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研究做了许多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就此略作梳理，希望某种程度上能对中国学者有所借鉴。

　　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就认为，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主要是“务实”。费正清指出：邓小平执政后推行“逐步务实的改革”，但其“务实主义”“亦有限度”，如“需要限制中国现代化中的美国化成分”。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仍持上述观点，但对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做了更广泛的探讨。傅高义认为，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有以下几点：其一是坦率和务实。“邓小平对自己和自己的权威充分自信，在客人面前能轻松自如，坦率机智，直言不讳。”“有些西方人对邓小平的直率和务实很有印象。”其二是注意自己与同事间的政治气氛。“他们能一起有效工作”，“虽然他拥有很大权力，但他知道必须很注意他与同事间的政治气氛”。其三是自信和果断。“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以前战时军事指挥员那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生死问题养成的自信”。“邓小平有内在的自信，这使他直奔实质问题”。其四是刚毅和冷静。“邓小平养成刚毅的品格，能做到愤怒和受挫时不形于色，不让感情左右自己的决策，相反，把它建立在对党和国家需要的仔细分析之上。”“大事当前，邓小平喜欢独自安静思索，考虑他要说什么，以便时机一到，他能做出清晰和明确的表述。”其五是言行有威信。邓小平“行为一贯”，谈话“能透出威信”。他本人“一直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具有本能的爱国主义和为共产党献身的精神，这鼓舞着其同事的信心”。他还“坚定地为党和国家谋利益”，“不为自己的朋友捞好处”，并“严守党纪”。

　　冯惠云认为：邓小平受防御性儒家战略文化影响，是“具有儒家特征的领导人”。因此，他执政后对世界形势更乐观，对外手段趋向于“合作和实用型”，提出世界大战可避免和世界和平有望等战略判断；对内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基辛格亦认为，邓小平有“直截了当的风格”，“不喜欢空谈，非常讲求实际”。

　　邓小平历史地位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术界已经认为，邓小平是新时期中国的改革设计师，他使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白鲁恂指出，在人类历史上，也许从未出现过如此社会，进行如此全面的改革。

　　新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不仅探讨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而且研究其国际地位。惠妮·斯图尔特指出：邓小平“使中国登上当代国际政治舞台”。戴维·兰普顿指出，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对当代中国的主要贡献有：第一，“重新定义政治和国家生活的目标”，“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增长”；第二，“将中国未来与全球一体化捆在一起”；第三，“培养一批技术型治国精英并使之机制化”。傅高义指出：邓小平不仅“找到了富民强国之路”，引领“中国根本转型”，而且领导中国“真正加入国际社会”，使中国成为“多种国际组织和全球体系中活跃成员”。

　　邓小平理论属性

　　莫里斯·迈斯纳指出：邓小平思想是“一种新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此理论反映并促使人们适应“现存社会秩序”；它抛弃“所有空想和偏激成分”，从而成为“更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

　　阿里夫·德里克指出：邓小平思想是“后社会主义”；它超越了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吸收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点，但“确保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此种后社会主义亦为一种后资本主义”，“力图克服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弊端”。

　　费正清则将邓小平思想看成是一种民族共产主义理论形态：在农村实行“合同制”，即“生产责任制”，此既非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形式，亦非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但适合当时的中国农村情况。

　　邓小平改革和对外开放思想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邓小平改革思想不仅十分丰富，而且对当代中国影响巨大。傅高义指出，邓小平改革思想包括：在城市试行新的体制，鼓励外国投资，设立经济特区，允许建立私营企业；在农村取消人民公社，家家户户实行生产责任制。取消物价控制和定量配给，允许私营企业扩大经营和劳动力自然流动，甚至开放市场经济。

　　近几年美国学术界更深入地探讨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傅高义指出：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截然不同：其一，邓小平坚持共产党的权威，相信“中国需要单一的执政党领导国家”。但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废除苏共的垄断权力构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其二，邓小平是“步步推进”，不搞“大爆炸”式的一步到位。而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后听从一些经济学家建议，以“大爆炸”方式迅速开放市场。其三，邓小平相信中国从观念到贸易都要向世界全面开放。而戈尔巴乔夫对外资在苏联办厂十分谨慎，亦不敢放手派遣留学生。傅高义针对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1978年时邓小平对于如何“达到民富国强”并无清晰蓝图，承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在思考如何开展工作时“确实有一个框架”。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一般认为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主要指落后的中国要引进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人才，以利于现代化建设。费正清指出：邓小平对外开放政策认为，中国经济只有从外国引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才能取得进步，技术转移成为大目标。与外国公司签订合同，装配新机器，开设新工厂和新生产线，兴建旅馆，挖掘煤和石油等。

　　新世纪以来，托马斯·凯恩进一步指出：在邓小平那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过程中，邓小平重申中国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支持有助于中国实现其目标的国际体系”。

　　邓小平经济思想

　　20世纪80年代，费正清指出：邓小平复出后，为发展经济，首先着手农业改革，鼓励农民发展副业，提高农民收入；同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亦即“包干制”。这样，全村农民都可共同计划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和收入。1978年以后，发展工业，重工业由国家控制，轻工业则靠外国投资的帮助；发展对外贸易，沿海城市进一步得到振兴；发挥地方首创性，经济工作不完全由中央控制，但物价结构仍然由中央控制；扩张信贷，私营企业和市场经济得到活动范围，银行系统非集中化。此外，发行股票，设立证券交易所。

　　近年来，傅高义指出：邓小平认为人们需要物质刺激，需要看到实实在在的进步才能保持动力，“经济繁荣依靠竞争，不仅追求利润的经济生产者和商人如此，试图为当地带来进步的干部也是如此”。傅高义还认为，邓小平经济改革态度在变化：第一阶段（1978～1982年），进行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第二阶段（1982～1989年），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第三阶段（1989～1991年），对保守经济政策失去耐心；第四阶段（1992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政治思想

　　20世纪80年代，戴维·W·张指出，邓小平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在中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来完善民主集中制。

　　新世纪以来，约瑟夫·傅士卓指出，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提出要建立一套良好政治制度。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推移，中国政治将越来越制度化。保罗·柯文指出：邓小平虽然倡导政治改革，但反对自由化，以维护政治稳定。

　　邓小平军事思想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邓小平对新时期中国军事提出了改革计划，并采取一些措施以使军队和国防逐步实现现代化。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军事思想作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冯惠云指出：复出后邓小平军事改革之因有二：其一是“文化大革命”对军队造成了损失；其二是中国对越南自卫反击战暴露出解放军的一些不足。因此，邓小平认为，“解放军需要现代化”。新时期中国军事主要任务不是“打赢即将来临之战争”，而是“阻止战争或军事冲突爆发”。戴维·兰普顿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邓小平重视经济建设超过军事建设，把国家发展重点放在经济上，“军事现代化”被当成四个现代化中的第四项。到90年代，中国才在军事现代化方面投入较多资源。

　　邓小平文化思想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复出后邓小平注意加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教育，尤其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同时，邓小平注意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近年来，傅高义指出：邓小平执政时认为“民主只能逐步发展”，“赞成扩大自由”，但为自由设限以维护社会秩序；复出后，他不仅恢复高考制度，而且使教育体系不断扩展，“对他来说，科学是实现现代化最关键的因素”，他还重视与美国之间的教育交流。中美建交后，他开始将年轻的中国科学家派往美国深造，既鼓励美国华裔科学家访华，也鼓励西方科学家访问中国，与中国进行学术交流。

　　邓小平社会学思想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尤其注意研究邓小平社会安定和人口控制等思想。费正清指出：邓小平恢复职务后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拨乱反正，使曾受批判和迫害而幸存的教授、作家、党员等重见光明；他还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发展过程做评价，认为毛泽东的早期贡献和晚年错误是七比三的关系，并继续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前进的指导思想，顺应了当时的人心。为了控制中国人口的增长，邓小平推行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政策。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对这方面的分析更加深入。苏珊·格林哈尔希认为：邓小平复出后支持计划生育政策。1979年3月2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控制人口增长。3月30日，他在中共理论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解决“人口多”的问题，“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

　　邓小平国家统一思想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邓小平国家统一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一国两制”政策。

　　新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国家统一思想尤其是“一国两制”思想作了更全面的探讨。赵全胜指出：1980年初，邓小平提出要争取实现“中国统一”，并认为这是中国80年代三大任务之一。王建伟指出：邓小平将“和平共处”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引申到中国“内部事务”中，将“一国两制”方案与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相联系。迈克尔·莫利纳指出：为解除西方人对共产党人控制香港的恐惧，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政策。中国和英国终于在1984年就香港未来达成协议，签订《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根据此协议，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这对邓小平来说是很大的成功。”苏葆立指出：邓小平宣布用“一国两制”政策解决台湾问题，为使台湾同大陆统一，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

　　邓小平外交思想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邓小平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这有利于新时期中国在外交上处于主动。中国奉行此政策后，既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恢复有限接触，又与美国和日本建立密切关系，还维护其在第三世界中的形象，亦维护自己的主权。

　　新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外交思想做了较广泛的探讨。麦艾文指出：80年代初，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时代主题”，“此为改革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奠定基础”。他追求“更加国际主义”和“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交政策。马蒂指出：80年代，“鉴于此时并未向莫斯科开放，邓小平不得不通过西方尤其是美国渠道追求经济发展”。“在努力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邓小平不得不向西方倾斜，更准确地说是向美国倾斜。”赵全胜指出：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还制定了“28字”外交方针，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邓小平认为，如果中国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那么中国才算“获得成功”。赵穗生指出：邓小平外交思想亦包括“周边政策”，主张“睦邻友好”，目的是创造一个良好地区环境以有助于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和维护国家安全。

　　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新时期邓小平不仅坚持而且极大地发展了毛泽东的一些思想。戴维·W·张指出：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上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基础”，但又结合这一时期的中国实际，包括“人民要求和革命目的”以及“成功实践”。

　　90年代，柯英茂和马旭进一步指出：“邓小平和其同事们不可能不注意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因为他们在过去数十年业已确定这些思想。”“邓小平1977年复出，继承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套战略思想”，同时极大地发展了毛泽东这些思想，如毛泽东生前提出的“现代化”目标。新时期邓小平对现代化“理解得更好”，将现代化建设当作80年代中国工作的重点。

　　近年来，美国学者注意从一些更具体的方面探讨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如傅高义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指出：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鉴于苏联对中国构成的严重军事威胁，毛泽东决定打开国门向西方开放。这就为新时期邓小平进行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新时期邓小平接纳外国观念、技术和资本，程度大大超过毛泽东，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美国学者在邓小平研究上采用了多样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分析法，即较广泛搜集并整理有关邓小平的各种文献，从中分析邓小平思想与活动、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个案分析法，即选择适当案例分析邓小平的有关政策与思想。比较分析法，即将邓小平与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进行对比，寻找异同，从而揭示他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访谈法，即走访当事人，通过与他们交谈直接获取有关邓小平的资料，从而对邓小平进行研究。数量分析法，即收集并分析有关数据以阐明邓小平思想和活动规律。现代化理论分析法，即以现代化理论解释邓小平思想。也有学者采取马克思主义概念分析法，即从马克思主义研究角度分析邓小平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