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模式”问题讨论得如火如荼，观点交锋莫衷一是。有人认为中国模式是国人的一厢情愿，有人认为中国模式是西方人的发明创造，有人明确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有人坚决主张中国模式要慎提。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中国发展的实践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不仅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且对科学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如何对待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将会如何发展？且听小平是怎么说的吧！
引言：从概念文本考察中把握“中国模式”
邓小平在构建他的理论体系时，特别注重对基本概念的分析和提炼。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中，赋予了“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的重要地位，阐释了它的重要意义。需要说明的是，邓小平并不是一个在书斋里构造体系的玄学家，他表达思想观点时，从不拘泥于某一概念的固定一致，更注重挖掘概念的深刻内涵，有时使用学术性较强的专业术语，使之更富学理性；但更多的使用大白话，口语特点鲜明。这后一特点在他探讨中国模式问题时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是我们在讨论之前必须首先明确的一个问题。
1.大量使用过“模式”一词，明确提出过“中国的模式”概念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反思我们过去在照搬苏联革命和建设经验及做法，总结中国经验教训时曾经使用过“苏联模式”、“苏联的模式”、“俄国的模式”、“十月革命的模式”和“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等提法；在谈到如何对待别国经验时使用过“外国模式”、“别国模式”、“别国的模式”和“别的国家的模式”等提法；在面对压力阐释中国的立场时使用过“美、英、法的模式”、“一个模式”、“固定的模式”等；也提出过“我们的观点、模式”，特别明确使用过“中国的模式”和“中国自己的模式”等概念，并对此作过深刻阐发。此外，还大量使用过“中国式”这一概念，如“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等。
中国词汇涵义丰富，表达同一思想往往可以使用不同概念。一旦我们把握了邓小平表述“模式”概念的丰富词汇及内在涵义后，我们对邓小平的模式论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具体而言，邓小平使用过“方式”、“方法”、“做法”、“形式”等概念。如“苏联的方式”、“僵化的方式”、“不同的方式”、“走这条道路的方式”，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和“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形式”等。显然，这里的“方式”、“方法”“做法”和“形式”，都具有模式的意思。
邓小平也使用过“公式”、“方案”、“样板”、“样子”等概念。如“固定的公式”、“已有的公式”，“定型的方案”，“外国的样板”，“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等，这里的公式”、“方案”、“样板”和“样子”等也具有模式的含义。还使用过“本本”、“框框”等概念。如，“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
邓小平还用日常口语来表达过模式的意思。如用“一套”和“东西”来指代模式，像“西方的那一套”、“旧的那一套”、“外国的东西”等，分别表达的是“西方的模式”、“旧的模式”和“外国的模式”等含义。这一点在完整句子中更加明显，如“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你们西方民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不能照搬你们的东西”。
邓小平也用日常口语来表达过模式的意思。如用“一套”和“东西”来指代模式，像“西方的那一套”、“旧的那一套”、“外国的东西”、“你们的东西”等，分别表达的是“西方的模式”、“旧的模式”、“外国的模式”和“你们的模式”等含义。这一点在完整句子中更加明显，如“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你们西方民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不能照搬你们的东西”等。
由于邓小平的大量文献是谈话记录，在上下文中，有使用定语而省略相关主词的情况，孤立地看不出有模式的含义，如“苏联的”、“西方的”，但把它还原到原来完整的句子中，就能看出它的内在含义。如，“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显然，这里“苏联的”是指“苏联的模式”，而“西方的”就是“西方的模式”的省称。
2.更多使用“经验”和“道路”来表达“模式”的含义
在文本分析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邓小平除了使用模式概念外，还大量使用“经验”和“道路”来表达同一个意义，而且使用次数远远多于前者。恐怕这也是为什么学术界有人不赞成使用邓小平“中国模式”论、而主张采用“中国经验”论或“中国道路”论的一个文本依据吧！
邓小平特别注重总结经验，“经验”一词在邓小平公开文献中出现过约有几百次，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其中许多是用来表达模式含义的。如，“别人的经验”、“别国经验”、“外国经验”、“外国的经验”、“苏联的经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验”、“中国的经验”、“适用的经验”、“最根本的经验”、“我们主要的经验”等，都包含着模式的意义。
邓小平更强调使用“道路”等概念来表达他的模式思想。如“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道路”、“自己应该走的道路”、“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路线”等。这里所说的道路，也是在模式的意义来使用的。
总起来说，上述诸多概念，除模式本身以外，用来表达模式含义时，有的意思非常明确，有的则是较为隐晦；有的需要放到当时语境中去把握，有的还要从更深的层次去挖掘。但这些语汇一旦与一个词或句子组合起来后，它的模式含义就分外明朗，这个词就是“搬”，这个句子就是“不能搬”。“搬”字在邓小平公开文献中出现了几十次之多，最多的是“不能搬用”、“不能照搬”、“不可照搬”、“绝对不能照搬”。其后跟的大多是“模式”二字，有时也使用“经验”等。
3.邓小平模式及相关概念使用的几个鲜明特点
根据对邓小平用词和阐释的分析，我们注意到，邓小平模式论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除了上面分析的内容外，尚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他在使用模式概念和相关概念时，有贬义和褒义之分，也有否定和肯定两种态度。如，说某某模式“落后”、“僵化”、“封闭”，某某模式“成功”、“正确”、“有效”等等。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时指出：“经验是两方面的，一种是好的、成功的经验，另一种是不好的、失败的经验。”。邓小平对外国的模式、苏联的模式，大多持贬意和否定态度，对中国模式、或谈话对象自己的模式则持褒意和肯定态度。如，说苏联模式“也并不那么成熟”，“是一种僵化的方式”，说赫鲁晓夫“大话吹破了”；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肯定中国“七年多的时间证明，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对我们来说是正确的，有效的。”邓小平对中国过去的模式大多持否定态度，对改革开放后的模式大多持肯定态度。如，说“文革”前：“我们过去多年搞的是苏联的方式，这是一种僵化的方式，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捆起来了。在国际上是闭关自守。所以，经济虽有发展，但速度很不理想，绝大多数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说改革开放后：“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这里的“路线、方针、政策”其实也具有模式的含义。
二是邓小平进行褒贬、肯定和否定时把握标准和尺度，主要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邓小平对苏联模式也没有全盘否定，对中国模式也并不是全部肯定，他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如说“苏联的经验也有好的，很多并不好”，而我们也犯过许多错误，“主要是我们自己搞得太急了，违背了事物的客观规律”。他总结说：“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当我们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遵照毛泽东主席实事求是的精神制定政策时，我们就会成功，否则就会受到挫折。”
三是充分肯定中国经验的“适用性”，但坚决反对“照搬”模式。邓小平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在前进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恐怕这一经验比较普遍适用。”认为国情不一，问题也不尽相同，解决的方法也不能照搬。他说：“经验教训，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要自己去总结，都是一个模式不行。”关键是不能“照搬”。“照搬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成功的”，不管是谁的模式都不能照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外国经验不可照搬”，“中国的经验不能照搬”。
最后，邓小平思考模式问题的落脚点是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他紧密联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来思考模式问题，在探索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来把握模式问题。因此可以在一定意义说，邓小平的中国模式论，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深刻解答。
一、在批评苏联体制中反思“中国模式”
学术界对邓小平批评苏联模式的论述关注较多，但有些论述或是把关注点放到揭示苏联模式的弊端上，或是讨论对我国建设的影响，或是分析历史教训，观点正确，但深度挖掘不够。有些论述从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角度立论，无疑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但没有从中国模式的角度切入，未从中国模式的意义上阐述。而邓小平的中国模式观，在批评苏联模式中开始酝酿、发酵，在反思苏联模式中不断系统、升华。
1.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是学苏联的，那些东西看来是落后了
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并不是就苏联本身来谈的，而是结合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历程来思考。“文革”结束后的一个较长时间内，邓小平集中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分析批判。早在1977年10月23日就说过：“建国初期接受了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经验也有好的，很多并不好”。[1]这反映了他对苏联经验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同时也可看出侧重点放在“不好”的一面。1978年11月27日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指出：“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是学苏联的，那些东西看来是落后了。”[2]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领导人若阿金·希萨诺时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3]那么，苏联经验中“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学苏联”究竟学来了什么？带来的“很多问题”有哪些？
一是搬用了苏联的企业管理方法。1980年4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过去学习苏联的企业管理方法，许多企业追求大而全。”[4]后来还说过“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5]这种做法严重束缚了企业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照抄了苏联的军工体制。1986年6月3日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的军工体制基本上还是苏联的模式。苏联体制的突出问题是军事工业孤立地一马当先，带动不了民用工业，带动不了整个经济和技术。”[6]他认为军工力量不纳入整个经济发展范围，是极大的浪费。三是因袭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同中央领导谈话时指出：“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他明确指出“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7]。四是仿效了苏联“不是很成功”的政治体制。1978年9月15日邓小平视察东北时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8]把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分析的比较充分。1986年9月29日在与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谈话时深刻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9]因此，必须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苏联模式的本质：形式主义和僵化！1977年11月3日，在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教授时说：“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他们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形而上学，认为一切都是苏联的最好，其实很多并不是这样，结果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思想僵化。这妨碍了他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落后了。”[10]邓小平分析苏联模式的弊端，并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从思想方法入手，从认识论的根子上找原因。1985年9月14日会见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时谈到：“我们过去多年搞的是苏联的方式，这是一种僵化的方式，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捆起来了。”[11]历史一再证明，“僵化”和“捆住手脚”必然导致封闭，封闭造成落后，落后就要挨打。问题并不是落后本身，而是明知落后却又不愿承认自己落后。早在1978年11月中邓小平就指出：“苏联就吃这样的亏，自以为什么都是自己的好，其实农业、技术都很落后，结果是自己骗自己。”[12]不容否认，苏联后来的逐渐衰落、乃至最终解体，都与苏联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自欺欺人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和社会心理直接相关。邓小平的分析站位高，立意深，对我们认识苏联模式的弊端，探索中国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2.列宁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邓小平的模式思考与探索，从来没有脱离他的理论主题，而是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来谈问题。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罗伯特·穆加贝时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没有完全搞清楚，就连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苏联也是如此。他联系刚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展开他的思考：“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3]邓小平说几十年来人们对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是完全符合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的；赞赏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策”，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是对中国当时改革开放决策所作的一种理论溯源；说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是告诫人们不要迷信苏联模式、要从苏联模式中吸取教训。
从公开文献中我们看到，邓小平最早谈及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时间是1985年，但实际上，邓小平早在20年代在苏联工作时，就已经亲身感受过它，在改革开放之初才又把目光投向了它。邓小平在1979年元旦访美的晚餐会上，同美国著名实业家、时任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的哈默谈话时，谈到了新经济政策。据这个曾经在20年代与列宁进行过经济交往的哈默后来回忆，邓小平和他谈得非常愉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邓一直通过翻译同我谈话。他想知道我同列宁会面的一切情况，以及我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感受。”[14]为什么邓小平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那么感兴趣？因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发展商品经济，是对人们心目中社会主义模式的一种突破，也是最早的一种经济改革思路，这才引起邓小平的多次关注，并且把它的思想精髓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加以运用。与哈默见面一年之后的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的谈话中，客人提出一个问题：“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邓小平回答时，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引入中国，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15]以后，又在不同场合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达10多次，为我们突破传统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才有1992年党的十四大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3.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墨守成规只能导致失败
邓小平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多次提出批评，但在如何看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问题上，则是比较寡言和谨慎。邓小平在公开讲话和谈话中涉及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并不算多，我们这里主要讨论与本话题直接相关的4次。1次是两人面对面持续3个多小时的谈话，2次是与外宾谈话中表达他的态度，1次是在南方谈话时涉及。几次谈话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墨守成规只能导致失败。
上个世纪八十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时间人们纷纷把苏联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了戈尔巴乔夫身上。但中国领导人并不这样简单化。1987年3月19日邓小平会见加拿大总督让娜·索维，当客人问到如何看待苏联改革问题时，他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看一看。”[16]为什么要“看一看”？因为苏联的改革与中国的改革不一样，它把重点放在政治领域，而较少触动整个模式的基础――经济体制，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与社会改革理论是不一致的，所以要看一看。“看一看”过后的结果如何？两年后的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北京见面。在这被称作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中，邓小平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中国存在，苏联也没有真正解决。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时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7]恰恰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说：“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现实证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18]应当说，戈尔巴乔夫还算坦白，但并不诚实。他在苏联大肆散布什么“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他骨子里，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认同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有数的。邓小平接过戈尔巴乔夫的话题阐发道：“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9]苏联人的逻辑就是这样展开的：开始唯我独尊，认为“只有一种模式”，这就是他自己的模式，并且要别人照此办理；后来在世界发生了变化的条件下没有前进，反而“墨守成规”，不愿改革；其结局自然“只能导致落后”，最终“甚至失败”。邓小平这席话，是在1991年12月苏联正式解体的两年前发出的，以他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和判断力对苏联后来的“失败”做出了科学预见，这是因为他早就看到了苏联僵化的模式已经没有生机与活力了，是注定要失败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大肆兜售所谓“新思维”，搞乱了苏共全党和全社会的思想；改革先从政治体制入手，社会动荡不已，苏联改革举步为艰。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回答阿曼德·哈默博士怎样看待苏联国内问题时指出：“对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20]这个“不同看法”，在上述会面中，已经深入地阐发过了。只不过是双方面对面的交谈，表达还是比较婉转的，但到了1992年1月20日的南方谈话时，邓小平就显得毫不客气了，他径直地说：“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指出“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如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出来以后没注意那样，就会出事。”[21]邓小平关于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就会出事”这个说法，被中国的八九“政治风波”所部分证实，也为苏东巨变、苏联解体所完全证实。
分析、解剖、批评甚至批判苏联模式，是因为我们曾经受苏联模式影响较大，给我们带来了沉痛的教训，还因为从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很多经验。邓小平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22]1985年9月14日会见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说：由于学习苏联模式，束缚了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这就造成在国际上闭关自守，因此，“经济虽有发展，但速度很不理想，绝大多数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23]1985年9月18日会见加纳国家元首杰里·约翰·罗林斯时还说：“过去我们照搬苏联模式，也有发展，但不顺当。我们正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24]造成我们发展“不理想”、“不顺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模式在作怪。抛开苏联模式，“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就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二、在研究中外历史中提炼“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什么？中国模式什么样？邓小平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提炼，也是从中外历史对比中，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寻找智慧之源的。邓小平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中国的模式，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有自己的特点。总结起来，邓小平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十月革命的道路，邓小平称之为“中国的模式”。二是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也有自己的特色，邓小平称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三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时期，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找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称之为“中国自己的模式”。
1.根据中国的实际，寻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
中国的模式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有哪些自己的特点？1980年邓小平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并同“俄国的模式”对比分析时，提出了“中国的模式”概念，把它总结为“中国是根据自己的实践与马列主义结合取得胜利”。翻检邓小平公开文献，直接使用“中国的模式”提法有两篇，一篇是1980年5月31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以《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另一篇是1980年11月24日见圣地亚哥·卡里略率领的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时的讲话，摘要收入了《邓小平年谱》。[25]两次讲话相隔近6个月，都是在论述如何处理党与党的关系时涉及中国模式问题的，表述内容、用语份量有些不同，其基本思想观点完全一致，只是个别提法有些变化发展。我们主要讨论第二篇文献。
邓小平在谈到党与党的关系时说：“有两条原则一定要坚持。第一条原则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第二条原则是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己去判断，犯错误也是他们自己犯，他们自己去纠正，不要拿我们的观点、模式强加于人。”谈话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谈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时指出：“什么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寻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功绩就是这一条。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这就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的模式”基本内容的表述。那么，中国模式有没有普遍意义，其他国家如何对待中国模式？邓小平认为：“既然中国是根据自己的实践与马列主义结合取得胜利，那末其他国家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中国并不是按照十月革命的模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如果这个经验总结得好，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国家包括落后国家，也按照中国的模式去取得革命胜利，更不能要求发达的欧洲国家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采取俄国的模式。”
邓小平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第一，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否认，在世界各国的革命进程中，既有“十月革命的模式”亦即“俄国的模式”，也有“中国的模式”。第二，中国模式的精髓是“自己的实践与马列主义的结合”。第三，既然中国按照这个思想取得了革命的胜利，那么，其他国家也可以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第四，将“中国模式”的这一精髓领会透彻，那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模式出现了。
这是邓小平关于中国模式第一个方面科学内涵的揭示，即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模式。
2.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人们一直有模糊看法。邓小平在回答西方有人断言中国“完全模仿和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采取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时，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进行了分析，作出了“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的论断。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谈话中吉布尼认为：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美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看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把它看成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模一样的。”他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心中的疑问：“那末中国开始的时候是否确实也有这方面的思想混乱，即完全模仿和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采取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26]吉布尼的疑问，反映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美国总是把中国看成和苏联一模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吉布尼是讲对了。但他坚持认为，中国开始时也“完全模仿和学习了苏联”，没有走出中国式道路，表明他对中国还很不了解，也代表了西方相当人的观点，因此，有必要阐述一下中国发展道路。邓小平肯定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27]邓小平从“三大改造”的经济政策和民主集中制等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及其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深刻阐释了中国与苏联道路的不同，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后来他还多次说过：“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28]“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29]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的，充分肯定了“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突出强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对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坚定走中国自己发展道路，有着重要意义。
这是邓小平关于中国模式第二个方面科学内涵的揭示，即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了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3.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和反复思考、研究，邓小平终于在1988年作出了“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的内涵，显然要比10年前丰富多了。
这一著名论断，出自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若阿金·希萨诺的谈话中。[30]这篇谈话收入了《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文选》，通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通篇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是我们讨论邓小平中国模式论的重要文献。邓小平在谈话中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不仅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只有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上寻找建设答案，才能取得实效。
邓小平的讲话紧密联系中国实际，深入总结中国建设经验，指出：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说从“从本本出发”还是指一切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去规划我们建设的蓝图的话，那么，“固守框框”则是把他人的经验作为模式来照搬了，关键是要“解决”“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坦率地说，我们过去发生很多问题，主要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经过改革开放突破框框，这个问题“现在才解决”；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向客人提出“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的建议时，系统阐述他的中国模式观。他说：“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他认为，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可以的，但是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总之，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是这篇讲话的核心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理的坚守和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系统概括。有材料介绍说，听了邓小平这一席话后，若阿金·希萨诺表示：“邓小平的思想是科学的、正确的，不仅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具有巨大指导作用，而且也为莫桑比克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借鉴。”[31]
这是邓小平关于中国模式第三个方面科学内涵的揭示，即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建设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在总结发展经验中回应“中国模式”
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32]是邓小平中国模式论的一个重要思想观点。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说：“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中回应中国模式。
1.要承认落后，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比较落后，最初又搞计划经济，走过不少弯路，在这样的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会遇到许多困难。正视自己的问题，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既是邓小平中国模式论的突出特点，又是它的逻辑前提。
要具备“清醒的头脑”，并作出“清醒的估计”。早在1975年9月15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尽管有了这个基础，但我们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说形势好，有希望，大有希望，但是，头脑要清醒，要鼓干劲，不仅路线要正确，而且要政策正确，方法正确。”[33]1975年10月7日会见英国客人谈到国内情况时指出：“中国有中国的问题，中国自己有自己的条件。说赶上西方，就是比较接近，至少还要五十年。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清醒的估计。”[34]只有具备了“清醒的头脑”，才能做出“清醒的估计”，才能使“政策正确”和“方法正确”。正是邓小平这“清醒的头脑”要求和“清醒的估计”决策，才使国人头脑变得更加清醒，主动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才找到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才把中国模式的出发点落到了实处。
要承认落后，不要怕丑，要找到“具体政策”、“具体措施”。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华侨时说：“我们要承认落后，不要怕丑。最近我跟外国人谈话都是讲这些话，有些外国朋友觉得惊奇。这有什么惊奇？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道理很简单，起码有个好的愿望，就是要干，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还说：“搞建设，单有雄心壮志不够，没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就像氢气球一样，一吹就破了。”[35]1978年11月14日在出国访问途中向我使馆工作人员说：“在日本访问时，我们到处讲穷，日本人说这是有信心的表现。他们说得有道理。我在日本说，本来长得很丑，为什么要装美人呢？大家要开动脑筋，有的人总认为自己好。要比就要跟国际上比，不要与国内的比。”[36]勇于承认落后是一种实事求是精神，不怕出丑是一种积极心态，只有承认落后、不怕出丑，才能不断进取、唤起信心，也才会带来希望。“雄心壮志”固然令人起敬，但还要有“具体政策”才能在实践中实施，因此，要紧的是寻找“好方针、政策和办法”。
不能弄虚作假，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1975年7月9日邓小平在阅读并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整理稿时说：“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路线不是空喊。”[37]1979年10月4日在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讲空话是达不到的。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38]路线不是空喊，搞现代化不能只讲空话，必须要有“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要按规律办事，有科学办法。
2.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正是由于对中国现实国情的正确认识，立足中国实际，才走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一词，是在1979年3月21日会见英国客人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时首次提出的，“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39]此后，“中国式的现代化”一词不胫而走。“中国式”可视为邓小平“中国模式”的一个简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成为邓小平中国模式论的核心内容。一个最初本来是“姑且用之”的“新说法”，随着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化，历史不断赋予它新的科学内涵。
第一，“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1979年10月4日出席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讲话时指出：“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等到人均达到上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40]这段话讲出了最初的“开了大口”现代化要求，到后来“改了个口”放低标准的一种考虑，反映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这也就是1980年6月5日会见外国客人时所明确表达的一个意思：中国式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不能定得太高，定得太高了办不到。”[41]
第二，“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小康之家”。1979年12月6日在回答大平首相关于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问题时，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小康”概念：“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42]此后，1980年10月15日在军队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提的目标就是争取二十年翻两番。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进入小康社会。”[43]自此，“小康”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小康之家”成为中国人民心中可亲可爱的理想，“小康社会”成为全党全社会奋斗的阶段目标，成为描述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一个必经过程。
第三，“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创业。1980年1月1日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的讲话中说：“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们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还很穷，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创业，就是要吃点苦，否则不可能有今后的甜。”[44]1980年4月29日会见外国客人时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我们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两个基本特点。”[45]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
3.中国式的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式的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不是其他。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一以贯之，非常执着，从改革开放始，到终其一生，从未放弃。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46]他还说：“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47]他认为，这样关系就大了，忘记了事物本质的现代化，离开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是我们要的现代化。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西方国家怎样制裁；也不管社会主义低潮高潮，东欧国家如何动荡，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会继续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一定会继续下去。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指出：“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48]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创造，中国的未来在中国人民手中。在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
面对西方制裁的严峻形势，面对人们的不知所措，邓小平镇定自若，以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战略家的眼光和胆识，阐述了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观点。1989年6月16日同江泽民等中央同志谈话时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因此，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样一个国际大环境下，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本来，邓小平对世人所谓“大三角”的说法并不十分赞同，他在1985年6月4日军委扩大会议上曾说：“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49]可在这次讲话中，他却说：“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50]但今天他却对此予以肯定，突出中国当今的国际地位和作用，让人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与骄傲。
四、在推动改革实践中坚定“中国模式”
邓小平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无疑直接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总结经验，是邓小平的一大贡献。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时说过：“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51]同时，中国模式也是中国人民基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是几十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进行不断探索的创新成果。
1.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
社会主义是一种全新的人类社会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历经挫折，但毕竟顽强地生存下来，保持了应有的生机与活力。由于它自身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客观上需要改革。但决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本身，改革中必须坚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优势。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领导人时说：“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52]要充分看到，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就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法宝。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比较，其优势体现在做起事来更便利得多，更有效率。1978年11月27日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在回答中国现在是否正在考虑对政治制度进行某些改革，比如采用西方那种竞选制度、干部通过选举产生等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制度不会改变。我相信，现在的制度如果搞得好，在某些方面加以适当改革，我们这个制度比你们那个制度做起事来要便利得多。”[53]邓小平明确地说，决不能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不能改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的制度也会有它的不足，但经过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要“便利得多”，即它的决策效率和集中能力更强。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味强调制约可能会有问题。1982年7月26日谈规划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54]1986年9月13日在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时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55]社会主义的这个优势，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不能比拟的，不仅在过去是这样，今天同样如此，西方政府面对金融危机的缓慢决策从反面给予了说明。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56]虽然我们的政治体制需要改革，但总的目的，不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改掉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1987年10月13日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对此做了较为系统的说明：“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比如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再如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又如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57]邓小平的这些论断，为我们科学认识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为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模式论中的制度内涵，提供了一个基本遵循，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中国只要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
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作用下，1989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如何看待风波过后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如何把握中国的政治走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9月4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58]只要中国坚持既定的改革开放方针走下去，把发展作为根本任务，保持社会稳定，自己不乱，中国的旗帜就不会倒，中国也就也垮不了。这既是实践和历史的证明，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更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的一大贡献。
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在评论西方“政治风波”后的做法时还指出，他们对中国有两个特点认识不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第一点表示不是轻易就能被打倒，表达的是中国的辉煌历史和传统；第二点反映的是中国人民的国格和风骨，这是中国精神力量的一个支撑。邓小平最后又补充说：“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59]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进一步挖掘和深刻把握。有了这三点，中国的旗帜就不会倒，中国人民就不会垮。
随着西方对中国制裁的加剧，邓小平越来越强调中国的国格、民族自尊心这些精神因素。1989年10月31日会见尼克松时指出：“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60]这既是对美国人观察中国时的错误思维的微妙批评，也是中国坚定立场的一种高调宣示，更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重申和张扬。面对西方的制裁，面对国内的严峻形势，面对好心朋友对中国前途和未来的担心，邓小平给予坚定的回答。1990年4月7日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时说：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61]这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又阐释了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心，更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深切愿望。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
1985年11月11日，邓小平与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关于中国改革问题有一次对话，对我们理解邓小平的模式论很有意义，我们不妨对此进行一番解读。基辛格说：“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你们的尝试是一个全新的试验。如果你们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邓小平接过话头说：“不说是个伟大的试验，但确实是个重大的试验。我们的经验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必须改革，这是唯一的道路。中华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最终证明中国人行不行，还要看这十亿人口怎么做。中国落后许多年了，近几年可以看到一些兴旺的气象。”[62]邓小平所说的“试验”，是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种实践、探索和改革，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努力奋斗。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低能的民族，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循着改革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中国模式就会透露出它的“兴旺的气象”。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作了《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他倾向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提法。对此，邓小平表示赞成。6月12日在同江泽民谈话时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还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63]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十四大的重要主题，表明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表示同意报告的框架。[64]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次尝试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进行伟大结合，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力。
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弟弟邓垦的一席谈话，是继南方谈话后的又一次思想性、政治性、理论性极强的思想观点的展开，对于我们把握邓小平的中国模式观很有帮助，我们作一解析。他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他说：“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还说：“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65]讲话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于四个坚持的思想观点，特别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对于我们认识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正确认识并科学解决改革发展中的问题有极大帮助；同样，对于我们全面理解认识和完整把握中国模式、对于我们反思当今西方世界发生的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也有极大帮助。
总括上述，在邓小平心目中，中国模式就是长期形成的一个国家革命、建设的方式、方法，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相对成功的经验、做法，是需要长期坚持的社会发展道路，其本质是对革命和建设规律性的一种揭示。因此可以总结说，邓小平讲的模式就是经验，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自我创造和自我选择；模式就是道路，是自己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所走出的成功之路。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邓小平模式论最重要的含义和全部理论归结。中国模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样板，也不是包医百病的药方，它只是一种创造、一种奋斗，是人们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种探索和改革。中国模式并不是一种教条，也不是对先验理性的膜拜，它只是一种信仰、一种选择，是人们对历史和文化熏陶下成长的民族精神的守护和弘扬。我们以邓小平1989年9月4日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谈话中讲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66]这既是对中国模式的一种坚守，也是对中国模式的一种自信，还是对中国模式的一种礼赞！
注释：
[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2页。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17页。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9页。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8页。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页。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1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7页。
[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29页。
[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0页。
[14]【美】哈默：《邓小平总是什么都知道》，载齐欣等译编《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1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581页。
[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3页。
[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6页。
[18]《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
[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6页。
[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1页。
[21]参见吴松营：《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东方早报》2012年1月18日第A06版: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特别报道。
[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2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7页。
[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0页。
[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92-693页。
[2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2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9页。
[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21页。
[3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261页。
[31]《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页。
[3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02页。
[3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14页。
[3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3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29页。
[3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3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64页。
[3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页。
[4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63页。
[4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44页。
[4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82页。
[4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1页。
[4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88页。
[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页。
[4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4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9页。
[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9页。
[4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5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5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0页。
[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5页。
[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页。
[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32页。
[5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7-1138页。
[5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5页。
[5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0页。
[5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7页。
[5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3页。
[6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3-1294页。
[6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页。
[6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4页。
[6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7-1348页。
[6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页。
[6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页。
[6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