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明确使用过“中国的经验”概念。在《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中出现10多次，“我们的经验”有10多次。此外，大量使用了“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最大的经验”、“我们主要的经验”、“最根本的经验”、“基本的经验”、“历史的经验”、“基本经验”、“首要经验”，以及“正面经验”、“反面经验”等等。可以说，邓小平“中国经验”思想观点的内涵非常丰富，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深入探讨邓小平关于中国经验的相关论述，既有助于深化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经验问题的讨论，又有利于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进程。中国经验是在什么条件和基础上产生的？中国经验的内容和精髓是什么？中国经验有什么借鉴意义？让我们听听小平怎么说！
一、学习他人经验：“中国经验”的前提条件
对人类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的变化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邓小平提出了许多深刻见解，其中两句名言让人至今难忘。一句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另一句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这是深刻洞察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作出的科学论断，是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中国的“最大经验”问题。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时说：“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3]中国革命和建设走过了几十年的奋斗历程，其中的经验教训许许多多，人们尽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进行梳理和总结。但把“不要脱离世界”作为“我们最大的经验”乃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的独到视角，其高屋建瓴，发人深省。
（一）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四个现代化”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的梦想。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重启四个现代化大业，全国人民精神振奋，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干苦干。但实现“四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邓小平为我们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结束“文革”以后，百废等兴，百业待举，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知识，缺乏经验。1978年，在国内政治气候尚未完全解冻时，国家向外派出一些代表团，考察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管理经验。4月底，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访问出发之前，邓小平亲自听取了汇报，并强调指出：“访问中，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4]代表团回国后，又专门听取了详细汇报。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终于开启。但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像的还要困难些。1980年9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法国外贸部部长时说：“前一阶段，我们想搞得快一些，过于热心了。但是我们缺乏经验，知识也不够，在国际合作方面对自己的接受能力缺乏清醒的估计。我们对许多事情要总结经验。”[5]1981年9月8日会见日本客人时说：“由于在经济建设方面缺乏经验，我们过去交的学费确实不少。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有好处，就是取得了经验，使我们以后在合作方式上更加考虑要切实照顾到我们自己的情况。” “缺乏经验”是对当时现状的一种真实写照，在实践中不断地增长经验，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成为当时的社会潮流。多年对外开放的实践证明，“学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习的过程中要交“学费”，想不交“学费”是很难的。
关键不在于交了学费多少，而在于能否“学会”。“没有经验”、“欠缺本领”不要紧，我们可以在干中学，不断积累，不断学习。为此，邓小平发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号召。1979年3月21日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友好人士时邓小平指出：不仅要敢于向西方借钱、引进技术，“我们还要善于吸收，善于使用，善于管理。这一切都需要学习，我们有信心可以学会。”[6]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许多经验，也遇到了许多挫折，经历了许多教训。1988年9月17日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说：“我们需要总结十年的经验，制定进一步发展的政策。对一些措施、规划，要根据现实作进一步调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以后还会有，不会风平浪静。我们做好多事还没有经验，欠缺的是本领，不过本领是可以学会的。”[7]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总有一些人们没有完全认识的领域和过程，缺乏经验，缺少本领这一现象也将伴随我们改革开放的始终。但只要我们肯学习，向发达国家学习，也向我们自己学习，不断积累，我们的本领就会在学习中不断增长。这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虚怀若谷的谦逊态度，也表达了学习先进、赶超先进的坚定信心。
（二）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开放
“文革”期间，“四人帮”将学习西方指斥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邓小平对此极不赞同，当时就曾为此进行过针锋相对地斗争。他说：“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8]一切先进成果都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在引进技术的同时，也要注意吸收经验。
“拿来主义”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思考向西方学习、发展自己的一个出发点。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华侨时指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不管那些‘洋奴哲学’的帽子。我们实行‘拿来主义’。”[9]邓小平认为，搞现代化，必须以世界先进水平作为赶超的起点，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凡是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我们都要拿过来。1977年11月3日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时指出：“科技成果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现在我们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实行‘拿来主义’。”并以邻居日本为例，认为日本科学发展得快，就是因为实行“拿来主义”。所以，“‘拿来主义’不坏，真正的科学态度应该如此。”[10]邓小平认为，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作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起点，是正确的，不这样做才是真正的爬行主义。在那个人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束缚的年代，“拿来”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智慧！
向西方学习，实行开放政策，需要引进技术和资金，但吸收经验更重要。1980年3月31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中日两国友好合作，不光是做生意，还需要交流经验。目前，我们最缺乏的是生产管理经验。管理也是一门科学，是更带有综合性的科学，我们这方面太差了。”邓小平还分析了日本汽车占领美国市场的情况，认为交流生产管理经验是比单纯引进一些技术和做点生意更重要得多的事情，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这样的思想观点，确实很有远见。邓小平1988年6月3日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研讨会全体与会者时指出：“我们搞建设有三十九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1]如果说对外开放初期，我们的重点还是以引进外资、引进设备和技术等有形交往为主的话，那么，邓小平这次讲话充分表明，中国对外开放的纵深发展必须把重点放在“吸收国际的经验”这些无形财富上。
邓小平关注着世界各国的发展，只要别人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他就坚决主张引进吸收。早在1978年3月28日就指出：“最近罗马尼亚作了个决定，干得好的工厂，干部、工人就可多得一点报酬；干得不好的工厂，干部、工人就要少得一点报酬。这也是奖罚分明。”把兄弟国家贯彻按劳分配政策的一种办法作为经验来学习，最初在推动改革开放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1986年9月5日在会见日本时提出：“正像日本战后经济起飞时需要帮助一样，我们也希望从各方面得到帮助，也需要学习别人好的经验。”[12]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其发展进程中，总会出现一些问题，经历一些曲折。在同外宾会见中，邓小平总要抓住一切机会，让客人介绍该国经验，并思考如何为我所用。1990年5月21日在听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介绍德国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后说：“我们有关部门一定会研究你们的经验，我们经验太少。”[13]针对开放地区出现的精神文明滑坡现象，1992年1月21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14]要求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邓小平认为，搞现代化建设向外国学习是必要的，但不能原封不动的照搬。1977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客人时指出“建国初期接受了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经验也有好的，很多并不好，批判是对的。”[15]后来他还多次总结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经验带来弊端的教训，“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是学苏联的，那些东西看来是落后了”，[16]指出，“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17]强调只有走自己的道路，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但不能简单地吸收和照搬，这是早在开放之初邓小平就给予明确的。1978年11月27日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在回答中国现在是否正在考虑对政治制度进行某些改革，比如采用西方竞选制度、干部通过选举产生等问题时，斩钉截铁地指出：“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制度不会改变。”“在回答中国是否采用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形式时指出：“国与国的情况有很多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体制。当然，我们要研究他们的经验，但是不能简单地吸收别人的经验，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决定。”[18]既要学习研究外国的经验，又不能改变中国自己的根本制度，还要发扬自己制度的优势。1987年4月30日在会见西班牙领导人阿方索·格拉时说：“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19]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避免犯大的错误。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外债问题。在如何对待外债这个问题上，邓小平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现在国内外都担心我们借外债的偿还能力问题，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1983年年初又提出宁肯速度不要太快，也不要欠太多的债，借债必须放在有能力偿还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国家发生债务危机，邓小平对此非常关注，多次谈起这个问题。1984年5月29日会见巴西总统若昂·菲格雷多时指出：“我们很注意学习你们的经验，也注意你们的教训。你们的经验就是我们所说的开放政策，发展速度快。不到十年时间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不容易。你们的教训是债务太多。据说你们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有能力，我们很高兴。我们接受你们发展快的经验，但也避免债务过多的教训。”[20]1986年12月6日会见墨西哥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谈到外债问题时又说：“墨西哥现在是债务太多，而我们是债务太少。债务太少也是个缺点，但我们要避免你们债务太多的问题。”他指出：“可以借债，但要适度。我们要重视你们的经验。”[21]1988年5月15日会见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谈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问题时说：“我们也借了外债，我们会注意你们的经验教训，就是借债要适度。”[22]对外债的态度是，既要借，大胆使用，为国家现代化提供资金帮助，但又要注意防止外债过多，避免还债风险。
向西方学习，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目的是为了发展自己。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时说：“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末，我们就是有希望的。”[23]1980年4月29日在接受卢森堡电视台电视采访时说：“中国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发展。”[24]1980年7月16日视察武汉钢铁公司时指出：“我们要学习国际上先进经验，但光跟在别人后边不行，要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25]向他人学习不是跟在别人后边，而是要在“学会”的基础上“创新”，最终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6]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吸收借鉴”和“两个一切”，充分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民的虚心学习精神，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界大势的博大胸怀。他提出的“一个要”，则充分阐释了我们总结借鉴外国经验、向发达国家学习的目的，是最终“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只有将这个目标树立起来，并且牢牢地树立起来，我们的开放才有真正的意义。
邓小平把学习他人经验、汲取国际经验，作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前提。总结“中国经验”的着眼点，就是为了瞄准先进、赶超先进，实现我们自己的加速发展。
二、总结自己经验：“中国经验”的实践基础
在学习借鉴他国经验的同时，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对待自己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是一个政党需要经常面对并且正确处理的重大问题之一。邓小平经常回顾我党发展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11月6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说：“我们很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老党。我们党的整个历史的确是光荣的，经过那样艰巨的斗争才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前毛主席的领导一直非常正确，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来说，的确是光辉的。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他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但是从五十年代开始，严格地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确是有些地方不行了。”[27]邓小平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一连用了三个“的确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说党的历史“的确是光荣的”，毛主席的领导“的确是光辉的”，但后来一段时间在有些方面“的确是不行了”。对我们党的辉煌成就给予高度肯定，对一些失误也毫不掩饰，这才是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邓小平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主要从处理党际关系、“文革”波折和建设实践三个方面来进行。
(一)经验教训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政策，才能取得成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突出地对我们党过去处理党际关系的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既批评了苏联以“老子党”自居，以已为“中心”划线的错误做法，也对我们自己犯过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1983年1月11日会见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时说：“国际共运历史的根本经验教训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28]对这一根本经验，邓小平反复予以阐发。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总有人想建立“中心”，充当“老子党”，对别人“发号施令”，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在总结那段历史经验时，邓小平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原则”。他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总之，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29]既然是一条重要的原则，就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严格遵守。之后，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以总结经验教训，处理好党际关系。1983年1月11日会见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回忆起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会谈的情况，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的那套东西是不行的，中心就是发号施令、以他们为主。”“现在有两个问题他们还没有搞通，一个是平等相处，一个是独立自主。平等就是没有老子党。老子、儿子的关系实际上是否认了独立自主。”[30]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领导人时指出：“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31]他认为，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随意干涉指责。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去纠正。同样，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犯了错误之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
辩证地看待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客观地总结党际间的是是非非，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长是非常必要的。邓小平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党自己独立处理，任何外国党要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肯定会犯错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多次向外宾做自我批评，如1982年10月25日在会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时坦承：“我们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不好，我们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法国共产党有些事我们是不赞成的。但不赞成是一回事，指手画脚又是一回事。这是个原则问题。”[32]邓小平认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道路和走这条道路的方式，这就是独立自主。1983年11月6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领导人时说：“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33]1984年5月20日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实际制定自己的政策，同样也要尊重别的国家、别的党的实际。对别的党指手画脚肯定要犯错误。”[34]在那一段时间内，邓小平多次主动承认在处理党际关系问题上我们所犯的错误，不掩饰，不回避，体现了一个大党的宽广胸怀和气魄，也展示了他在总结经验中推动工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邓小平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1983年1月11日在会见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时， “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犯错误是难免的，但犯了错误自己总结经验，这个经验才可靠。”[35]他还列举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两个例子，反复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列宁干成了十月革命，这是根据俄国的特点来实行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根据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策，所以有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还说，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二）波折也可以是很好的教员，可以使领导人和人民从中得到教训
任何一个党和国家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挫折，出现波折。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遭受的最大挫折和波折就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给历史作出了一个交待，也为世人正确对待历史树立了榜样。有人说，正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南昌的“小道”出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发生在20世纪中叶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84年11月7日会见美国客人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为中国人民做了不少事情。但中间也有波折，最大的波折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波折使中国的发展受到了阻碍，所以我们还处于落后状态。”[36]1985年8月29日会见日本客人时说：“搞‘文化大革命’这种想法、做法违反了事物的客观规律，也违反了人民的意志，方向偏离了，又被林彪、‘四人帮’利用了，成为一场灾难。”[37]说它是“最大的波折”，说它是“一场灾难”，关键是违反了“客观规律”，以致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受阻、长期落后这样一个境地。其实，在智者眼里，波折也好，灾难也罢，它也是一种财富，就看你如何把它由坏事变成好事。邓小平对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十年经验教训，探索我们应该走的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向外宾多次交流这方面的经验。1985年9月18日会见加纳领导人时指出：“一个国家经历一些波折当然不是好事，但波折也可以是很好的教员，可以使领导人和人民从中得到教训。现在，中国人民上下一心搞建设，也是因为有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38]1986年9月2日同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39]他还说：“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40]他总结说：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这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也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如此审视“文化大革命”，它便成了我们的另一笔财富。邓小平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无私精神难能可贵，令人敬仰；这种心系祖国的可贵品质无限崇高，堪为楷模。
1986年底，中国发生了一些学生闹事事件。有人认为这是民主诉求，有人认为是政治改革要求。对此，邓小平有自己的判断和分析。1987年1月13日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时说：“‘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41]同年2月18日会见加蓬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时说：“学生们闹一下的好处，是提醒我们好好总结这几年的发展经验，使我们更清楚了问题在哪里。”[42]3月3日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时指出：“闹事就使我们不能安心建设，我们已经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样一闹，就会出现新的‘文化大革命’。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43]邓小平提醒人们对社会动乱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发生“文革”那样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邓小平当时的忠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以致一段时间内放松了思想政治教育，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最终酿成八九“政治风波”，使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影响。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党和人民认真总结并吸取了这次更为严峻的教训，使改革开放走上正轨。
(三)这种办法不成功，就改一种办法。要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
改革开放是一个全新的事业，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照搬。1985年7月15日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乔治·迈克尔·钱伯斯时指出：“中间一定会有曲折，甚至于犯大大小小的错误。那不要紧，有了错就纠正。这种办法不成功，就改一种办法。总之，要及时地、经常地总结经验教训。”[44]及时总结经验和积累经验，成为改革初期的一种鲜明做法，也成为指导改革的重要方法论。
经验，别人是不会无偿恩赐给你的，必须通过自己反复积累才能获得；失误，也不会在实践中自动消失，只有经过自己反省加以纠正才能变成财富。1985年9月18日会见加纳国家元首杰里·约翰·罗林斯时指出：“经验，要靠自己积累。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宏伟的发展规划是有风险的，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确定了一条方针，就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总结一步的经验，对的就贯彻下去，不妥当的就改。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我们就是这样做的。”[45]1986年4月9日在会见希腊总理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谈到改革时说：“现在正在进行改革。这件事并不容易，没有前人的经验，全靠自己去摸索。过去五年农村改革的经验很宝贵。改革中出现一些差错是难免的。要继续进行改革，还会出现差错，有了错误就努力去改。”[46]只要有了这种态度，不管改革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直到最后的成功。1986年9月2日同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47]邓小平反复强调的是，自己搞建设难免失误，那不要紧，要不断总结经验，自己纠正错误。这就能引导自己不断前进，逐步发展。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为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损失夺回来，都想大干快上，以至于出现了“洋跃进”，给刚刚开始的改革带来不小的影响。邓小平是最早发现问题、并对此进行总结的领导人之一。1980年10月9日会见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时指出：“我们要清醒地估计我们自己的力量，量力而行。在这方面，原来我们的经验不够。同外国商界合作，必须充分估计我们自己的偿还能力。因为我们的基础太薄弱，心里想快，但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也许稳步前进在实际上会更快一点。”[48]1981年4月14日会见日中友好议员时指出：“前一个时期，我们的脑子有点热，对自己的估计不很切合实际，大的项目搞得太多，基本建设战线太长，结果就出现问题了。尽管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没有放弃，只是我们吸取和总结了经验教训，更加量力而行了。”[49]邓小平认为，欲速则不达，这是中国的古话。不能盲目建设，不能操之过急，急了就出毛病。因此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搞建设涉及的不仅是速度、步骤问题，还有一个政策问题，这也是邓小平总结经验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1982年6月12日会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时指出：“搞建设是件不容易的事，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善于管理企业，一些重大的政策可不可行、可不可靠也还不是完全有把握。但我们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比过去好一些了。”[50]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国家的政策也难免出些差错，重要的是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各种政策措施。
改革中走一步看一步，不断总结经验，力求稳妥，这是对的。但这并不是目的本身，总结经验是为了吸取教训，力求稳妥是为了更好地前进。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亚诺什时说：“成功的经验鼓励了我们，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走的路还会有曲折，错误也是难免的，但我们力求及时总结经验，不要犯大的错误，更不要因为小的曲折而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前进。”[51]1988年5月19日会见朝鲜同志时说：“我们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但他同时强调：“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52]改革中的失误值得记取，否则就会由小错酿成大错；改革中的成功更要总结提炼，以鼓舞士气。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说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干不出新的事业。”[53]因此，在改革中，要“大胆前进”，“创造经验”，要“敢冒风险”，才能使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
邓小平把总结自己经验、吸取失败教训，作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总结“中国经验”的立足点，就是为了少走弯路，量力而行，实现我们自己的更快发展。
三、提炼根本经验：“中国经验”的精髓要义
从自己的失误中总结教训，和从自己的实践总结经验同样重要。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场“政治风波”，给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带来了强烈震撼，对中国的改革发展进程也带来了深刻影响。邓小平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反复进行思考、反复总结。1989年11月23日在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朱利叶斯·克·尼雷尔时强调：“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54]提炼我们的根本经验，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重要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动荡，改革开放中遇到挫折，甚至有人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关键时刻发出的声音，犹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这是在国际国内普遍对中国发展前途表示迷茫，甚至有人断言社会主义已经遭到彻底失败时刻从心底发出的真经，有如醍醐灌顶，令人清醒。
(一)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
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从几十年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继续发展下去的一大法宝。1991年8月20日在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方面道理也要讲够。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55]这无疑是一个战略要求。没有改革开放，生产力就不会得到发展；没有改革开放，人民生活就不能得到改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邓小平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56]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57]我们的经验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必须改革，这是唯一的道路，是生死抉择，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1988年6月3日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代表时说：“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58]“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59]他说，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
如果说，改革是要打破旧的体制束缚和旧的思维方式的禁锢，那么开放就是打开国门引进新鲜经验，它的革命性意义不亚于改革。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阻力和挫折，发生一些错误和失误，关键是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中国曾经为人类文明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为什么后来落后了？1984年5月20日会见南斯拉夫领导人总结历史经验时说：“建国以后，虽然也有一段时期发展是好的，但是，使我们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也正是闭关自守。要总结这个经验教训。”[60]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起来，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脱离人类文明大道而开化进步。邓小平深刻阐述了世界发展出现的新特征、中国的发展环境及其二者的关系，强调了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1984年6月30日会见日本客人时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1]1984年10月6日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62]1987年1月20日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时说：“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是中国人民用血和泪的长期浸泡得出来的教训，也是总结世界各国发展进步的成功所得出的基本经验。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任何人都不能自我孤立，孤芳自赏，任何人都不能故步自封，唯我独尊。
开放是需要的，但只开放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自己的力量。1982年5月6日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塞缪尔·卡尼翁·多伊时指出：“你们想了解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很多东西是靠自己搞出来的。[63]邓小平还分析中国历史说，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的二十几年里，我们完全或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状况。没有外援也有好处，迫使我们奋发努力，主要靠自力更生。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在这个期间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等。“所以，我们向第三世界朋友介绍的首要经验就是自力更生。” [64]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就可以振奋起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把人民团结起来，就比较容易克服面临的各种困难。邓小平把自力更生作为“中国的经验的第一条”和“首要经验”，是发人深省的，它告诫我们，在开放的条件下搞现代化建设，决不能丢掉自力更生这个传统；在渴望从外国学到先进经验的同时，决不能没有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总结长期历史经验时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的重要论断。[65]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永远不能丢掉，它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立足点，是我们鼓舞人民奋勇前进的一面精神旗帜。
(二)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
邓小平认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自从1979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后，面对来自西方敌对势力的攻击，他从来没有放弃和低头；面对来自党内同志和外国朋友的不解，他也从来没有动摇和松懈。1989年11月6日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决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66]邓小平把能否做到四个坚持提到关系党是否“垮台”的高度，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的邻居苏联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铸成了大错，致使无产阶级政党解散、社会主义旗帜不再。历史的教训十分深刻，必须牢牢记取。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不久，在解放思想的幌子下，一股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兴起，严重干扰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对此，邓小平适时予以反击，申明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时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67]在3月30日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不仅“讲了”，而且大讲特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渊源和基本内容，大讲特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要求和地位作用等。他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并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68]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整个改革开放中的一个基本要求，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中央决定在建国三十周年之际，由叶剑英发表一个讲话，对三十年的历史经验进行一个总结。1979年9月4日邓小平对起草讲话稿作出指示：“要讲我们有了正面经验，也有了反面经验，两方面的经验经过总结，教育了我们人民，教育了我们党。”他总结说，“过去的三十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69]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历史衔接起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总结我们的历史，才有利于科学提炼历史经验，有利于团结广大人民共同奋斗。
1986年12月30日，在学潮闹得最厉害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等谈话时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件事发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们。”[70]但以后的事实证明，对这个“提醒”，还是有人没有完全当回事。到1989年春天，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比较复杂的变化，社会上一些人准备酝酿大的动乱，对此，邓小平又提出及早“放出信号”的要求。3月4日在同赵紫阳谈话时指出：“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在谈到如何估计形势时指出：要看到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大多数学生是拥护改革的。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台湾集中攻击我们四个坚持，恰恰证明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71]要让国内外明白，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邓小平的一席忠告，在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那里，难以发生应有的作用。6月9日平息动乱之后，邓小平总结经验教训时讲到：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72]发生在1989年的这场事件波及全国，不仅影响了经济发展，而且还在较长时间内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代价极大，教训惨痛。全面总结这段历史，认真吸取教训，恐怕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任务。
令人值得欣慰的是，在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党迅速平息了那样一场全局性的动荡，稳住了我们的江山，教育了我们的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挫折中勇敢前行。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弟弟邓垦的一席谈话[73]，中心思想是讲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他回顾了14年前首提四项基本原则的那个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仍然给予坚持和肯定。他说：“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因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符合中国几十年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之“理”，反映了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客观规律，因此“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因为是在党的会议上的公开讲话，也是代表党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讲的话，因此“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他还说：“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指出：“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是空的。”
邓小平这一问，是世纪之问！值得我们所有人认真思考，认真总结，作出回答；要把“没有理清的东西”弄懂，把后续的“文章”写好；要把“一大堆的事情”完成，把这个“基础”砸实；要对“成套设备”的构成和机理，给予高度重视，深入研究它的科学内涵，把握它的特点和规律。在此基础上，开始我们新的征程。
(三)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尽管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尽管受到了西方霸权主义的制裁，但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挺过来了。所以能挺过来，关键是我们有十多年的发展做后盾。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74]“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这个“硬道理”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击退了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严重干扰，继续解放思想，放下了各种包袱，重又昂首前行了。
在总结我国几十年发展的历史经验时，邓小平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1980年5月5日会见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时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他认为，要恢复过去好的传统，消除十年动乱的消极影响，要做许多方面的工作，但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把经济建设搞好，使国家逐步好起来，人民生活逐步改善。1983年4月29日会见印度客人时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5]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987年10月13日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亚诺什。“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76]总结历史经验，生产力是否发展是“压倒一切的标准”，搞好经济建设是“最根本的一条”，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这是对“发展才是硬道理”丰富内涵的多重阐释，这就是硬道理，硬就硬在这里。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发生了动荡和风波，而且在经济上也发生了通货膨胀，给人民带来了困难，经济发展速度受到影响。这件事引起邓小平同志的高度关注。1990年3月3日在住地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这十年时间能够实现第二个翻番，就是我们最了不起的胜利。”他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还指出：“总之，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77]邓小平把经济能否快速发展，看成一个“大问题”，是使人“真正睡不着觉的”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关键”。总结发展经验，说“实现第二个翻番”,离不开发展，人民要“有饭吃、有衣穿”，离不开发展，“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更离不开发展。这是对“发展才是硬道理”地位作用的深刻揭示，这就是硬道理，硬就硬在这里。
那场严重的政治风波过后，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成为邓小平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1992年春天，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国的发展问题再一次地向全党发出呼吁。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他阐发了台阶式发展、加速发展的深邃思想。指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78]他还分析说，不仅国内经验支撑台阶式发展，而且国际上也有许多先例，我们可以借鉴。他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发展条件后总结说：“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79]这年年底，邓小平到南方休息时，又进一步指出：“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一定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80]能不能加快发展，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事情，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是他毕生的追求。总结国内外经验，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加“手头的东西”，隔几年经济要“上个台阶”，人民创造的财富多了，中国的腰杆子就硬了，就能够立于主动了。这是对“发展才是硬道理”历史意义的全面分析，这就是硬道理，硬就在硬在这里。
(四)人民的拥护，人民的赞成，这是保证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础
邓小平来自群众，尊重群众，扎根人民，热爱人民，他时刻关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群众是否拥护、赞成、高兴和答应作为总结经验的根本观点和基本立场。1987年9月4日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时说：“人民看得很清楚，现行政策使所有的人都得益。人民的拥护，人民的赞成，这是保证我们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础。”[81] 邓小平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一条，是看人民群众的反映。
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讲：“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82]坚持人民群众立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把人民标准着重地提了出来，并贯穿整个改革开放全过程。1983年1月12日与胡耀邦等谈话时说：“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83]1983年4月29日会见印度客人时说：“人民群众也会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认识到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人民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正确与错误”[84]我们犯错误是难免的，有了错误就总结经验，跟人民讲清楚，取得人民的支持，困难就可以克服，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1987年5月12日会见荷兰首相吕德·吕贝尔斯时说:“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85]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邓小平总结这些基本经验提出来的。他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6]自此，这个标准，成为检验解放生产力的标杆，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量尺，成为衡量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
改革开放中，由于没有经验，出现一些失误是难免的，各项具体政策也会随之有些调整，但只要人民高兴，党和政府就有信心，信心来自人民的支持和力量。1983年6月18日会见参加一九八三年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说：“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87]在处理1986年底的学潮过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受到国内外一些人的猜疑和曲解，对中国改革能否继续下去心存疑虑。针对此，1987年4月12日，邓小平会见冈比亚总统乌达·凯拉巴·贾瓦拉时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中国后退了，要改变政策了，这是乱猜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既然我们八年里搞对了，为什么要变呢？要变，人民不会赞成，违背人民意志的事，绝对不会成功。”[88]对中国政策是否会改变，邓小平给人们开出了一剂药方：关键是看人民是否高兴、是否赞成。过去人民吃不饱，穿不上，老百姓不高兴，这样的路子必须得改变。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好起来了，人民满意了，政策为什么要变呢？
在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都非常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他强调，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体，要尊重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注意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86年11月9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89]他认为，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1987年8月29日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在谈到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剩下的劳动力怎么办时指出：“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90]把权力下放给基层，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既是最大的民主，也是推动我国改革发展、人民生活上台阶的重要经验。晚年的邓小平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要发挥群众的力量、群众的作用。1994年2月19日途经南京时还谆谆教导江苏省的领导们：“你们要发奋，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聚精会神地搞建设。”这段话，查中央权威部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可能是邓小平全部理论活动中的最后思考和最终嘱托。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他生命旅途最后的所思所想，值得我们后人深思、领会。
(五)我们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总结经验中，邓小平多次使用“根本经验”这个概念。如他曾说过“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还说过“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把经济建设搞好，使国家逐步好起来，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也使用过“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等说法。但归根结底，“根本经验”最核心的含义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且这类用法最多，上述其他几个用法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这就是邓小平所说：“我们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91]这是我们把握邓小平使用根本经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享受过胜利喜悦的人，最珍惜总结成功的经验，经历过曲折痛苦的人，最懂得记取失败的教训。对一个有着丰富历史的政党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在1983年5月22日会见毛里求斯客人的上述谈话中说：“我们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制订本国的方针、政策、目标和计划。过去，我们没有这样做，犯错误就犯在这里；这几年成功，原因也在这里。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事情。”[92]一切从实际出发，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几十年奋斗历史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历史反复说明，遵循它，事业就顺利，违背它，事业就遭受挫折。1986年6月14日会见秘鲁领导人时指出：“我们建国几十年来做了些事，也经历了很曲折的道路。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当我们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遵照毛泽东主席实事求是的精神制定政策时，我们就会成功，否则就会受到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策。”[93]邓小平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对我们来说是正确的，有效的。由于政策的制定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惊人发展。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反面就是墨守成规、教条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党的历史，就是用实事求是战胜教条主义的历史，反对教条主义也是我们的重要经验。1986年6月14日会见秘鲁领导人时说：“我们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是中国比俄国还落后，中国自己的特点决定了我们的方式是毛泽东主席制定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取得了胜利。我们一直把马列主义当作指导思想，但是农村包围城市，马克思没讲过，列宁也没讲过。道路是一条，用什么方式来走，完全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建国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有一段时间照搬别人的经验吃了亏”。[94]1986年11月9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指出：“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95]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点这一点，就连外国人也注意到了。1988年7月5日，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若泽·萨尔内，在客人谈到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教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时，邓小平表示赞同，说“是这样的。”[96]邓小平反对教条主义，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不能照搬”。他认为，“照搬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成功的”，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外国经验不可照搬，中国的经验同样也不能照搬。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全部理论的主题，也是邓小平总结中国历史经验教训时提出的重要命题。1985年4月15日会见坦桑尼亚领导人时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97]1986年12月14日会见贝宁总统马蒂厄·克雷库时说：“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们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总起来看，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98]事实上，自1978年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一直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邓小平都在思考着这个话题。可以说，这个问题，是邓小平倾其毕生精力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他给中国共产党人及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重大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一定要优越于资本主义，要发展生产力和提高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重要的结论之一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邓小平把提炼根本经验、探索发展规律，作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重要途径。总结“中国经验”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增强自觉性，突出创造性，实现我们自己的更好发展。
四、提供适用经验：“中国经验”的借鉴意义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场人类的伟大试验，它的结果不仅会改变中国自身，也会影响整个世界。1985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闻界人士时指出：“如果在本世纪末，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达到一万亿美元，中国就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多一点贡献。如果再花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末，我们这个国家对人类的贡献就更大一些。我们有信心做好这件事情。对人类做出贡献，我是从两方面来讲的：一是我们摆脱了贫困，表明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做到了这件事，就可以给人类做更多贡献。这种贡献，包含对不发达国家提供如何发展自己国家的经验，也可以对他们的发展提供比较多的帮助。”[99]邓小平总结中国经验，固然是为了推动我们自己的发展，但客观上也为落后国家如何发展提供了适用的经验。这既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同时，在与外国交往中，也学到了他国经验，我们可以与世界同行，在人类进步中实现合作发展。
（一）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
总结经验，既要看到成功的一面，也要看到失败的一面，只有从这两个方面来总结，才能使人清醒，这是辩证法的两点论。但同时，要分清主流支流，把握主要次要，只有看到主流，才能使人对前途充满信心，这是辩证法的重点论。邓小平总结经验坚持了这个根本原则。不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教训，对后来人说都有用，都是宝贵财富。财富值得人们珍爱，经验也可以大家分享。
邓小平客观地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我们的历史经验，有时也把中国经验分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两个方面。针对不同时期及谈话对象的不同，邓小平的侧重点稍有不同。在讲当前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大胆的试验”时，他总要强调它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发生失误的难以避免性，因此，时常使用“不理想、不大好的经验”或“不好的、失败的经验”等来总结经验。注重总结挫败的教训，以此来警醒人们，这是邓小平总结经验的一大特色。如，1985年8月29日会见日本客人，在谈到中国改革的问题时指出：“我们正在搞大胆的试验。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过去几十年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理想、不大好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0]又如，1986年6月14日会见秘鲁客人在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时指出：“经验是两方面的，一种是好的、成功的经验，另一种是不好的、失败的经验。”[101]邓小平并不是简单地提出我们的教训问题，而是在讲了历史上的一些教训后，总要分析一下产生原因及如何吸取教训等。他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从根本上违反了事物的客观规律，也违反了人民的意志。”[102]但既然是总结经验，重点还是要放在成功的经验方面，这是主流。1989年3月23日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谈到中国的建设经验时说：“十年里，中国有了可喜的成就，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发展中也出现了新的失误，但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成就，这是我们的根本观点。”[103]从邓小平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对待自己的历史和经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不能回避问题、遮丑掩暇，也不能看成一团漆黑、一无是处；既不能好大喜功、自吹自擂，也不能沾沾自喜、骄傲自满。
世界上的精神财富大抵可分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人们不同的财富观。1981年5月15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时指出：“建国三十二年来，总的来说，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也走过一些弯路。对此我们并不后悔，因为成绩是我们干出来的，错误也是我们自己犯下的。成功的经验是我们的财富，错误的教训也是我们的财富。”[104]1988年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在谈到如何总结经验教训问题时指出：“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105]一分为二法则，既是事物本身的规律，也是分析问题的方法，更是总结经验的基本要求。与此相反，苏联共产党把自己党的历史看成是污秽、罪恶，把党的领袖说成是恶魔、叛徒，完全抹杀人民的奋斗，忽略几十年建设的成就，不能正确对待曾经的错误和教训，最终放弃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的幸福。因此，在如何看待精神财富问题上，既要看重成功的经验，又要了解失败的教训。关注成功，可以使人珍爱经验，对未来发展更有信心；总结失败，可以使人吸取教训，在以后的征程中减少失误。
一个拥有十多亿人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外国政要纷纷到中国访问。外宾在与邓小平的会面中，经常对中国的改革发表一些看法，或是肯定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或是表示愿意学习中国的经验。对此，邓小平总是表现得非常谦逊，对客人的请求总是简要介绍中国党和国家的历史，顺便谈起中国的经验，突出中国建设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让外宾吸取我们的教训。我们来看几则材料。1983年5月5日，邓小平会见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客人对中国取得的进步和大胆的改革行动表示称赞时说：“现在看起来，我们的路子是走对了，人民是高兴的。但毕竟积累的问题太多，中国又是底子薄、人口多的国家，还需要继续努力，不能粗心大意。” 1987年9月11日会见日本民社党冢本三郎时，客人谈到中国变化很大时，邓小平说：“北京有些高楼，但它不能表明中国实质上的变化。建高楼很容易，而要解决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吃穿问题，使他们生活好一点，可不容易。”[106]看中国的变化，不能只看眼前的小变化，要展望以后的更大变化；不能只顾表面的高楼大厦，要看实质的社会性的变化，看广大农村。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邓小平希望外国客人在看到中国的发展变化和取得的成就时，也要注意吸取中国的教训。1985年8月28日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罗伯特·穆加贝时说：“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107]这次谈话中，他不仅告诉客人我们也有反面的经验，而且还深刻剖析了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及错误本质，即“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提出中国的经验不能照搬，这不仅是对客人善意的忠告，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清醒。
（二）中国的经验合乎中国的实际，不一定合乎别国的实际
关于中国经验的运用问题，主要有两类国家比较关注。一类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他们主张学习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一类是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示愿意学习中国的改革经验。邓小平1986年6月14日会见秘鲁领导人，提出我们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两方面后说：“中国的经验合乎中国的实际，不一定合乎别国的实际。”[108]告诫外国朋友，中国在自己的发展中是积累的一些经验，但那是在中国的条件下形成的，合乎中国实际，但不一定合乎别国的实际。基本前提是，一切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制定自己的政策，这样才能取得成功。
在谈到如何对待中国经验问题时，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照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一个国家可以向别人学习，但那只能做参考，决不能模仿，必须通过自己的探索，走出自己的路。1986年6月14日会见秘鲁部长会议主席路易斯·阿尔瓦·卡斯特罗时指出：“中国的经验可以研究，但不能照搬。”他分析说，我们革命的道路，就是按照中国自己的特点，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才取得胜利的。他说：“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当我们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遵照毛泽东主席实事求是的精神制定政策时，我们就会成功，否则就会受到挫折。”[109]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是邓小平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最好概括。
不仅中国革命的经验不能照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不能照搬。1985年9月18日会见加纳国家元首杰里·约翰·罗林斯，在谈到中国改革的经验时指出：“中国的经验不能照搬。我们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根据中国的特点和实际制定的。过去我们照搬苏联模式，也有发展，但不顺当。我们正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看来，我们的路子走对了。”[110]“照搬”是从来不能成功的，只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探索出来的路子才是最可靠的。中国的建设经验不能照搬，是因为它只是中国的经验，而且我们的经验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1989年10月7日会见老挝部长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在谈到老挝正在进行的改革时说：“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中国的经验不能照搬。有的做法在中国行得通，在你们那里不一定行得通；有些做法在你们那里行得通，在中国则行不通。我们主要的经验是要把马列主义原则同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11]中国经验是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当然是合乎中国实际的，但它不是从其他国家的实际中来的，也就不一定合乎别国的实际了。要做到符合自己国家实际，必须“尊重历史，尊重自己的现状”。抛开自己的历史，割断传统，就找不到自己的来源；看不到自己的现状，底数不清，就不知道向何处发展。有的做法行得通，有的做法行不通，关键就看是否符合自己国家的实际。
中国的经验，第三世界国家不能照搬，正在进行改革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照搬。上世纪中叶开始，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力图探索出一条更好更快的发展之路，也都取得了许多成绩，积累了许多经验，同时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经验和教训可以相互参考、借鉴，但绝不能照搬，这是邓小平同东欧国家领导人讨论改革发展问题时，反复讲述的一个道理。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领导人时指出：“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112]提出改革的多样性、经验的多样性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道路不可能都是一样的。1987年5月30日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刊题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113]这一题词，反映了邓小平思想的精髓。1988年6月7日会见波兰部长会议主席兹比格涅夫·梅斯内尔时说：“目前，中国在改革，波兰也在改革，两国都在改革中遇到一些问题，因此彼此可以交流经验。但解决问题必须根据本国国情，独立思考。国情不一，问题也不尽相同，解决的方法也不能照搬。”[114]1988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其波兰文版著作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致波兰读者》中指出：“几十年的实践和探索使我们获得了有益的经验，深刻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定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115]这是邓小平用其特有的方式，提醒和重申，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1988年10月17日会见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时说：“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要多种形式，各有自己的特点。各国只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和与之相适应的方法、方式，制定适合自己具体实际的政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验相互可以参考、借鉴，但绝不能照搬。自己认为成功的东西，就应该继续坚持，不要因为别人改变了，自己也跟着改变，用不着这样。经验教训，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要自己去总结，都是一个模式不行。我们都吃了这个亏。”[116]我们没有照搬过他们的经验，也不要求他们照搬我们的经验。在这短短200多字的谈话中，邓小平足足讲了7个“自己”。包括“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发展战略”、“自己的政策”、和“自己总结”等等，可见，在学习借鉴他人经验中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与独立精神有多么重要！
（三）中国对朋友们的帮助是很小的，最大的帮助是提供经验
提供帮助，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精神性的。提供经验，可以是成功的经验、好的经验，也可以是失败的教训、挫折等。1988年7月9日会见几内亚总统兰萨纳·孔戴时指出：“中国的问题，也等于五分之一的世界问题。因为全世界有五十亿人口，中国就占十亿多。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对朋友们的帮助也许会大一些。现在中国对朋友们的帮助是很小的。所谓帮助，最大的帮助是提供经验。”[117]邓小平把提供经验作为对世界的“最大的帮助”，充分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大国胸怀和人类意识。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和帮助。首先是政治上、道义上的支持，其次是物质的援助。坚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特征。中国的发展，首先是给中国自己的继续发展打下基础，给中国人民创造了满足物质文化需要的条件，同时，也给落后国家提供了某些物质帮助。而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创造的经验，对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同样也有借鉴意义。1985年5月4日会见缅甸领导人吴奈温时说：“如果改革成功了，就会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还可以向第三世界提供一些经验。”[118]1987年3月19日会见加拿大总督让娜·索维时说：“我们现在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是在摸索中前进。如果中国改革成功了，可能为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为贫穷落后的国家提供一些经验。”[119]经验是实践的总结，它是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人民的心血，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因此，“提供一些经验”这个帮助，要比物质帮助意义更大，作用更长久一些。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邓小平相信这个事业一定会成功，并且能够提供一定经验。1985年8月21日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120]1987年4月26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时指出，到下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21]1987年11月11日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总理李根模时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也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还不能说服人家相信社会主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时，我们就可以放胆地说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122]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某些经验，既是邓小平对世界的一种承诺，也表达了中国人民的一种信心，更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努力。这一承诺，承载中华民族的责任；这一信心，赢得中国人民的广泛赞同；这一努力，对社会主义优越性是一个证明。这种承诺、信心和努力汇聚在一起，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发展进步。
提供正面的经验是帮助，提供反面的教训也是帮助。邓小平既高度肯定中国经验的科学价值，善于总结提炼我们的经验，同时也高度注重我们发展中出现的失误，善于总结归纳我们的教训。1989年3月23日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时的谈话，是一篇勇于揭露自己问题、善于总结自己经验的雄文，值得我们认真品读。邓小平向客人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特别强调了发展中经历的失误和教训，如，由于闭关锁国造成的“脱离世界”，改革发展中由于经济过热带来的“通货膨胀”，现代化建设中忽视思想政治教育造成的“政治工作薄弱”，埋头经济而忘记艰苦奋斗传统出现的“腐败现象”等等，邓小平对此是“不掩饰，不回避”。他说：“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要摔跟头，今后也难以避免。”指出：“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我们现在还不富裕，在财力上对你们帮助不大，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朋友们，这也是一种帮助。”[123]1989年4月8日会见多哥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谈到这些年出现的经济发展过热，从而带来一系列供求关系紧张的情况。他说“这件事也许为国际上提供了一种经验：当事业进行顺利时，就要提高警惕，避免差错。要考虑到发展快会带来什么新问题，尽量避免出现过失。即使出现了，也要尽量缩小。”[124]还说，这些失误是发展中的失误，出现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总是有办法解决的。在这方面我们并未丧失信心。
（四）适用的经验就是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领导亿万人民进行伟大社会改造的大党，通过自己的革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在几十年征程中出现过曲折，犯过错误，也有过失败的教训，但毕竟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过来了，这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厚的历史积淀，也会有许多令世人羡慕的独到经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首脑，正在进行改革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西方记者和学者，甚至包括西方著名政治家，在与邓小平会面时，总要谈起关于学习借鉴中国经验的问题。中国经验有哪些可以为世界提供帮助呢？
“一国两制”方式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问题可以提供经验。用“一国两制”方法解决祖国统一，马克思没说过，列宁也没说过，是邓小平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富特色的内容之一。我们运用“一国两制”办法，成功地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回归，有力地推进了祖国统一大业。“一国两制”的精髓“是为了和平而不用战争方式”[125]解决问题，在中国适用，在其他热点地区能够适用吗？当年邓小平提出它的时候，目光远超越了香港、澳门，投向了整个世界范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那段时间，邓小平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同外国朋友谈话是都谈到了这个问题。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会议讲中指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126]1985年9月14日会见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时指出：“我们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不只是考虑到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中国与有关国家的问题，也向国际社会提出这样一个构想，看是否对和平有利，一切都着眼于维护和平。”[127]他认为使用这种模式可以解决很多热点问题，不仅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问题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还有很多国际争议问题也可用和平方式解决。[128]1987年4月13日会见葡萄牙总理卡瓦科·席尔瓦时指出：“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问题提供了经验。”[129]“一国两制”不仅能够解决国内问题，也可以为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树立一个范例、提供一些经验。可以说，“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中国式思维的典型代表，是中国经验中不可多得的成功案例。
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中国与亚洲一些国家共同总结提炼出来的国际关系准则，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赞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这个原则还有没有生命力呢？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与会见缅甸总统、缅甸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山友会谈时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提出这一原则对于解决国内问题可能也是适用的：“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八十年代末期，邓小平在对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分析中，产生一个重要想法，即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新的国际秩序靠什么来支撑呢？邓小平又把目光投向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88年9月21日见斯里兰卡总理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30]1988年10月4日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时指出：“国际关系要用什么新秩序、新原则来代替？就我个人的知识来说，经得起考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是亚洲的产物，也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家应该能够接受这些原则。”[131]他认为，要用五项原则来规范国际新秩序，主要原因是它可以做到为不同制度、不同程度的国家和左邻右舍提供“三个服务”，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寻求共同利益。时代不同了，任何一种僵化的思想和僵化的模式都不能解决问题。对立的双方都要考虑对方的利益，不能一厢情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选择。
邓小平认为，中国经验中具体的内容和方式方法，不能照搬；但其中所蕴含的内核和精髓，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那就是“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1980年11月24日见西班牙共产党人圣地亚哥·卡里略在谈到党与党的关系时说：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己去判断，犯错误也是他们自己犯，他们自己去纠正，不要拿我们的观点、模式强加于人。“这方面我们自己是有经验的，但还没有总结好。”邓小平说，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是他最伟大的功绩。问题是：“既然中国是根据自己的实践与马列主义结合取得胜利，那末其他国家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中国并不是按照十月革命的模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如果这个经验总结得好，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国家包括落后国家，也按照中国的模式去取得革命胜利，更不能要求发达的欧洲国家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采取俄国的模式。”[132]关于中国革命的经验，邓小平先是说没有“总结好”，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对其他党指手画脚；后说“如果总结得好”，就必然不能要求其他国家照搬中国经验。1985年9月18日会见加纳国家元首杰里·约翰·罗林斯时指出：“中国的经验不能照搬。我们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根据中国的特点和实际制定的。过去我们照搬苏联模式，也有发展，但不顺当。我们正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看来，我们的路子走对了。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在前进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恐怕这一经验比较普遍适用。”[133]这条经验，这就是他在不同场合用过的“根本经验”、“重要经验”和“历史经验” “根据自己的实践与马列主义结合”这条中国经验确实具有适用性，其他国家也可以按照来走自己的道路。同时，在与他国交流经验过程中，中国自己也获得了新鲜经验，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发展，促进了人类和平与发展正义事业。
邓小平把提炼适用经验、强调立足自身，作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基本要求。总结“中国经验”的落脚点，就是为了能够与世界同行，相互借鉴，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发展。
邓小平既是一个勇于投身改革开放的实践者，又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理论家。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充分说明，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够全面审视和科学对待自己和他人的经验，并在今后的社会实践中加以运用。1987年5月12日会见荷兰首相吕德•吕贝尔斯时，邓小平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134]邓小平把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分为“成功时期”、“失败时期”和“遭受挫折时期”，而每一个时期都有相应类型的经验，都是宝贵财富，都值得我们总结和记取。在八九“政治风波”刚刚平息后的第5天，邓小平向全党提出了他对改革开放形成的党的基本路线这个重要经验的深刻思考。他说：“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我们没有错。”他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135]这里邓小平又提出了“三种经验”和“三种态度”。这三种经验分别是：“对的经验”、“失误的经验”和“不足的经验”，而与此相对应的三种态度分别是努力“坚持”、加以“纠正”和继续“加劲”。
中国经验，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的独语，它是人类文明的吸收和借鉴；中国经验，不是形成后一成不变的现成模式，不能简单模仿照搬；中国经验，不是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光环堆砌，不能简单或扬或弃；中国经验，诞生于20世纪的中国大地，但它的基本原理，亦即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干自己的事业，这就是邓小平总结“中国经验”的理论归结，也是指引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遵循。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65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0页。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
[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74页。
[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页。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0页。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1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5页。
[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5页。
[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5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
[1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页。
[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1232页。
[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页。
[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79页。
[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6页。
[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页。
[2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
[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页。
[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页。
[2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3页。
[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81页。
[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42页。
[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80-881页。
[3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81页。
[3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64页。
[3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3页。
[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75页。
[3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81页。
[3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3页。
[3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0页。
[3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0页。
[3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4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4页。
[4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5页。
[4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
[4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页。
[4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0页。
[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1页。
[4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1页。
[4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79X页。
[4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32页。
[5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27页。
[5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3页。
[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2页。
[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2页。
[5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0页。
[5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7页。
[5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页。
[5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5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6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75页。
[6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86页。
[6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2页。
[6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22页。
[6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22页。
[6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6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5页。
[6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9页。
[6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02页。
[6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52页。
[7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0-1161页。
[7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8页。
[7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9页。
[7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页。
[7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4年版第377页。
[7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05页。
[7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9页。
[7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4年版第354页。
[7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4年版第375页。
[7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4年版第375-376页。
[8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6页。
[8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5页。
[8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4年版第371页。
[8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82页。
[8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05页。
[8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8页。
[8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8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8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6页。
[8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2页。
[9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3-1204页。
[9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页。
[9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页。
[9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页。
[9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页。
[9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2页。
[9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0页。
[9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7页。
[9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8页。
[9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5页。
[10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0页。
[10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页。
[10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0页。
[10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9页。
[10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41页。
[10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4页。
[10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7页。
[10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8页。
[10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2页。
[10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1122页。
[11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0页。
[1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2页。
[1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5页。
[1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1192页。
[1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7页。
[11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8页。
[1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4页。
[1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1页。
[1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4页。
[1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3页。
[1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7页。
[1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2页。
[1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6页。
[1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290页。
[1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1页。
[1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94页。
[12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7页。
[12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7页。
[1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2页。
[1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6页。
[1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页。
[13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1页。
[13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92-693页。
[13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0-1081页。
[1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8页。
[13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