年时间就能做到的，看来要用五十年至七十年。我们的信念不是空洞的，但必须去做。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自己。”因为这是由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决定的，是由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客观真理指引的。共产党人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必须用自己的发展实践去证明这个真理。做到怎样就叫发挥优越性了？或者说检验优越性的标准是什么？邓小平在1980年关于改革党和领导制度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三条检验标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政治上，充分发扬民主；组织上，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178]这三条标准，分别从经济、政治和人才三个方面提出要求。后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179]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件事，可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那时，我这样的人就不在了，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180]“社会主义国家要把生产力搞上去，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当然，在较短的时间里不可能证明这一点，也难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181]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西方一些政客和学者极力散布“共产主义大失败”、人类走向“历史的终结”的严峻时刻，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创新，为第三世界人民趟出一条新路，让古老的中华文明焕发青春，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和博大胸怀。
结语：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不断进行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为我们描述的美好蓝图：“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182]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政治局面，必须进行全面的体制改革，制定新的制度。邓小平指出：“要进行机构改革和全面的体制改革。机构改革、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机构改革现在还只是开始。全面的体制改革包括好多方面，像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领导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宪法有密切的联系。就国体说，要解决民主和专政的问题，只讲民主不讲专政不行，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政体说，要解决民主和集中的问题，只讲民主不讲集中不行。国家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活，都要高度民主、高度集中。这些方面都有一个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还只是试点。这几年实行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有成绩的。我们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寻找新办法、制定新制度，使整个国家的各种体制越来越完善，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183]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政治局面，必须健全国家治理，拓展制度实现形式。一讲到发挥制度作用，人们自然首先想到的是通过人民民主专政、通过社会控制这一“硬性制度”来实现。这并没有错，这是由国家的本质决定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专政职能。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已经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这就需要创新社会管理模式，采用社会治理等“软性制度”来引导。在这方面邓小平的探索也给我们许多启发。
一是探索“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的体制机制。1988年9月12日在同主要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社会发展起来了，管理方法也要随之转变，以适应新的形势新的要求。二是探索“治理政治环境”的体制机制。1989年4月25日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才能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我们不是讲治理经济环境吗？现在也要治理政治环境。”[184]保持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是“治理国家”的大道理，三是探索“用很温和的方式来处理”问题的体制机制。1987年3月3日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谈到学生闹事问题时指出：“我们这次用很温和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我们历来提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搞四个现代化，使中国发展起来，就要有纪律、有秩序地进行建设。”[185]
早在34年前的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著名的关于党和国家制度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186]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们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坚强制度支撑，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我们为日益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感到骄傲，为国际间不同制度竞争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感到自豪。我们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中，用我们的全部心血和奋斗，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努力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制度自觉和制度自信！
注释：
[1]《同贝宁总统马蒂厄•克雷库的谈话》（1986年12月1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58页。
[2]《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3]《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3页。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18页。
[5]《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谈话》（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78页。
[6]《会见英国客人时的谈话》（1979年10月15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67页。
[7]《会见美国工会访华团时的谈话》（1985年4月2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42页。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38页。
[9]《在全国政协招待会上的讲话》（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71页。
[10]《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亚诺什时的谈话》（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10页。
[11]《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51页。
[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78页。
[13]《同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的谈话》（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91页。
[14]《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33页。
[15]《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99页。
[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288页。
[17]《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33页。
[18]《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时的谈话》（1985年9月10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75页。
[19]《会见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时的谈话》（1988年10月5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53页。
[20]《视察天津时的讲话》（1986年8月20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30页。
[21]《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时的谈话》（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47页。
[22]《会见新西兰总理戴维•朗伊时的谈话》（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09页。
[23]《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亚诺什时的谈话》（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09页。
[24]《同江泽民等谈话时的谈话》（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3页。
[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73页。
[26]《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00页。
[27]《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里甘时的谈话》（1981年11月1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85页。
[28]《会见摩洛哥首相马蒂·布阿比德的谈话》（1982年2月25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02页。
[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44页。
[30]《会见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时的谈话》（1978年6月10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25页。
[31]《接受卢森堡电视台的电视采访》（1980年4月29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27页。
[32]《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时的谈话》（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92页。
[3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10页。
[3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0页。
[35]《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页。
[36]《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67页。
[37]《同王任重等的谈话》（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58页。
[3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63页。
[39]《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5页。
[4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10页。
[4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95页。
[4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51页。
[4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29页。
[4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70页。
[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98页。
[4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09页。
[4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95页。
[48]《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的讲话》（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99页。
[49]《会见来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和荣氏亲属时的讲话》（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23页。
[5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2页。
[5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5页。
[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68页。
[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98页。
[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35页。
[5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62页。
[5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4页。
[5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2页。
[5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39页。
[5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84页。
[6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2页。
[61]《外国领导人访华讲话选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03页。
[6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95页。
[6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69页。
[6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02页。
[6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70页。
[6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85页。
[6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45页。
[6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81页。
[6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03页。
[7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79页。
[7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7页。
[7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81页。
[7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21页。
[7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03页。
[7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34页。
[7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34页。
[7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14页。
[7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2页。
[7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4页。
[8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43页。
[8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47页。
[8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47页。
[8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98页。
[84]《会见马达加斯加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时的讲话》（1978年5月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07页。
[8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7页。
[86]《排除干扰，继续前进》（1987年1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8页。
[8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80页。
[8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84页。
[8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79页。
[90]《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1页。
[9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97页。
[92]《会见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时的谈话》（1984年5月2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77页。
[93]《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时的谈话》（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8页。
[9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32页。
[9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50页。
[9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02页。
[9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99页。
[9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69页。
[9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0页。
[10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67页。
[10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29页。
[10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22页。
[10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15页。
[10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33页。
[10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57页。
[10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7页。
[107]《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1979年9月12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55页。
[108]《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3页。
[10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55页。
[11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53页。
[1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93页。
[1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99页。
[1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44页。
[1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78页。
[11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67页。
[11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5页。
[11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6页。
[11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6页。
[11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6页。
[1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76页。
[1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31页。
[1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69页。
[12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41页。
[1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64页。
[1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40页。
[12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48页。
[12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49页。
[1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52页。
[1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08页。
[1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96页。
[13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78页。
[13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42页。
[133]《会见朝鲜国立交响乐团时的谈话》（1978年9月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69页。
[134]《会见法国国防高等研究院代表团时的谈话》（1979年5月5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12页。
[135]《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1980年8月2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66页。
[136]《会见加拿大外交部部长马克•麦圭根时的谈话》（1981年8月2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65页。
[137]《会见日本客人时的谈话》（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87页。
[138]《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的谈话》（1984年10月11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05页。
[13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6页。
[14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141]田炳信：《最后一次南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14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42页。
[14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7页。
[144]《会见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八次访华团时的谈话》（1979年6月28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29页。
[145]《会见加拿大外交部部长马克•麦圭根时的谈话》（1981年8月2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65页。
[146]《同姚依林、宋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时的谈话》（1982年7月2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32页。
[147]《讨论对外贸易问题时的插话》（1978年4月19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298页。
[148]《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代表团时的谈话》（1985年6月29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56页。
[14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
[15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43页。
[151]《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的讲话》（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79页。
[152]《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02页。
[153]《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十次访华代表团时的讲话》（1981年9月9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69页。
[154]《会见墨西哥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时的讲话》（1986年12月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56页。
[155]《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66页。
[156]《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的讲话》（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79页。
[157]《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时的讲话》（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8页。
[158]《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时的讲话》（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92页。
[159]《在给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祝词》（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73页。
[160]《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63页。
[16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41页。
[162]《会见贝宁总统克雷库时的讲话》（1986年12月1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58页。
[163]《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6页。
[164]《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9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8页。
[16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95页。
[16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44页。
[16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62页。
[16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75页。
[16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33页。
[17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90页。
[17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44页。
[17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89页。
[173]《听取王恩茂等汇报时的讲话》（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80页。
[174]《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4页。
[175]《会见美国使节基金会主席赫伯特·阿姆斯特朗时的谈话》（1984年11月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13页。
[176]《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的谈话》（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36页。
[177]《审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总结报告时的谈话》（1993年9月2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65页。
[178]《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2页。
[179]《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2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42页。
[180]《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格拉时的谈话》（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83页。
[181]《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时的谈话》（1988年10月1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55页。
[182]《坚持四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6页。
[183]《同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1982年4月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10页。
[184]《同李鹏、杨尚昆的谈话》（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74页。
[185]《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时的谈话》（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71页。
[186]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