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积极务实地参与了这一探索的全过程，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历史贡献。

　　一

　　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领域进行的探索中，邓小平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历史贡献。

　　（一）在制定中共八大路线的过程中，提出八大应重点讨论经济建设的重要意见，对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制定中共八大路线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重要意见。1956年8月22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谈到八大议题与发言安排时，建议把国家经济建设作为八大政治报告讨论的重点。毛泽东当即说：“小平同志说得对,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还是在建设，占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讲建设。”[1]邓小平提出把国家经济建设作为八[1]大讨论的主题，突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对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起了积极作用，对实现党的工作重点从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转移，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八大路线确立后，邓小平又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1957年4月8日，他在西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2]

　　（二）提出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指导思想

　　这些指导思想主要是：

　　第一，经济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1957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山西省直机关干部和太原市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负责人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搞建设，不要党的领导不行。不要党的领导就学不会建设，就要栽大跟头。[3]同年4月5日，他在甘肃省、兰州市干部会议上所作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搞建设我们还没有入门，能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学会搞建设，不犯大的错误，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党能否依靠群众，不断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4]

　　第二，要学会勤俭建国的本领。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要把我们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工业国家，需要长期的刻苦的努力，需要有勤俭建国的本领。从过去几年的建设来看，证明我们的知识很少，还没有学会勤俭建国的本领。但是我们有可能在比较短一点的时间内学会建设。[5]

　　第三，经济建设要面对国家的现实和群众的需要。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一是应该面对国家的现实。我们的国家很穷，很困难，任何时候不要忽略这个问题。我们要提倡增产节约，反对贪大贪新。在建设当中应该考虑经济、实用、美观，但今天主要讲经济实用，等到将来富裕了再来讲美。二是应该面对群众的需要。我们的建设工作应该面对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现在有各种观点，追求这个化那个化，连共产主义化也有了，就是缺乏群众观点。对于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解决群众需要的问题，甚至有些不花钱也能解决的问题，却注意得不够。[6]

　　（三）对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及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经济建设方针进行系统阐发和具体论述，促进了这些建设方针的贯彻落实

　　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实践，并在借鉴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总方针，同时强调要处理好国民经济中的重大关系，包括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做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建设积极性。

　　对于上述经济建设方针，邓小平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系统阐发和具体论述。1959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与朝鲜驻中国大使李永镐会谈时强调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他指出，对于农业，我们有新提法，即以农业为基础。农业落后，工业就要受到拖累。农业发展，可以促进工业发展，食品、副食品、轻工业原料，都要靠农业。所以，农业是基础，始终要抓农业。[7]1962年11月3日，他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素夫·阿齐多罗普时，又就农业对工业的基础性作用进行了论述。邓小平指出，以农业为基础并不是不要工业化，并不是不要重工业，相反，重工业要发展，但要为农业服务。重工业要有明确的方针，要发展服务于农业的重工业，同时也要发展服务于农业的轻工业。农业越过关，越发展，工业发展的基础就越雄厚、越可靠，社会主义的发展就越快，否则，各种矛盾就会产生。[8]1963年11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巴尼亚新任驻中国大使奈斯蒂·纳赛时，又指出：农业稳了，工业也就稳了；农业不稳，工业就提心吊胆。[9]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是个大国，什么事都集中在中央是不行的，中央只要抓住关键，抓住纲，具体怎么做，下面会搞的。[10]又说，中央和地方分权，对中央各部门来说，是一次解放运动。中央各部门可以从大量的、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只有把大量的日常事务下放到地方去，中央各部门才能够更多地接触实际、接触群众，才能够更好地从全局考虑问题，从而更多更好地指导和帮助地方。[11]

　　上述论述对于全党深刻认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从而在经济建设实践中自觉贯彻落实这些方针，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对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进行探索和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

　　邓小平对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如何办好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并形成以下观点和认识：

　　第一，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民主与集中的结合。1956年中共八大决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此后，邓小平几次发表讲话，阐述这一领导制度的基本内涵及实行的必要性。1959年1月6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明确指出：“工厂还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八大肯定的，这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同年2月20日，邓小平在中共上海市委工业会议上再次指出：“我们企业的领导制度，是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是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的结合，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12]

　　第二，企业要党政分开，党委不能过多干预行政工作。邓小平明确指出，工业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工人代表大会制，这就决定党委不能过多干预行政工作。党委对企业的领导，一是大政方针的讨论，一是领导群众监督。[13]1959年2月20日，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工业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政要分开。有的地方提出党政合一，这不好，这会使党委陷入日常事务之中，不利于党委讨论决定大事。”同年2月25日，他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在日常生产管理和指挥方面是由厂长负责。企业党委对大政方针不能居于超然地位，但对具体业务保持超然地位为好。现在许多地方党委一切上前线，什么事都直接管。”1961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再次强调：“政治部门主要是抓方针政策，不要干涉行政事务，不要党政不分，把政治部门变成行政部门，致使思想政治工作没有人抓，这就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14]

　　第三，企业管理要搞民主化，其方向是群众监督。1957年3月14日，邓小平在太原市部分厂矿企业厂长、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谈到群众监督问题时指出：“党的八大确定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现在再加上一个，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度，这是民主集中制在企业中的具体运用。”[15]同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提出，要搞职工代表大会，加强它的作用，在厂矿企业里扩大群众的监督。他认为“厂矿企业的领导同志，有群众监督比之没有群众监督要好一些，会谨慎一些。实行群众监督可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会提出很多好的意见。”[16]1959年2月20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企业领导制度时再次指出：“领导的关键问题是发扬民主。发扬了民主，就能够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17]

　　上述观点和认识是邓小平总结工业企业管理经验，探索工业企业管理制度与方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这些观点和认识已作为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所积累的重要领导经验，载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8]

　　二

　　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领域进行的探索中，邓小平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历史贡献。

　　（一）就党的干部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观点和认识

　　邓小平关于干部工作的观点和认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干部问题的核心是要选好干部。1961年1月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干部选拔问题时指出，不要选只喜欢发号施令的干部。要选朴素勤恳，坚决贯彻政策，民主作风好，群众观念好，真正给群众做好事的人。1961年7月16日，他在听取辽宁省汇报工业干部情况时又指出，选骨干，不能光看能说会道，要选踏踏实实、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工作的人。[19]

　　第二，培养选拔干部要重在表现。1961年7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汇报工业干部情况时指出，关于干部的政治条件，过去只从成分上了解是不妥当的，主要是看本人，看现在，技术干部主要看技术。1965年11月19日，他在听取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汇报时又指出，在培养提拔青年干部问题上，讲出身，不符合党的干部路线。如果不重在表现，只讲出身，多数科室人员、技术人员都不行。现在的大学生中，有干部子弟，有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有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干部子弟就一定比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好？不见得。因此，培养选拔青年干部，不重在表现不行。[20]

　　第三，对干部要全面评价。1962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干部好坏长短应从他长期工作中去鉴别，而不能只从某一运动或某一短时期的表现去鉴别。同年2月12日，他又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干部问题时指出，这几年我们有一个缺点，评价干部，往往只看一段时间。对干部要全面评价。[21]

　　第四，干部要能上能下。1962年11月22日，邓小平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谈到干部问题时说，基层干部，当两年，要换一下，改选一下。一个支部书记能连选连任几次，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要能上能下，能领导，也能受人领导。能当支部书记，又能当农民，参加劳动。不能让他形成一个独立的势力，很多变质的就是这个道理。抗日战争时期，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也要相应地考虑其他的基层组织，如工矿企业的基层组织等。总之，要能上能下。同年11月29日，他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与会人员的讲话中指出，多年来，我们对干部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副作用很大，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唯一的出路是要能下，可以先从基层试验做起。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干部职务能上能下。1965年11月22日，他在一次谈话中再次指出：干部要能上能下，使多一些人取得领导经验。一个人当权久了，意识形态也会发生变化。[22]

　　（二）就如何对待群众闹事问题提出一系列重要观点和主张

　　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1956年下半年我国出现了一些不安定情况。少数学生、工人和复转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等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发生少数人闹事的问题，在农村也接连发生农民闹退社的风潮。中共八大后，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处在中央领导工作第一线，直接面对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他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对待群众闹事问题，并提出下列观点和主张：

　　第一，要正确对待群众闹事问题。1957年2月18日，他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各省、市委书记时指出，社会生活总会有矛盾，有矛盾就要调整。人有“气”总要出。出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叫集中出，一种叫分散出。小出“气”了，就不大出“气”了；有“小闹事”，就没有“大闹事”了；有“小民主”，就不“大民主”了。这个道理全党都要想通。他还在1957年2月26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援引毛泽东的话说，少数工人请愿、罢工是正常现象，要承认是合法行为，是调节社会生活，调节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23]

　　第二，群众闹事的原因大体是由于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严重。1957年3月18日，他在一次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群众闹事大体上是由于党的领导薄弱，我们的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对群众正当的要求不闻不问，应该解决又可能解决的问题，也不去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不向群众解释，使群众了解真相。因此，群众一肚子气，就闹起来了。因此，党员应该站在群众方面反对官僚主义。[24]

　　第三，避免群众闹事的根本办法是加强教育，扩大民主。他说，加强教育，主要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群众闹事就不可避免。扩大民主，主要是指经常的民主生活。要避免群众闹事这种“大民主”，就必须搞好经常的民主生活这种“小民主”。没有“小民主”，一定发生“大民主”。此起彼伏地做好工作，可以避免大规模的爆发。[25]他还指出，人民内部的事情要用人民内部的解决方法来对付，不要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在人民内部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特别是对青年。纠正群众的错误，也只有用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自己讨论的方法。[26]

　　另外，邓小平还指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比阶级斗争更复杂，如果继续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非犯错误不可。相反，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进行阶级斗争，这样有利于分化敌人、进行改造。[27]

　　（三）提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

　　任何一个政党如果不受监督，独断专行，那就非犯错误不可，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正是从防止共产党犯错误出发，邓小平提出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特别是要接受民主党派监督的重要主张。1957年3月18日，他在一次报告中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都应该了解，没有监督不得了，独断专行非犯错误不可。监督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党内监督，第二是人民监督，第三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科学家的监督，这也属于人民群众监督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邀请别人监督。从各个角度考虑问题，总比从一个角度考虑问题有好处。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好得很。[28]同年4月5日，邓小平在甘肃省、兰州市干部会议上，针对党内多数同志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不理解、想不通、不大赞成的情况，指出，这很危险。没有民主党派的监督，没有人民的监督，共产党单独处理问题，总是要出毛病的。[29]1957年4月8日，他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又对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以避免犯错误的问题进行了着重阐述。他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应该特别警惕。他重申，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第二，是群众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有了这几个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30]

　　这些重要讲话从防止共产党犯错误出发，提出了共产党要接受民主党派监督的正确主张，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

　　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领域进行的探索中，邓小平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历史贡献。

　　（一）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方针进行了深刻阐释和创造性运用

　　对于“双百”方针，邓小平主要从防止思想僵死出发，揭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发展我们国家、我们党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意义。1957年4月5日，他在甘肃省、兰州市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谈到“双百”方针时指出：世界上的事物是变化多端的，社会是越发展越复杂，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思想就会简单化，就跟不上世事、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的党就会衰退。[31]同年4月8日，他在西安干部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再次指出，各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思想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十六个字的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32]1957年7月12日，邓小平在《关于当前整风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结合整风运动，就“双百”方针对于思想交锋、发展真理的政治意义作了进一步论述。他指出：运动的性质总的来说是“灭资兴无”。“灭资兴无”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把思想垄断起来，不允许资产阶级思想出笼，只允许无产阶级思想一花独放。这种方法只会把思想搞僵化，并在政治上带来严重的后果。另一种方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方法能够经过争辩做到明辨是非，使真理在与谬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33]

　　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方针，邓小平同样有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1966年2月26日，他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谈到学习与独创时说：我们一定要有独创精神，要闯出自己的道路。有些必须由我们独创。但是，还要学习外国的成果，学习前人的成果，学习先进企业、先进人物的成果。凡是一切好的东西，能学到的都要学。在科学技术上，有好多东西，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还走在我们前面。“帝”字、“修”字不能用，但科学技术拿来还是有用的。[34]

　　（二）提出党要信任和关心知识分子，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等正确主张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展开，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的作用日显重要。为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邓小平提出以下观点和认识：

　　第一，党要信任和关心知识分子，要为科研工作创造有利条件。邓小平在几次讲话中反复强调，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对于知识分子，一般来说，只要赞成党领导就行了。搞科学研究对国家有贡献就是红。真正有创造，有利国家，还能是白？党对科研工作的领导，就是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一个出科学成果的局面。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35]

　　第二，科研工作能不能搞起来，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时，针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的不正常状态，指出，不把领导班子弄好，就无人执行政策。领导班子特别要注意提拔有发展前途的人，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可以当所长。要让党性好的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36]

　　第三，科研要和生产相结合。1958年10月，邓小平在天津大学谈到学习、生产和研究之间的关系时说：三个东西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学习生产促进研究，研究反过来促进生产。[37]1962年7月，他在听取国防工业问题汇报时指出：生产部门要有研究力量。科研要有重点，有一定的力量搞探索性的研究，同时也要解决生产中的问题。[38]1964年1月6日，他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试办托拉斯问题时又指出：托拉斯一定要和科学试验结合起来，每一个联合公司都要搞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同生产相结合，才是最快的方法，资本家搞竞争，靠的就是这一手。[39]

　　第四，要尊重科研工作规律。1959年12月11日，邓小平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科学研究，取得成果越快越好，但要准备失败，失败多次，花点冤枉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一旦成功了，就可以带动一批科学技术前进。[40]1961年1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科学院工作时说：搞研究的人，要给他们时间。集体研究还要以个人为基础。[41]1962年7月13日，他在听取国防工业问题汇报时又指出：科学家就是要专心钻研，宁可让他单干，带几个徒弟，主要让他在技术上点头，组织工作不要他做，不要干涉他的工作，不要浪费他的时间。[42]

　　以上观点是邓小平总结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和科技文化工作得出的经验总结和理论认识，对于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展我国科技文化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毛泽东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接力探索，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新的更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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