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苏联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主义历史走向，对中国改革发展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二十年来，学术界对苏东巨变、苏联解体的原因、背景，它带来的影响、后果，中国的对策及启示等，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分析，国外、国内都有许多研究成果问世,为我们把握这次重大事件提供了参考。但邓小平二十多年以前的分析，今天看来仍然有许多独到之处，是一些论者所不及的。特别是随着邓小平对苏东评论材料的陆续批露①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使我们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要特别把握邓小平对苏东巨变分析的三个特点：一是把苏东巨变放在国际格局大背景下来审视，二是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发展实际来分析，三是突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来展开。 

　　一、 苏东巨变的原因与背景 

　　事物发生的原因，一般说来可以分为潜因显因、远因近因、主因次因、内因外因等等。分析苏东巨变、苏联解体这样一件重大事件也不例外。邓小平对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的分析全面而深刻：事件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苗头早在刚刚形成社会主义阵营之时就出现了，在形成其僵化的体制时就孕育了；苏东剧变表面上表现为摆脱大国控制和联邦体制，实际上意味着阵营内和联盟内的不平等关系的解体；事件直接表现为政治问题，但最主要的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出了问题，人民不满意；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对事件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一）苏联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形而上学 

　　邓小平刚刚重新出来工作三个多月后的1977年11月3日，在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教授时指出：“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他们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形而上学，认为一切都是苏联的最好，其实很多并不是这样，结果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思想僵化。这妨碍了他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落后了。”②这时期苏联的国力还是相当强盛的，与美国并称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邓小平在此批评苏联人思想方法“形而上学”、“自己封锁”、“思想僵化”，这是秉承毛泽东当年对斯大林的批判思想。而由此断定苏联“落后了”，则是小平同志的独到见解。小平从思想方法的分析入手，在苏联强盛时就指出，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必然会导致它的自我封闭和思想僵化，最终被他人超越。这样一种辩证智慧和政治远见是其他人不具备的。十多年后苏联的解体则在事实上印证了邓小平预见的准确性。也从根子上找到了引发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原因。邓小平对苏联问题的分析为我们在进入拨乱反正初期，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二）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 

　　邓小平在对苏东事件的分析中，很注重在体制方面找原因。应当说，我党对苏联模式及其带来的问题早就有所认识，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多次批评苏联模式的弊端，并在与西方体制的比较中，认识到苏联体制的“落后”性。1978年11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指出：“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是学苏联的，那些东西看来是落后了。”③ 

　　“学苏联”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恐怕首先是因袭了苏联的政治体制。因此，邓小平从政治体制角度对苏联模式进行了解剖。1986年9月29日在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谈话时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④既然苏联模式“不是很成功”，因此，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适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从“不是很成功”的苏联模式中吸取教训的。 

　　“计划经济”是我们过去一直奉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重要信条，如何把握它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地位作用，实际上涉及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认识。邓小平深刻指出：苏联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计划经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冲破它的束缚。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同中央领导谈十三大报告的起草等问题时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⑤邓小平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下，邓小平要求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 

　　分析苏联模式的弊端并不是目的，而根本是要借鉴这些经验教训，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大问题，在中国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大问题。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若阿金·希萨诺时说：“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⑥只有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是我们在分析认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更加坚定的基本结论。 

　　（三）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战后曾有一段时期，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抱有幻想，所谓的“和平发展”、“和平竞赛”在苏东国家甚嚣尘上，国内也有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大加赞赏，认为今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友好相处、平安无事了。但事实却是无情的，当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到了一个顶峰。邓小平对此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时指出：“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⑦“我们要警惕”，不仅是说给中国人听的，其实也是说给苏东人民听的。可事实上，许多人并没有对此加以“警惕”，而是放任自流，甚至有人是推波助澜。1989年11月23日在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朱利叶斯·克·尼雷尔时又重复着同一个话题：“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⑧邓小平对西方搞和平演变一直高度警觉，对东欧发生的剧变早有思想准备，因为东欧国家顶不住西方的和平演变，一定会垮台，只是时间迟与早的问题。1989年12月1日在会见日本客人樱内义雄又强调说：“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看清了这一点，就有助于认清问题的本质，总结经验教训。”⑨只有充分认清西方世界搞和平演变目的是为了控制这些国家，才能“认清问题的本质”。不到半年时间内，三次重复着同一个主题，并且不断深化，先是告诫“我们要警惕”，进而提出“迟早要出现”，再次指出其目的是“要控制这些国家”，一步一步展开、一步一步深化，以帮助我们“认清问题的本质”。如果有意夸大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策略在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中的作用，认为它是根本原因，肯定无助于对事情本质的认识；但如果完全否认这一因素，对此视而不见，则是实属“鸵鸟政策”，害人害己。事实充分证明，苏联东欧国家正是对此放松了警惕，才在最后酿成祸端的。 

　　（四）一些国家发生问题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 

　　邓小平认为，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就算完事，而应该寻找深层原因，特别应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下功夫。经济社会发展良好，人心安定，一般来讲是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的；反之，经济停滞，人心骚乱，稍有风吹草动都可能发生问题。早在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三次会议讲话中邓小平就指出：“据说苏联是百分之二十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为什么他翻不起身来，就是负担太沉重。”⑩据报道，苏联的实际军费，戈尔巴乔夫一直以为是公开的两百多亿卢布，直到做了总书记，才知道是八百多亿。他说，我们这么多年里每年八百多亿军费，占了三分之一的国家财政，怎么挺得住？苏联的军工利益集团胃口不断扩张，对此，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说：你们要的资源是无底洞，就是把整个苏联经济全为你服务，也无法满足。邓小平在谈话中还说，中国绝不能走苏联的路子，要下大力气发展经济，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使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上居于世界前列。他还说，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等谈话时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联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邓小平又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经济能不能上去，不仅要从经济本身来看，更要从政治的高度来看， “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 “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1]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老百姓就不会拥护我们，没有老百姓的拥护，必然会“发生问题”。邓小平同志把经济上不去看成是“根本”原因，是“根本的因素”，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一个国家经济长期不能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到不到提高，那么就会失去了较大多数老百姓的支持，这们一个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就会受到置疑，执政地位就会受到挑战。苏东就是一面镜子，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五）苏联、东欧的问题，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直至灭亡，尽管内外因素众多，但最后都由其内在矛盾所决定。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分析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的原因，小平同志更加注重从执政党自身内部去寻找。 

　　在前引1989年11月23日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朱利叶斯·克·尼雷尔谈话中，邓小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从外部找原因，他在分析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后指出：“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12] 所谓“不感到意外”，是因为有西方的和平演变在那里兴风作浪；说“迟早要出现”，是因为这些国家长期忽视并加以抵制的结果；所谓“出在内部”，就是东欧各国执政党自身出了问题，党的执政能力弱化了，党脱离人民群众了，才会被人民所抛弃；说“首先出在内部”，是说先有了执政党自身的问题，才给西方“和平演变”以可乘之机。1990年3月3日在回答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怎样看待苏联国内问题时指出：“对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13] 长期以来，戈尔巴乔夫打着“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幌子，兜售所谓“新思维”，搞乱了许多人的思想，最终动摇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放弃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最后的垮台也就自然不会有什么悬念了。在苏联刚刚解体1月之后的1992年1月20日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东欧的问题，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4] 真是一语切中要害，让人震撼，使人警醒！邓小平在东欧刚刚发生问题就能一针见血断定“首先出在内部”，而经过2年多的观察，在苏联共产党宣布解散、苏联社会主义彻底垮台之后，邓小平一点也含糊，进一步肯定“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发人深省，值得深思。 

　　（六）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建设中应该首先回答的问题。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孜孜探索这个问题，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要将其纳入这一思维框架，分析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自然也不例外。 

　　1985年8月28日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罗伯特·穆加贝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不仅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没有完全搞清楚，苏联也是如此。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5] 他分析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等等。邓小平的论述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也为我们探索苏联解体的原因找到一个新的支点。 

　　人们常说，一叶知秋、见微知著。对于一个事物，只有深刻地了解了它的历史，才能准确地把握它的现在，并科学地预见它的未来。邓小平对苏联解体原因最深刻的解析并不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而是在它之前。邓小平早在苏联解体的2年之前的1989年5月16日，在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进行的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中，就已经预见到了它的必然失败。[1][16] 在这次著名的谈话中，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弊端、原因、结局都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特别是对苏联可能出现的失败也做了精致的分析，今天读来仍然令人嘘唏不已。邓小平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戈尔巴乔夫坦承：“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现实证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17] 邓小平就此阐发道：“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苏联人开始唯我独尊，认为只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后来在世界发生了变化的条件下不思进取，继而“墨守成规”，其结局自然“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邓小平还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认为，邓小平这次谈话，集中论述了如何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既是对戈尔巴乔夫“所作所为”“不同看法”的一次集中表达，也是对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原因的最深刻地揭示。 

　　二、 苏东巨变的影响和对策 

　　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无疑是人类21世纪的一件大事，它的影响是深远和广泛的，而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散去。它首先改变了原有国家社会体制机制与秩序，苏东人民面临深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换；它结束了东西对峙半个多世纪的“冷战”，终结了美苏“两霸”争夺世界的格局；它宣告了坚持多年的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破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其影响是深刻和带有根本性的，随着历史的进程将会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心理。对苏东剧变，有人喜形于色、弹冠相庆，认为“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是二十世纪留给人类的最大遗产；有人忧心忡忡、一筹莫展，对社会主义事业丧失信心；有人把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中国扛起社会主义大旗“当头”。邓小平以他的马克思主义大无畏精神，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提出了著名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28字方针，成为我们党观察国际形势、进行对外交往的重要指导。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它的作用。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给这些国家自身和国际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 

　　（一）苏联发生的事件是紧急的事情，是一个非常事件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19”事件。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总统职责，由他代行，并成立包括他在内的八人紧急状态委员会。邓小平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以一个政治家的深刻敏锐和高超判断，让身边人员转告中央负责人：“苏联今天发生的事件是紧急的事情，是一个非常事件。中国的表态要研究一下。”[1][18] 说它是“紧急的事情”，是因为尽管邓小平早在1989年9月4日就判断“苏联肯定会乱”，[19] 但1991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刚刚访问了苏联，4个月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件，确实让人难以接受，显得有些紧急；说它是“非常事件”，是因为亚纳耶夫等人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有在法律和党章框架内解决问题，而是采取了非常手段，与苏联历史上有惊人相似的一幕。有材料说，为此，“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20] 据《邓小平年谱》所载，第二天，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等谈话的主题之一，就是“议论十九日苏联发生的事件”。[21] 但是到底“议论”了哪些内容，作出了什么分析，提出了什么对策，《邓小平年谱》和公开的材料均未披露更多详情。据美国学者沈大伟在其《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中的说法，“在8月20日政治局的会议上，邓小平警告中共领导人说，苏联的政变可能会失败，因而应该慎之又慎，等等看”。[22] 果不其然，事情急转直下：两天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努力失败，戈尔巴乔夫恢复行使总统职务。到了24日，戈尔巴乔夫却出人意料地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暂停苏共在全国范围的活动。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解体。自此，一个存在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球上消失了，举世震惊，也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更多的思考。 

　　（二）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收入的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中，有一段关于特区“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的话，是样说的：“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23] 这番经过整理的谈话简洁扼要，但初读起来确有让人难以理解之处：说特区“建设就很难”，这好理解，因为“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但说特区“垮起来容易”不好理解，因为尽管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全国乃至特区都有影响，但还没有达到“垮”的地步。近读吴松营所著《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发现邓小平当时讲话与公开发表的文字略有不同，其中有三处与苏东巨变有关的话题被遮蔽了，略显遗憾。邓小平是这样讲的：“你们这里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苏联、东欧垮得多快！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如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出来以后没注意那样，就会出事。”[1][24] 可以说，这段话，是邓小平集中评论苏联解体事件中用语较多、解析垮台严重后果的一次重要谈话，而且是在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解体短短二十几天之后所作出的判断，读来让人不得不佩服小平同志的独到的分析和深刻的见解。因为这段话对于把握邓小平思想非常重要，本文稍作解析。 

　　一是说“苏联、东欧垮得多快！”1989－1991年是苏联、东欧剧变之年。1989年东欧6国从波兰团结工会组阁，到罗马尼亚政权更迭，共104天。1990年6月到1991年6月，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受东欧剧变的影响，也先后解体和发生政权更替，至1991年底苏联垮台。其变化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速度之快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因此被称为“剧变”。前后不到三年时间，持续了几十年的苏东9个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顷刻瓦解，令世人扼腕。这就是“垮得多快！”二是说“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是第一个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的国家，综合国力敢与西方世界首强美国一较高下，在“冷战”中唯一能够直接与西方阵营抗衡。但如前述，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成立包括他在内的八人紧急状态委员会，剥夺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力。两天后，所谓“政变”失败，戈尔巴乔夫重回总统宝座。但三个月后的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存在了70多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解体。此所谓“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三是说“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如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出来以后没注意那样，就会出事”。从1985年戈氏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到1988年起进行政治改革，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并把“社会主义多元论”“民主化”和“公开性”作为三大“革命性倡议”，积极评价东欧国家的“自由化”改革，依赖和幻想西方大量经济援助，不顾一切向西方实行妥协和退让，这就是所谓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当时戈氏的“新思维”在中国也很是风光一时，其所著《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畅销多时，对国内主张激进改革的人士产生了一些影响，一些人纷纷主张向苏联学习，加快引进西方政治制度，迅速进行所谓政治改革。不能否认，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迎合了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策略，对中国1989年的政治风波也起到某种程度的推波助澜作用。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三）苏联、东欧的变化破坏了原有的国际政治秩序 

　　邓小平一直关注着北方邻居苏联事态的变化及其对国际局势的影响，思考着这些变化对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可能带来的影响。1990年3月3日在回答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提出的怎样看待苏联国内问题时说：“苏联的问题比我们多”。并提出“两个希望”：一是希望他们的情况好起来，二是希望中苏关系搞好。[25] 但之后的发展证明，苏联并没有“好起来”，而是越来越糟。邓小平认为苏东变化已经影响到国际格局，到了需要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的时候了。1990年5月21日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时，邓小平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破坏了原有的国际政治秩序，需要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26] 充分反映出一个大政治家的国家战略眼光和深刻洞见。但由于事情正处在变化之中，尚有许多未知因素，邓小平非常谨慎。1990年9月12日在会见金日成谈到国际局势时，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这一年来变化很大，但这个变化才开始，旧的秩序彻底打破，新的秩序还未露端倪，刚刚冒头。过去的矛盾是东西矛盾，还有南北问题。美苏两霸，苏联集团现在没有了。究竟世界局势变化到什么样子，怎么形成一个新的比较稳定的格局，现在还看不出来。苏联国内怎样变化还不清楚。”[27] 随着苏东事件的不断发酵、升级，东欧国家出现了巨大震荡，以至于“苏联集团现在没有了”，这就使“旧的秩序彻底打破”，必然会影响“世界局势”，当矛盾还没有完全展开、事物本质尚未完全暴露之时，我们需要的是冷静观察，不能过早下结论。 

　　如何看待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并提出我们相应的对策，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巨大课题。邓小平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对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事件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对策性思路。 

　　（一）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 

　　1989年6月4日，正当我们在北京平息政治风波之时，随着团结工会的上台，远在欧洲的波兰成为第一个改变社会主义颜色的国家，接下来，原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一个个丢掉政权，直至1991年12月底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面对严重的苏东局势，中国怎么办？邓小平提出了的著名“二十八字方针”。当然，虽说这并不是小平同志在某一次讲话中完整提出来的，也不仅仅是针对苏东事件提出来的，而是由江泽民同志概括在一起的。[28] 但其思想，是邓小平同志最早提出、并都有自己准确的语言表述，是他一段时间以来对中国国际战略思路的集中阐释，也是我们党提出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 

　　邓小平以他敏锐地目光时刻关注着东欧局势的变化，见事早，看得准，慎思远虑，对我党适时提出指导，表现出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战略远见。1989年9月3日邓小平在住地同身边人员谈国际问题时指出：“切不要打旗，不要去干涉别国的事情。关键是自己要搞好，自己搞好了，本身就是对国际共运的贡献，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29] 这是首次提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不要打旗”的忠告。次日，邓小平在住地同江泽民等同志谈话时说：“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30] 这里第一次而且是并列使用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三句话，特别突出了“冷静”二字，连用了“四个冷静”，值得深思。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等同志谈到当时国际形势时提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31] 这里使用了“不要当头”句子，第一次提出了“有所作为”战略思想，并且使用了“根本国策”这样的提法，显得特别重要。“决不当头”思想源自毛泽东，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多次强调，但在苏东巨变、国际形势“复杂得多”的形势下再次阐发，意义更为深远。“有所作为”在邓小平的文献中，过去大多都是讲美国或者苏联在相关问题上可以“有所作为”，而讲到中国可以“有所作为”，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这还是第一次，且是仅有的一次，表明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相当谨慎。1991年10月5日在会见金日成时邓小平说：“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还没有定，恐怕要成十年成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是观察，少露锋芒，沉着应付。”[32] 这是第一次出现“少露锋芒”四个字。1992年1月16日在深圳视察时的讲话：“我还是要反复地讲，一定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现在国际大家庭都很重视中国，但我们不要夸奖自己，吹嘘自己，尤其是报刊宣传要谨慎一些。有一点成绩不要到处张扬，早嘞。我们就只有这么一点家当，连小康也还没有达到。如果到了本世纪末能达到小康水平，有了这一步，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有希望。就是这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的时间不多呀。现在，国际市场竞争很激烈，很紧张。我们要在世界上找市场不容易，要竞争过人家不容易。要夹起尾巴做人。”[33] 这里使用了“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不要吹嘘”和“不要张扬”、“夹起尾巴”几个词，1992年4月28日同身边人员谈中国的发展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 [34] “韬光养晦”这个词在公开的邓小平文献中，也仅此一见。 

　　邓小平这一战略思想并非一时偶发，而是具有一贯性。1992年12月17日邓小平在游览西湖时，同陪同的负责人讲：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不断提高综合国力。“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我们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少说多做，要努力把自己的事办好，这样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事务中才有更多的发言权。”[35] 这次谈话除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外，又加上了口语色彩很浓的“少说多做”四个字，充分表明邓小平观察国际形势、思考我们的对策时，其着眼点首先是发展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自己强大起来了，“发言权”才会“更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邓小平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思路的一个简明概括，是指导我们处理国际问题的一个重大战略指导思想。 

　　（二）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 

　　1989年6月4日，当我们在国内处理政治风波的关键时刻，波兰团结工会上台，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的第一道突破口出现，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在波兰事件发生10多天后的6月16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等中央同志谈话时，对此作出了他的判断。他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揭露了西方世界的狼子野心和根本目的。为此，邓小平提出了我们的对策：“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36] 提出要“顶住逆流”、要“旗帜鲜明”，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住地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还要很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37] 东欧已经乱了，那么苏联呢？邓小平判断，一是“不可避免”，二是“肯定要乱”，关键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旗帜不能倒。他还说，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接下来的几个月内，邓小平反复重申这样一个话题，如1989年9月16日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指出：“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38] 1990年7月11日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时指出：“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39] 别的国家动乱，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那是由那个国家的发展环境、由那个国家的人民的选择，我们确实“管不了”，但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我们就得管”，决不能放任搞资本主义，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中国的“旗帜不能倒”，也倒不了，“中国不能垮”，也垮不了，这既是实践和历史的证明，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更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的一大贡献。 

　　（三）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从容地发展关系 

　　在苏东剧变的过程中，比起过去美苏争霸时期，苏联的实力明显地削弱了，社会主义阵营也土崩瓦解。如何看待苏联的实力？怎样与其交往，成为当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1990年3月3日在同江泽民等谈话时邓小平指出：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40]尽管当时苏联发生了一些较大变动，整个国家明显“削弱”了，但不管苏联怎样变化，毕竟还是“多极中的一个”，对此，我们不能小看，还要与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半年以后的1990年9月12日，在与金日成的谈话时邓小平说：究竟世界局势变化到什么样子，怎么形成一个新的比较稳定的格局，现在还看不出来。苏联国内怎样变化还不清楚。现在我们要冷静地对待变化，要耐心一些。处理所有的国际问题，都要采取这样的冷静态度，这一点对中国特别重要。观察世界的变化，争取向好的方面变化，向有利于我们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面变化，需要采取这样的态度。[41] 邓小平与金日成所谈内容，与中央领导领导谈话比较，可以发现有些细小的差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邓小平在如何对待苏联问题上的谨慎态度。 

　　（四）我们的军队要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三中全会的路线 

　　1989年在制止动乱、平息国内政治风波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这支军队的柱石作用。1989年11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指出：我们军队的性质“与世界各国的军队不同。就是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也不同，因为他们的军队与我们的军队经历不同。”这个“不同”表明：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要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邓小平希望，军队要为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社会主义事业，捍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42] 邓小平一直强调要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保持人民军队性质不动摇。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军队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特别是在危急关头更显出了军队的中流砥柱、钢铁长城作用。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等谈话时指出：“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43]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靠了这支军队22年浴血奋战打出来的，这是一个“威势”，有了这个威势，就有了“本钱”。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一支强大的力量，中国是垮不了的。1992年1月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我们的军队也好，国家政权也好，都要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44]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4个月前莫斯科街头的军队，在危急时刻没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导致扭转政局的最后机会丧失，令人叹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稳定执政，中国之所以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国家之所以能一天天发展强盛，关键就在于我们有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的军队。有了这支人民军队，我们的党就能够顶住惊涛骇浪，人民就能够安居乐业，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社会主义就能够万古长青！ 

　　三、 苏东巨变的启示与思考 

　　发生在人类20世纪最后十年的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这一重大事件，不仅震撼了世界，也启示了我们。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绝不是福山所说人类“历史的终结”，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彻底失败”，它告诫人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在世界上站立起来，必须自强，努力发展自己。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在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首位，不得动摇；要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阔步前进。 

　　（一）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同江泽民等谈话，“议论十九日苏联发生的事件”。让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却用大量篇幅讨论了国内局势，引发了对“‘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这一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邓小平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45] 其实，对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这一提法，邓小平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就关注过这个问题，此后一直没有中断。如，1985年11月22日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时说：“现在世界舆论说，二十一世纪是太平洋世纪。”[46] 又如， 1988年5月15日在会见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时指出：“现在人们常说，二十一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我看这个说法为时过早，最大的缺陷是十亿人口的中国还落后”，他认为“真正的太平洋时代的到来至少还要五十年。”[47] 再如，1988年12月21日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48] 邓小平在这次与中央领导同志议论十九日苏联发生的事件时，旧话重提，把目光再一次投入了“亚洲太平洋世纪”，而且联系“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这样一个话题展开。他分析说：“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49] 苏东巨变、苏联解体，引起“世界发生大转折”，对这些国家来说是一个动荡和削弱，但对正处在关键时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来说，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我们自己，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我们看到，这一思想在南方谈话中得到了充分展开，成为邓小平思考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的重要启示之一。 

　　（二）东欧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的“四个坚持”是搞对了 

　　1990年6月11日在会见包玉刚在谈到东欧剧变问题时邓小平说：“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东欧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的‘四个坚持’是搞对了。放弃社会主义，中国就要乱，就丧失一切。”[50] 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要乱，就丧失一切”，这是中国人民不能答应的。1990年9月12日在同金日成谈话时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51] 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定信心，也在向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忠告。同时，邓小平也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他说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52]1991年8月20日同江泽民等议论十九日苏联发生的事件谈到国内局势时说：“现在中国局势稳定，一个是由于处理一九八九年那场动乱时坚持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动摇；再一个是由于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方面道理也要讲够。”试想，如果没有坚持改革开放，哪会有中国在短期内的飞速发展成果？[53]1992年1月20日视察深圳时说：“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倒。中国倒了就是一片灾难。”[54] 1993年9月16日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最后他还说，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55] 我们看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贯穿整个改革开放全过程，这一思想自他在1979年3月首次提出之后，一直到他的晚年同弟弟邓垦谈话，从来没有放弃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从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中得出的又一启示。 

　　（三）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在国内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在苏东社会主义垮台的事件中，邓小平提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的重要结论。 

　　在中国国内平息动乱、东欧第一个国家政权易帜后三个月，即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时指出：“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插手中国的内政。[56] 1989年12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樱内义雄时指出：“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 并联系国内情况时说：“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这次动乱还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这次我们采用戒严的方式解决了动乱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 [57] “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这是从国内动乱和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中得出的重要启示。长期以来，一些人看不清西方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制造动乱的真实祸心，严重忽视这些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反动本质，只顾埋头搞经济合作，只求取得经济上的效益。对那些全然不顾国家主权和安全、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置之脑后的错误观念和做法，必须予以彻底的摒弃，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时刻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到第一位。 

　　（四）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 

　　邓小平的目光一直关注着苏东事件的演变动态。在东欧诸国纷纷发生巨变，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垮台、苏联发生“8.19”事件之后的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与金日成的一席谈话值得引起我们重视。他在谈到国际局势如何发展的问题后，把话题转到了中国国内问题上：今年中国遇到的水灾是很大的水灾，救灾这件事教育了人民，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共产党的领导好。真正要出问题，是我们内部出问题，别人拿我们没办法，美国也没办法。因此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包括自我教育，党员干部的模范作用，不搞特殊化，这是过硬的东西。邓小平说：“中国是大国，也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58] 我们要自觉把苏东事件作为“反面教员”，要做好自我教育、发挥党员干部模范作用、不搞特殊化等这些“过硬的东西”，用事实教育人民。邓小平强调的是，坏事变成好事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需要有主观努力，也就是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既是基本要求，也是领导艺术。只有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才能使坏事变好事。 

　　（五）有人说，苏联缺少个邓小平。这话有一定道理 

　　邓小平历来重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八九政治风波期间，邓小平说：“关键在领导核心”，[59] 以后又多次强调这个问题。1989年11月5日在同金日成举行会谈时说：文化大革命中，党所以没有垮，就是因为有了毛主席这个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还从反面总结说：两个总书记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政治思想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是带根本性质的错误。[60] 两年后的1991年10月5日与金日谈话中，进一步强调“真正要出问题，是我们内部出问题”。[61] 正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个政党的领导核心，在政党中的地位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小平同志又是一个非常谦虚的领导人，他总是把自己放到党的领导集体之中。1990年3月3日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在客人谈到如同当年列宁所处的年代那样，列宁拯救了苏联，邓小平主席拯救了中国时，他回答道：“我同列宁不能比，列宁的形象是高不可攀的。”[62] 1992年1月20日在深圳，邓小平在谈论到中国两任总书记“栽跟头”后，又谈到“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时，他用诙谐并充满了自豪的语调谈到了自己的地位作用问题。他笑着说：“有人说，苏联缺少个邓小平。这话有一定道理，我是起点作用的。”[63] 当时的人们听得入了神，个个都屏住气。其实稍微了解国外对中国和苏联改革的人来说，此话不是虚言，确实“很有道理”，而且不是一般的“有一定道理”；邓小平在中国发展中确实“起了作用”，但不是一般的“起点作用”，而是“起了决定性作用”。有材料说：在俄罗斯至今许多人都认为，苏联改革失败是因为苏联没有自己的邓小平，而有了个戈尔巴乔夫。当有人说到“重大的决策还是要靠您把舵”时，邓小平回应说：“我退下来之后，在重要关头，有话还是要讲的。”[64] 我们可以说，南方谈话，就是邓小平同志在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和我国发展的“重要关头”所做的一次“重要讲话”，被我们党誉为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宣言书”。二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在世界经济一片萧条、欧债危机全球蔓延、美国占领运动如火如荼、俄罗斯形势不断动荡的今天，当中国人民沉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幸福中时，人们怎能不由衷地感谢为祖国的和平稳定和欣欣向荣所做出重大贡献的小平同志呢？ 

　　（六）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苏东剧变之后，国外原有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改变性质和解体，世界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总人数由原来的4400多万锐减为1000多万，且多数丧失了执政地位。因此，世界上出现一股怀疑、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浪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潮。但在世界的东方大国，有一位老人始终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1992的春天，在苏联解体刚刚发生1个月后，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发出了他的独特见解：“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65] 表面看来，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的某种“削弱”，但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从中经受了锻炼，吸收了教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得更加清晰，方向和目标更加明确，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而一些西方思想家认为，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敲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丧钟”，马克思主义“消失了”、“无用了”和“失败了”。典型代表当属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当代著名的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的代表作《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的出版，认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支配了20世纪多数时间后已经走向衰落，进入“最后危机”，断言共产主义因违背历史规律而将在21世纪“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消亡”。类似观点，此起彼伏、甚嚣尘上，广泛流行于西方世界，在国内与也有不少市场。邓小平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此进行了彻底批驳：“哪有这回事！” 20多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动荡，都充分证明了邓小平论断的远见卓识。邓小平这篇讲话，我们党在十五大报告中把它叫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是一篇使马克思主义重获新生的宣言，它以永不磨灭的光辉，照亮人们在冥冥之中的探索之路。 

　　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悲剧事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巨大逆流、灾难和反动，是人类历史发生的“严重曲折”。尽管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到了巨大挫折，但俄罗斯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正如恩格斯早在18世纪末期与俄国革命家丹尼尔逊通信谈到历史发展中的倒退与进步时所说：“像你们那样民族的伟大的民族，是可以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巨大的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让命运实现吧!”[66] 我们今天仍然有理由相信，一旦人们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这一巨大历史灾难，必将像恩格斯所说的，会以整个人类新的巨大的历史进步为补偿，也必将像邓小平所说的，会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注释： 

　　[1]参见吴松营：《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东方早报》 2012年1月18日第A06版: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特别报道。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8页。 

　　[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1232页。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9页。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2页。 

　　[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3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0页。 

　　[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2页。 

　　[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1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1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0页。 

　　[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5-1276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5页。 

　　[17]《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1年2月第一版第152页。 

　　[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0页。 

　　[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7页。 

　　[20]【美】沈大伟著，吕增平、王新颖译：《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第85页。 

　　[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0页。 

　　[22]【美】沈大伟著，吕增平、王新颖译：《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第85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