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宋泽滨：解放军装备学院领导科学教研室教授，齐爱兰：中国农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教授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地位作用等进行了详细阐述，特别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这是系统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经验、科学归纳和提炼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得出的必然结论。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提出过“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的发展路线”，也使用过“自己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等重要概念，深入思考并详细阐发了“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道路怎么坚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系统总结邓小平中国道路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形成、发展历程，在理论上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认识这条道路的科学性和规律性，在实践上有助于我们坚持走这条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中国道路的基本含义是什么，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怎样坚持这样一条道路，让我们听听小平怎么说！
引言：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走过了自己很不寻常的道路
一个政党思想上理论上的清醒是最重要的基本品质之一，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是开辟新的道路、确立新的发展路径的重要前提。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为《邓小平副主席文集》英文版所作《序言》指出：“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世界历史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激烈的动荡中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也走过了自己的很不寻常的道路。”并对这条“很不寻常的道路”作了简要回顾：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以其蓬勃的生机和造成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巨大成就，为世人所瞩目。6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人民遭到了一场巨大的浩劫，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从1976年10月，特别是中国共产党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1]]让我们循着邓小平的逻辑思路，对这“很不寻常的道路”进行一番探寻。
中国自己的特点决定了我们的方式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83年4月29日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指出：“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2]]这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86年6月14日会见秘鲁客人时指出：“农村包围城市，马克思没讲过，列宁也没讲过。道路是一条，用什么方式来走，完全要根据自己的特点。”[[3]]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经过22年的革命战争，在1949年获得全国解放。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经验值得我们总结珍惜。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建国后，为了尽快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我们于1953年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至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得以确立了。邓小平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给予了高度肯定。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客人时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4]]后来他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还给予肯定：“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5]]邓小平突出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有自己的特点，充分肯定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独特性，对于我们认真总结历史上所走过道路的经验教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意义。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出现过曲折。1985年5月24日邓小平会见葡萄牙领导人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多，走的路是比较曲折的。因为我们干的是一件新的事情，叫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比我们搞得早的有苏联，还有东欧。我们开始的时候搬他们的，看来他们的东西也并不那么成熟。即使是很成熟的，但毕竟国家不同，各有各的历史，各有各的政治经济状况、社会状况，照搬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成功的。当然我们有些错误不是照搬来的，那是我们自己犯的。有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自己搞得太急了，违背了事物的客观规律，要求太急就必然要犯错误，犯极左的错误。”[[6]]道路出现曲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客观原因，因为我们干的是一件新的事情，没有经验，在建设过程中难免犯错误；再有就是主观原因：照搬苏联、东欧经验，吃了亏；违背事物的客观规律，犯了极左的错误。
曲折的道路在十年“文革”中走向极端，给党和人民带来极大损害。1985年9月18日邓小平会见加纳领导人时总结说：“建国三十六年来，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做得不够理想。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我们的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7]]1988年5月2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谈到自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的20年情况时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8]]“十年灾难”、“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是曲折道路的一个真实写照，也是“不寻常”道路最大的不寻常之处。
“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南昌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进行“劳动改造”。在这个被他本人称作一生中最“痛苦”的两年时间里，由他的住所将军楼到修造厂之间走出了一条蜿蜒小道，人们后来亲切地称之为“小平小道”。正是在这条小道上，邓小平在不断思考着“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个重要问题。重新出来工作之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于1975年全面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并取得了显著成绩。邓小平这一时期的一个得意之作，就是主持起草了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中国的现代化之旅再次启程。经过几番曲折和徘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几十年来所走过的“很不寻常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既有成功，也有失误，既有辉煌，也有曲折，正是在这不寻常的长期探索中，我们才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一、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两个凡是”指导思想的影响，中国经历了两年徘徊，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因此，三中全会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把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9]]转折是结束过去的一段历史，开端是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对此，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做出经典表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0]]这条道路的“转折”和“开端”最主要就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把人民群众的高兴、答应、赞成和拥护作为标准，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把选择培养接班人、实现新老干部交替作为重要保障，实现了党的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坚持社会主义的和平外交政策，实现了外交路线的一场新的革命。
（一）走什么样的路子来实现现代化，要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
思想上的正确路线决定实践中的正确道路。拨乱反正之初，邓小平首先通过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来寻找我们应该走的道路。1980年12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11]]党的十四大报告直接把党的思想路线与发展道路联系在一起，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这条道路在思想上的要求是什么呢？
首先，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视察东北时指出：“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实事求是很不简单，不是一个小问题，所有的人开动脑筋，就有希望。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13]]在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邓小平对封闭、僵化的危害一针见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4]]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思想僵化”，就要“亡党亡国”，“开动脑筋”，“就有希望”。要教育所有干部开动脑筋，实事求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路线。1979年7月28日邓小平听取工作汇报时说：“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靠引用几句话，不可能有现在的路线政策，经济不可能搞上去。”“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15]]因此，不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就不能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没有希望。
第三，能否做到实事求是，既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是现实问题。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视察东北时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16]]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17]]说它是“政治问题”，是说它决定着政治路线的确立；说它是“思想问题”，是因为它是根本的认识路线；说它是“现实问题”，是因为只有从根本上树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才能解决实践当中的各种问题。因此才有了这样的基本绪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精髓”，坚持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关键”。
（二）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说：“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8]]四现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以现代化为中心就是政治路线的核心内容，也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这是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的、省一点的道路”。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的、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等。”[[19]]这条道路，第一，“合乎中国实际”，不能照抄照搬他国；第二，速度要“快一点”，要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第三，发展要“省一点”，要节省资源以小搏大。以上列举的这些具体的方法等，都包括在“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的、省一点的道路”的内涵里边，而且重要的是涉及到了管理体制及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一系列的问题，这条道路才能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1983年10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客人时说：“中国也在前进。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问题也比你们多。不过，我们现在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我们的事情是可以办好的。”[[20]]1983年12月28日会见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时说：“中国发展经济的政策，经过五年的实践，已见成效，证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21]]所谓正确与否，就看你这条道路是否科学地反映了事物发展规律，是否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邓小平总是从实践中去探索和寻找道路，在实践中检验道路的正确与否。他做出的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的路子走对了”的判断，是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做依据的。
（三）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办什么事也得走群众路线”，是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也是他一贯的思想作风。针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早在党的十一大闭幕式上邓小平就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22]]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逐渐得到恢复。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随着经济的发展，路子会越走越宽，人们会各得其所。这是毫无疑义的。”[[23]]只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我们发展的路子就会越走越宽，人民就会越高兴。邓小平把人民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作为检验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一条重要标准。
邓小平心系群众，主张把经济发展的成果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改善上。1980年7月在武汉听取胡耀邦等汇报时指出：“建设目标，一定要反映人民生活在哪些方面受益，不能只讲平均工资每年增长百分之几，必须把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的改善反映出来。人民生活要有相当增长，人民才能满意。”[[24]]他还说，人民群众有了好的环境，看到了变化，就有信心，就高兴，事情也就好办了。1987年9月4日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时指出：“人民看得很清楚，现行政策使所有的人都得益。人民的拥护，人民的赞成，这是保证我们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础。不仅本世纪，就是我们这些人不在了，这样安定团结的局面和稳定的政治局势还能得到保证。这主要是因为，一个是政策正确，一个是人民赞成。”[[25]]政策正确是前提，人民赞成是保障。有了再好的政策，也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赞成。
邓小平相信群众，坚信改革开放政策路子走对了，人民赞成，变不了。1984年10月3日会见港澳同胞时指出：“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26]]他还举例说，我们为什么敢于提“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因为我们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路子走对了，人民赞成，变不了。”[[27]]1985年5月24日会见葡萄牙领导人时指出：“我个人相信，这个改革肯定会成功。因为全国人民赞成改革，懂得不进行改革，就不能争取到今后几十年的稳定持续的发展。”[[28]]要1987年5月12日会见荷兰领导人时说：“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29]]改变政策，人民不会赞成，违背人民意志的事，绝对不会成功。
邓小平依靠群众，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987年8月29日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谈到乡镇企业的发展时指出：“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0]]1988年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时说：“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31]]1992年7月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发展得很快，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32]]集中群众的智慧，加以概括，加以提倡，这就是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就是坚持了党的群众路线。
（四）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人
邓小平非常关注接班人的选拔和培养工作，把它作为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问题，作为中国道路的保证问题。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33]]为此，他提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就多次提出要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特别提出要选拔和培养年轻人。邓小平提出，必须把加快培养和选拔年轻人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1986年10月24日会见日本客人时说：“年轻人思想开放，最支持改革。他们精力充沛，工作效率高。总之，干部要年轻化，否则没有出路。”[[34]]解决“出路”问题，邓小平提出了重要思路：
一要解决防止选拔干部“走老路”的问题，开拓渠道选人才。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同胡耀邦等谈话时指出：“我们确有一批很有用的人才，问题是没有被发现。我们在选拔、培养人才的问题上，还受老框框的限制。”“我们发现干部、了解干部的渠道太窄，不是开阔眼界，多方面地去了解，还是走老路。另外还有观点、看法上的老框框，把那些有知识、有见解、能独立思考、有时候有点不大听话的人视为骄傲，结果就把大批有能力的人放在视野之外，放在选拔、培养的范围之外。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人，而是有人上不来。”[[35]]因此，他提出，在选拔人才问题上也要打破各种框框，解放思想。
二要解决老同志“挡年轻人路”的问题，从制度上保证年轻人上来。1988年5月25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时指出：要“真正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退休制度，从人事制度上，使比较年轻的同志容易上来。我们这些老人总站在那里，就挡了比较年轻的人和年轻人的路。不但中央要这样做，而且地方各级都要这样做。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要逐步年轻化，才能体现党的活力，体现国家的活力。年轻人经验不够，但精力充沛，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新的知识比较多。”[[36]]邓小平身体力行，带头退休，实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序交接。
三要解决年轻人“靠人扶着”上路的问题，使年轻人在实践中成长。1986年8月21日邓小平视察天津时指出：“把年轻干部放到第一线压担子，这个路子对，不能只靠人家扶着。他们受到了锻炼，提上来别人也会服气。”[[37]]1992年2月8日视察上海说：“二十一世纪是年轻人的。干部要年轻化，用人也要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点。人无完人，年轻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老同志就没缺点？老同志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年轻化要从基层搞起来，现在的基层比过去更大，要提拔一批年轻人，这样才能后继有人。”[[38]]给年轻人压担子，在实践中经受锻炼，使他们尽快成长。
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39]]各级接班人选拔培养好后，中国的发展路线才能继续下去，这从改革开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得到了证明，说“关键在人”此言不虚。
（五）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我们应该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外交上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86年3月25日邓小平会在见丹麦客人时说：“就中国本身来讲，要取得发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没有和平的环境不行，所以，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我们应该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40]]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联，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41]]。“中国坚持和平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内涵的应有之义。
邓小平多次向国际社会阐述我们的主张：“中国真正希望和平，因为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42]]1989年10月26日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时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43]]而且，争取和平不仅是我们中国自己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1980年4月15日会见世界银行行长时说：“我们说争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这就需要共同努力，需要行动有力和有效。否则，八十年代的危险能不能渡过要打个问号。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44]]邓小平多次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呼吁世界各国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不懈努力。
在坚持什么样的外交政策问题上，邓小平曾经以“坐车子”为例作了一个形象比喻。1986年3月28日会见新西兰客人时指出：“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是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45]]我们要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道路，既不能坐到美国人的车子上去，也不能坐到苏联人的车子上去，只能沿着自己的路子走。“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现行政策不能变，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政策都不能变。我相信，只要坚持现行政策，搞他几十年，中国会发展起来的。”[[46]]“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才能独立自主，“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才会走自己的路，“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才能到达光明的彼岸。
发达国家并不真心帮助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必须走南南合作的道路。1982年1月1日邓小平会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时指出：“过去提出南北对话，南南合作是新提法，这个提法很好，应该给发明者一枚勋章。不仅仅有南北、东西问题，还有南南合作问题。南南合作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发展的方向。”[[47]]1984年5月17日会见厄瓜多尔领导人时指出：“解决南北问题，北方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联合国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并不容易。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走南南合作的道路。我们虽然很穷，但穷国之间的合作余地还是很大的，可以互取长处，不能把我们的命运完全放在发达国家的恩赐上。”[[48]]邓小平主张，发展中国家要靠自己的团结和努力来摆脱贫困，逐步缩小南北差距。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发展中国家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
二、从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它的特点是什么？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陪同金日成访问四川时说这是一条“新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49]]这条“新路”的核心是“一心一意搞建设”。1985年7月15日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客人时再次强调这一条“新路”：“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新路。所谓新路，就是两个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50]]这条“新路”的主题是“两个开放”。1988年5月2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时说这是一条“新路线”：“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本内容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1]]这条“新路线”的根本内容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8年6月3日见一个会议的代表时说这是一条“新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52]]这条“新道路”的内涵是“改革开放”。总起来说，这条路是“富裕和繁荣之路”。[[53]]只有走这条路，才能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和国家的繁荣富强。
（一）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54]]离开共同富裕，很难说走了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走共同富裕之路。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是一个大政策。针对过去吃大锅饭的做法，邓小平在准备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稿时首次出：“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55]]并在随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这个“大政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发：“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56]]以后，邓小平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1983年1月12日和胡耀邦等谈话时说：“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57]]1986年8月20日视察天津时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58]]所谓“大政策”、所谓“新办法”、所谓“捷径”，讲得都是具体的路径，如果没有这个“大政策”、这个“新办法”、这条“捷径”，就很难达到共同富裕的最后目标。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了分步实施、互帮互助的思路。1988年10月5日会见肯尼亚领导人时指出：“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59]]1990年4月7日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指出：“现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内地的发展，否则社会稳定不了。”[[60]]1990年12月24日与江泽民同志谈话时指出：“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61]]邓小平把先沿海后内地作为我们制定发展规划的基本思路，提出的分两步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子，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区域发展实际的，也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如何实解决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人们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加快，各地区之间和各阶层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发展，但也出现了贫富差距问题。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与江泽民同志谈话时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62]]1993年9月16日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63]]邓小平把富裕起来以后如何分配的问题作为“大问题”来思考，这是一个关乎如何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二）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
邓小平本人在不同时期对快和慢有过不同的论述，但综合他的全部思想，“比较快的发展道路”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会见赞比亚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时说：“现在我们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64]]邓小平把“比较快的发展道路”上升到“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匈牙利领导人时指出：“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65]]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对待发展速度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在这方面的论述非常丰富，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速度问题的深刻把握，对此我们需要进行较为深入的研讨。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急于想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追求较高的发展速度，成为那个时期人们思维的主流。1977年9月1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66]]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已经制定了新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新的计划，随着我国经济情况的逐步改善，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的发展速度会比较快。1978年7月25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时指出：“我现在主要的兴趣是如何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关心最多的还是科学和教育，这是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关键的问题。”[[67]]1978年10月26日访日期间，应日本记者之请谈乘坐新干线的感受时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68]]无论是从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客观上要求，还是从领导者“主要的兴趣”的焦点所在，或是到“合适坐这样的车”的感慨，确实充分表达出中国人民加速实现现代化的那样一份真情实感，反映了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
由于当时的头脑发热，为了加快发展速度，提出了一个庞大的“洋跃进”计划，严重脱离了中国国情，也影响了现代化的进程，对此，中央决定进行调整。“所谓调整，主要是调整工业和农业、工业内部的关系，调整得好些，相互比例关系更恰当一些，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比较快地前进。”[[69]]邓小平对此总结说，想快，这个意图是好的，但欲速则不达，步子稳妥一些，也许速度更快一些。经济建设，必须量力而行，必须要稳。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快。1988年10月5日会见肯尼亚领导人时指出：“讲发展，第一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设想，第二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既要大胆，坚持现行的方针和政策，又要步伐稳妥。要求过急，往往是犯大错的根源。”[[70]]不能一味追求发展速度，欲速则不达，速度太快不利于均衡发展，更不利于持续发展，这是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总的来说，要根据本国的特点制定发展道路。只要符合实际情况，经济社会发展就可以快一些。
如何对待“稳”，也是邓小平反复思考的问题。从1978年开始改革到90年代初，我们有过多次经济调整或整顿，也出现过一些波折，要求稳步发展的呼声时隐时现。1990年3月3日在住地同江泽民等谈话时指出：“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71]]1991年8月20日同江泽民等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个机遇。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72]]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中指出：“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73]]“发展才是硬道理”自此成为时代的心声，“发展”也成为推动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引擎。
晚年的邓小平念念不忘并长期萦绕心怀的，还是加快发展。1994年2月19日视察上海时说“上海有特殊的素质，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74]]途经南京时说：“你们要发奋，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聚精会神地搞建设。”还指出：“你们发展经济，能快则快，不要搞快呀慢呀的争论。”[[75]]
（三）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
中国的三农问题，是邓小平一直关心的问题。早在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就说过：“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不好，很可能拉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76]]他后来还说：“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只知道种粮食、搞副业是不够的。”[[77]]1983年2月邓小平在江苏省调研，当听到苏州已有不少社、队人均超过了800美元的汇报后，问：“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在听到苏州社队企业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得到成长和发展时说：“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78]]1985年11月24日同薄一波谈话时说：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形势是好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不承认不对。这几年所采取的各项办法是对头的”。农业的发展“将来还是要引导到集体经济，最终要引导到集体经济。不能说总的形势不好，如果不采取这一套政策办法，试问农村出路何在？”[[79]]在中国的农业发展道路问题上，邓小平脑子里思考的是“采用什么方法”、“走什么路子”和“农村出路何在”这样一些事关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基本问题。
在一个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坚持走农业机械化的道路。1979年6月6日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客人时指出：“中国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口多，劳动力多。在很长一个阶段，可能是用人少的现代化企业和用人多的包括手工业和半机械化的企业并存。”[[80]]1980年4月2日同胡耀邦谈话时指出：“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81]]1980年5月12日会见英国客人时指出：“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一定要走，剩余的劳动力要转到其他行业去。”[[82]]农业机械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解放农业生产力之路，也是解放农民劳动、实现农民生活富裕之路。
农业机械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农村发展离不开农业工业化和现代化。早在1978年4月30日邓小平与胡乔木等谈话时就指出：“把农业发展起来，需要很多方面配合。现在我们一些同志的脑子里，总以为只要有了农业机械化就行了。其实，搞现代化农业，需要各方面的配合”。邓小平列举了交通运输、化学工业、电力水利事业，畜牧业及随着农产品增加以后的现代化加工工业等，都要配合，还要有科学方面的生物学、气象学、土壤学和遗传学的发展等。“总之，农业要工业化才行。我们现在有些搞农业的人，实际上还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农业，不知道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搞现代化农业。”[[83]]1978年9月17日视察东北时指出：“农业要现代化，才能适应工业的现代化。工业越发达，越要把农业放到第一位。这就要求工业支援农业。工业支援农业要具体化。所谓农业走工业化道路，就是本身要搞很多新的行业。”[[84]]可见，农业工业化道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牵涉到许多行业、需要很多方面配合才能逐步实现。
实现农业工业化和现代化，要走发展乡镇企业这条路子。1985年11月19日邓小平会见巴基斯坦客人时指出：“农村改革中的一大特点就是发展乡镇工业，乡镇工业兴起和发展了，才能容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否则农村人口都要往大城市跑。这是我们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看来，这个路子走对了。”[[85]]1987年3月27日会见喀麦隆客人时说：“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86]]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领导人时说：“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87]]乡镇企业不仅容纳了大部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反过来对农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因此，才说乡镇企业之路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解放农民的希望之所在。
“两个飞跃”思想是邓小平关于中国三农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其核心是经过较长一个时期的发展，农业最终走上集体化和集约化发展的方向。1992年1月27日视察珠海时指出：“以后分工越来越细，工艺越来越新，一家一户办不了，最终要走上集体化的道路。不过，农民愿意怎样就怎样，不要搞运动，他们实际上会朝这个方向走，集体化也是社会主义。”[[88]]1992年7月23日24日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提出了“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的重要思想，进一步阐发了“两个飞跃”观点。邓小平指出：“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89]]邓小平提出的两个飞跃思想，是一个事关中国三农发展的大课题，也是今后农村发展的可能方向，需要我们进一步步入思考和研究。
（四）要走军民结合的道路，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搞军民结合
世界各国经验表明，转轨国家都有一个如何处理好军工企业如何发展、如何与整个国民经济融为一体的问题。邓小平对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如何协调发展、如何走出一条军民结合道路进行了探索。1978年7月初在听取军工生产情况汇报时指出：“军工企业要走军民结合的道路，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以军为主，搞军民结合。重点放在平时，至少拿一半转到民用，战时可以转产，这是一个大方针，这个道路是对的。”[[90]]在邓小平这个“大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在发展中较好地解决了军转民的问题，走出了一条军民结合的路子，保证了国防、军队建设的需要，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文革”结束不久，邓小平刚刚出来工作后就把目光投向了军工企业，提出了军工企业的发展思路。1977年12月6日听取军工部门汇报时指出：“有些军工厂可以接受一些民用产品的生产。”[[91]]1978年3月24日听取全军后勤工作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时指出：“军工厂平时以民用养军用。”[[92]]1978年6月底听取汇报时指出：“六机部提出八个字：‘以军为主，以民养军。’以民养军，包括搞出口船，换取外汇。把民用船水平提高了，也可以促进军用船。”[[93]]邓小平指出：“现在军工企业生产能力这么大，不搞民品是不行的。”“平时搞民品，战时开足马力生产。”[[94]]经过一系列改革，国防工业部门大都和民用工业部门结合起来，军工企业既承担民用工业的生产，又同时搞同国防有关的产品。这样一来，国防工业放下了沉重的包袱，轻装前进。
军民结合不仅表现在产品生产方面，还表现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邓小平一直关心军地两用人才的使用与培养问题。1982年10月14日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科技人员分布在国防部门、民用部门、各种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要想法打破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当然，还有个政策问题。”[[95]]1983年6月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展览题词：“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96]]“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现在军队这方面工作做得不错，有成绩，这个很好。”[[97]]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加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成为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个重大战略，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在改革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邓小平又多次谈到国防工业发展及体制改革问题，并对此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具体部署。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三次会议讲话中指出：“据说苏联是百分之二十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为什么他翻不起身来，就是负担太沉重。”[[98]]1986年6月3日谈国防工业问题时指出：“我们的军工体制基本上还是苏联的模式。苏联体制的突出问题是军事工业孤立地一马当先，带动不了民用工业，带动不了整个经济和技术。军工力量不纳入整个经济发展范围，是极大的浪费。军工企业的人才、设备都是好的。这个力量用不上，对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利，对国防建设也不利。因此，要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并说，“这也是改革。”[[99]]经过几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的军民结合走在世界转轨国家的前列，对此，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说：“我们抓国防工业的军民结合，抓得比较早，这一条抓对了。有的国家就不行，所以搞得很困难。”[[100]]
（五）爱国一家，走祖国统一的道路，就有功于民族，有益于人民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祖国的完全统一问题被长期搁置下来，成为每一个中华民族成员的心病，邓小平对此魂牵梦绕。1979年10月19日在招待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代表的宴会上说：“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广大骨肉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爱国一家，走祖国统一的道路，就有功于民族，有益于人民。”[[101]]在邓小平的心中，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顺应历史潮流，合乎人民要求的大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未来，他寄希望于祖国的完全统一。走祖国统一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祖国统一问题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事，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甚至有人对此大惑不解。1986年9月2日美国著名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面对客人的不解，甚至是曲解，邓小平进行了系统阐述：“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102]]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的共同愿望，在统一的历史进程中，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最终也是要统一，邓小平对此深信不疑。
走祖国统一的道路、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是好的，但必须找到“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为此邓小平殚精竭虑，苦苦寻觅。早在1978年7月9日会见美国国会议员时说：“中国人民面临共同的民族问题时，是可以走到一块的。中国人之间自己会找到一个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其中包括在解决方式上尊重台湾的现实。”[[103]]80年代中期，邓小平借鉴香港模式，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最终实现祖国统一的思路。1990年4月7日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时说：“我们相信，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104]]解决统一问题，只有“一国两制”可行，因为谁也不吃亏，哪个方面都可以接受，这样全民族就都发展起来了。“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105]]还说，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
祖国统一事关国家发展大业，实现民族振兴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1981年8月26日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枢时说：“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祖国的统一富强，国家的希望，这是个前提。”[[106]]1987年5月16日会见李远哲、李政道时说“希望国家能早点统一。中国人脸上开始有光彩是什么时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祖国统一后，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就不仅是站起来了，而且飞起来了。”[[107]]这是对祖国统一的希望、感叹和展望。希望国家早日邓小平统一，对祖国的殷殷之情跃然纸上；感叹新中国的建立，中国人的脸上开始有光，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展望祖国完全统一后的中华民族在站起来的基础上就要腾飞了！
三、中国只有坚持搞社会主义才有出路，搞资本主义没有出路
中国为什么要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贯穿整个改革开放全过程的重大问题，必须予以科学回答。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说：“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在此基础上进而指出：“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108]]1987年3月8日见坦桑尼亚领导人时指出：“最近我同美国人谈话时讲过，中国只有坚持搞社会主义才有出路，搞资本主义没有出路。”[[109]]邓小平提出的“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是一个关乎中国发展前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为了回答好这个重大问题，从正反两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走什么样的路“才有出路”，走什么样的“没有出路”的问题。
（一）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
“出路”问题伴随着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等领导谈话时指出：“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110]]邓小平在总体上提出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没有前途”的基础上，反复论述了一系列的“没有出路”的问题。
不搞社会主义“没有出路”。不讲社会主义，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1985年9月10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时指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11]]1987年2月18日会见加蓬领导人时指出：“我们干四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112]]1990年7月3日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113]]邓小平认为，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因此，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改革开放是必须走的路，此外别无他途。1985年7月11日邓小平听取胡耀邦汇报时指出：“改革的势头好，要坚持搞下去，这个路子必须走。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114]]1985年7月15日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领导人时指出：“不搞改革，不坚持开放政策，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关，这个关必须过。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是要坚持到底的，不会变化。变，就没有出路。”[[115]]1987年4月16日会见香港客人时指出：“我们的开放、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胆子要大，要坚决。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116]]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领导人时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117]]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领导人时说：“我们必须走改革这条道路，有问题要及时妥善解决，不能停滞，停滞是没有出路的。”[[118]]邓小平对这些问题的深刻论述，是对改革开放的性质、地位、作用的深刻揭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是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内涵的深刻揭示。
离开了党的领导“毫无出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1980年1月1日邓小平在新年茶话会上说：“我们之所以能经得起风浪，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一条保证。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带根本性的一条”。[[119]]1981年7月18日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时指出：“‘四个坚持’不搞不行，‘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党的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底子这样薄，怎样取得革命胜利，怎样把国家建设好，离开了党的领导毫无出路。”[[120]]1993年9月16日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121]]离开党的领导，建设“毫无出路”，不要党的领导，中国“没有前途”，没有党的领导，发展“会出问题”，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经得起风浪”。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证。
（二）我们这条路是正确的，是必须走的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邓小平提出只有走改革开放的路才能“通往富裕和繁荣”，而不能走其他什么“别的路”。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更重要的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122]]综合分析邓小平提出的那些“别的路”，大体包括“死路”、“邪路”、“弯路”、“曲折路”、“倒退路”和“回头路”等等。
决不能走“死路”。邓小平说过：“我算是比较活泼的人，不走死路的人。”[[123]]走活路，不走死路，是邓小平道路论的一大特点。1985年8月21日会见坦桑尼亚领导人时指出：“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124]]不搞活，就会走向死路。针对一个时期以来人们不敢深化改革、甚至诋毁改革的严重局面，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25]]“死路”就不是活路，是不通的路，是没有前途的路，走这条路最后就要落得个头撞南墙、头破血流的下场。因此，坚决不能走死路，必须探索出一条“活路”来，只有找到了“活路”，才能“活了社会主义”。
决不能走“邪路”。在邓小平的辞典中，“邪路”一词特指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多次谈到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邪路”问题。1984年6月30日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126]]1985年3月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的即席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27]]1985年5月20日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时指出：“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128]]邪路就不是正路，是脱离正确方向的路。走“邪路”，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不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我们坚决不能走资本主义邪路。
不能走“弯路”。如果有人明目张胆地提出走资本主义邪路，会比较容易地为人们所识破，但如何做到不走“弯路”，则是值得人们十分警惕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弯路”走久，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走上“邪路”。1983年10月12日在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中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129]]1985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会上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130]]1986年6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131]]可见，“弯路”其实也是“邪路”的一种表现形式，无论是弯路还是邪路，都是我们必须坚决抵制的路子。
尽量避免走“曲折路”和“倒退路”。邓小平认为，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一些曲折在所难免，甚至发生某些倒退也有可能，关键是我们应当尽量避免曲折和倒退。1980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力求做得比较正确，或者说力求少犯错误，避免大的曲折，大的错误，有了错误尽快纠正。我完全相信，我们党，我们党的中央，一定能够做到这一步，我们是充满信心的。”[[132]]1987年10月16日会见德国客人时说：“总的形势是好的。至少在本世纪九十年代会像现在一样平稳地、速度不算慢地发展。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发展速度不要太快，要适当控制速度，否则配套跟不上，能源、原材料、资金都跟不上，特别是不能为下个世纪发展的后劲打下很好的基础。我们计划连续几十年的发展，要避免曲折，更要避免倒退。总的是要加快步伐，在加快步伐中，头脑要冷静，步子要稳妥。”[[133]]在整个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力求少犯错误，尽量避免重复“曲折”路，坚决防止走向“倒退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既要加快步伐，又要稳住步伐，以实现“平稳发展”和“适度发展”。
决不能走“回头路”。由于人们对旧体制的留恋，改革中经常会出现走“回头路”的现象，邓小平对此提出严重警告：坚决不能走回头路。1980年12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的步骤需要放慢一点，但不是在方向上有任何改变。“已经从各方面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要继续实行，不能走回头路。”[[134]]1983年6月18日会见外籍专家时指出：“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135]]1989年11月10日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时说：“可以肯定地说，谁要走回头路，谁就要垮台。十年改革开放，虽然出了些毛病，现在需要进行治理整顿，但成就是很显著的。我们前进了一大步，使中国上了一个台阶。”[[136]]要走“宽路”不能走“窄路”，否则就要吃苦头；更不能走“回头路”，那样我们就要回到落后贫困状态。走“回头路”人民也不答应，谁走“回头路”谁就会垮台。
（三）中国是社会主义，要坚持这个道路，发展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搞现代化，发展经济，必须学习其他国家和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但绝不能走那些不成功的“外国路”和“台湾路”。1984年10月11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是社会主义，要坚持这个道路，发展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吸收外资、合资经营等都不可能伤害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只会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137]]邓小平从中外历史对比中深刻总结了世界各国和台湾地区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苏联的路不能走，东欧的路不能走，欧洲的路走不通，台湾的路也不能走。
不能走“苏联的道路”。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视察东北时指出：“要采取专业化协作生产，这样又快又省，不要走小而全、中而全、大而全的道路。这是苏联的道路。”还说：“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那时候，苏联企业管理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后来我们学了那个东西”。[[138]]邓小平把“苏联的道路”也称作“苏联模式”，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领导人时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139]]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苏联走的弯路，难道你也走？他指出，要“以苏为戒”，要“破除迷信”，要总结苏联建设道路的经验教训。邓小平继续了这个探索并取得了成功。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们避免了苏联道路的弊端，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不能走“东欧道路”。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还要很冷静地观察。”[[140]]1989年11月23日会见坦桑尼亚领导人时指出：“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141]]1990年6月11日会见包玉刚时说：“由于东欧的变化而引起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东欧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的‘四个坚持’是搞对了。”[[142]]邓小平认为，东欧的道路在于这些国家内部出了问题，根本就是否定了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要求我们，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国只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
不能走“欧洲道路”。1992年1月27日邓小平视察珠海江海时说：“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搞福利社会，由国家、社会承担，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会越来越大。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全国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户养活的。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143]]欧洲的社会福利政策历来被标榜为人类的天堂，但事实上他们的社会福利政策是有很大弊病的。邓小平从家庭养老这个侧面，剖析了欧洲“福利社会”造成国家和社会的不能承受之重，告诫我们不能走欧洲的道路。
不能走“台湾道路”。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今天重申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最近有一位华裔学者说，希望中国无论如何不要走台湾的道路，不要像台湾那样搞现代化，那里的经济实际上是美国控制的经济”[[144]]台湾道路的实质是，经济发展没有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而是靠“输血”，靠“美援”，以至成为美国的附庸，经济命脉被他人控制。历史充分证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不能指望在西方国家的羽翼下进行，不能被人任意摆布，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要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关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也涉及到一个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问题。主权和尊严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的。
四、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理性选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选择，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一经选择，我们就要坚持在这条道路走下去。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145]]为什么要大讲中国变不了，“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道理，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
（一）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人们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只要坚持下去，最终一定是光明战胜曲折。1989年9月4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46]]邓小平充分认识到改革开放事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就是“任重而道远”。“任重”是说，要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前进，做到“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战胜各种困难；“道远”是说，这条路还很“漫长”，也不“平坦”，不会“一帆风顺”，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这是一条“漫漫长路”。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会见新西兰客人时说：“过去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但毕竟是新的长征路的起步。”[[147]]1987年11月16日会见日本客人时说：“在经济上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五六十年的时间，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算起要用上百年的时间。我们要坚持建党几十年来最好时期的传统，就是要艰苦奋斗，谨慎办事，兢兢业业。还要看到我们的路是漫长的，还会遇到许多困难，错误也是难免的。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148]]在新的“长征路”上“起步”，在“漫长”的路上前行，会遇到能够预见、难以预见的各种困难，需要艰苦奋斗、兢兢业业；可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需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修正前进的航线。
这是一条“不平之路”。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会见埃塞俄比亚客人时指出：“一九七八年以来，我们又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还需要过好几个关，现在碰到的最大的关是价格制度和工资制度的综合改革。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我们相信这十年好的形势能够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对此寄予希望。”[[149]]在一个落后的大国搞现代化，会遇到许多“关口”，前进的路上“并不平坦”，因此，要保证顺利前进，就要过关，就要闯滩。面对这样的路子，我们心中必须充满希望，因为，有希望就有办法，有希望就有动力，有希望就有勇气，有希望就有未来。
这是一条“风浪之路”。1987年1月13日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时指出：“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我们从来没有自我陶醉，没有认为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150]]1988年9月17日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说：“我们十年改革并不一帆风顺，现在面临一些问题，特别是通货膨胀问题。我们需要总结十年的经验，制定进一步发展的政策。对一些措施、规划，要根据现实作进一步调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以后还会有，不会风平浪静。我们做好多事还没有经验，欠缺的是本领，不过本领是可以学会的。”[[151]]古人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前进的道路上不会“一帆风顺”，也不可能“风平浪静”。对此，邓小平的态度是不能“自我陶醉”，前提是要有“预见”，关键是增强“扬帆”的“本领”。这样，我们就能排除干扰、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二）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走好路需要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一种气度、一种方法和英雄气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52]]党的十五大报告把南方谈话誉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二个宣言书，这段话，应该是对它的很好注脚。邓小平还反复强调，“办事情要有登山不止的精神”[[153]]，要“杀出一条血路来”[[154]]。为此，必须牢牢谨记“闯”、“冒”、“试”的“箴言”，只有坚持了它，才能“过关斩将”，才会走出一条“好路”、走出一条“新路”。
“闯”就是搞改革要“过关斩将”。1986年12月12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说：“只要搞改革，左右前后都要碰到障碍。所以我们要慎重，做这件事不能太急，太急了要出毛病，重要的是坚持改革。中国古代有个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我们的改革不只是过五关，但是我们下决心改革。”[[155]]1988年5月19日会见朝鲜同志时说：“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156]]改革会有很多“障碍”，过关要担很大“风险”，邓小平反复强调，体制改革不容易，积习太深，习惯势力大得很。明确表示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赞成改革的人，也会变成反对改革的人。
“冒”就是搞改革要“敢冒风险”。1988年5月19日邓小平会见朝鲜同志时说：“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放开物价、加速改革正确不正确，也要看实践。我们现在既有顺利的情况，又有风险的情况。好在这十年来中国有了可喜的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有一定的增强。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157]]还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会太慢。一九八八年尽管有风浪，速度仍然可能超过百分之十。天天在风浪中前进，但翻两番的任务一定能完成。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和前景。”[[158]]改革会遇到“拦路虎”，改革也会有“风浪”，但不能怕，要搬掉“拦路虎”，打虎上山；要披风踏浪，在风浪中前进。这样，才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步向前。
“试”就是搞改革要“勇于试验”。邓小平总是鼓励在改革中要大胆地试，敢于试验，勇于开拓。1991年2月6日视察上海途中，当陪同的朱镕基谈到外滩的一些大楼，解放前是银行大楼，解放后是政府办公楼，这些楼可以租赁给外资银行，但又有顾虑时，邓小平说：“我赞成！你们试一试，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159]]这段话收入《邓小平文选》时还有如下字句：“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160]]1993年1月22日在上海过除夕时说：“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希望上海人民要“乘风破浪，脚步扎实，克服困难更上一层楼。”[[161]]实践出真知，凡事都要“试一试”，这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第一标准。“试一试”需要勇气，“试一试”可能失败，但只有“试一试”，才能“乘风破浪”，只有“试一试”，才能“开拓新路”。敢试“第一个”，当好“带头羊”。这是小平同志对上海人民的希望，也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
俗话说，思路决定出路。1992年5月22日邓小平视察首都钢铁公司时，又提出了“换脑筋”才能“路子多”的问题。他指出：“主要是解放思想换脑筋。脑筋不换，怎么也推不动。脑筋一活，想得就宽了，路子也就多了，干得也就更好。”[[162]]
（三）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163]]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几代共产党人为之不懈奋斗的宏伟目标，担子确实很重，责任确实很大，要实现这一目标，“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是唯一正确的结论。
我们要顶住逆流，旗帜鲜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我们党采取了坚决措施，迅速平息了这场风波。西方对中国的立场横加指责，妄加制裁。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江泽民同志谈话时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164]]所谓“逆流，即逆人类历史潮流而动。要顶住逆流，决不能让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企图。1989年11月23日会见坦桑尼亚领导人时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65]]对此，邓小平坚决地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我们这个党就是在威胁中诞生的，在威胁中奋斗出来的，奋斗了二十八年才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166]]
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不能发展，没有稳定走不出好路。1987年3月8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时指出：“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167]]还说：“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168]]1990年12月24日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169]]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切东西”、各种动乱的“一切因素”等，邓小平强调“都要排除”，“坚决制止”。态度之坚决，口气之强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坚持了我们的根本立场。
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中国前进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总会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障碍，包括国际方面的压力和国内的阻力，但我们一定会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时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十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170]]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171]]邓小平深信，这些阻碍不会影响改革开放的中国道路。因为，不搞改革开放，“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中国人民一定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因为这是历史大趋势，不会改变，谁也“不能阻挡”。对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能“改变”，不能“动摇”，只要我们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就一定会实现。
结语：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邓小平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172]]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必然由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大趋势，预见到了人类发展进程中必然要出现的曲折道路，也瞻望了社会主义一定会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段话大抵可以表达邓小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大趋势的基本思想，也体现了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思想。在思想理论上，坚信不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实践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会向着更加人本、全面、协调和持续的方向发展。这就是邓小平“中国道路”的探索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注释：
[[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13-714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21页。
[[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9页。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0页。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4页。
[[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6页。
[[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2页。
[[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页。
[[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50页。
[[1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39页。
[[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378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02页。
[[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92页。
[[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2页。
[[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51页。
[[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57页。
[[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5页。
[[2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98页。
[[2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83页。
[[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9页。
[[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8页。
[[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4页。
[[3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5页。
[[3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0页。
[[3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4页。
[[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9页。
[[3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10页。
[[3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4页。
[[3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页。
[[3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9页。
[[3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4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页。
[[4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1]
[[4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页。
[[4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页。
[[4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1页。
[[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9页。
[[4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9页。
[[4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96页。
[[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74页。
[[4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50页。
[[5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0页。
[[5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4页。
[[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5-1236页。
[[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页。
[[5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5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6页。
[[5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页。
[[5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82页。
[[5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0页。
[[5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3页。
[[6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页。
[[6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3-1324页。
[[6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4页。
[[6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6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0页。
[[6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9页。
[[6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6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7页。
[[6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13页。
[[6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4-515页。
[[7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3页。
[[7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0页。
[[7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1页。
[[7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377页。
[[7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8页。
[[7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9页。
[[7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7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7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86-887页。
[[7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6页。
[[8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1页。
[[8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16页。
[[8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32页。
[[8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
[[8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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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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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9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
[[9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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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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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5页。
[[13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273页。
[[13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2页。
[[1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00页。
[[13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14页。
[[13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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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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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5页。
[[14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8页。
[[14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4年版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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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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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72第页。
[[1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页。
[[1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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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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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16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9页。
[[16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6页。
[[16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16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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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3页。
[[16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212页。
[[16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3页。
[[16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4页。
[[17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17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17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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