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作为新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新中国前30年与毛泽东一道对社会主义实践作了艰辛探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新中国的历史评价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领导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历史做出了科学评价，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共识，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倡导新中国历史经验总结的兴起 

　　1977年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提出要用心研究党的历史，特别是着重研究“文革”以来的历史，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尽管叶剑英是在强调以党史研究的视角来推进“文革”以来的历史研究，但对国史研究也具有推动作用。无论从事党史研究还是国史研究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是非标准问题。这同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一样，都同“两个凡是”方针发生了尖锐矛盾。于是一场思想界、理论界就“究竟以什么为标准来认识和判定历史是非”的激烈争论便开始了。1978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文风与认识路线》、《标准只有一个》。经过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先于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11日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发表后一方面引起了热烈关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与《解放日报》等报刊予以全文转载，全国地方媒体也纷纷转载，另一方面引来了一系列责难，被认为是“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反毛”、“砍旗”、“丢纲”。这样当一场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原则分歧和争论必然要进一步展开时，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徐向前、罗瑞卿、谭震林等一批老同志纷纷表明态度，公开支持这一讨论的开展，这一讨论很快越出理论界的范围，在党政军各界引起热烈反响，形成了全国性的群众性大讨论。据统计，1978年下半年，除中央单位外，各地就这一主题召开的研讨会达70余次，报刊上发表的文章650多篇。[1]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党全国范围内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为国史、党史研究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可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判断是非的准绳和标杆，真正发挥思想解放作用是通过对新中国历史研究发挥出来的。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工作重心转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来，这在客观上需要对数量众多的冤假错案给予平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党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历史做出恰当的历史结论。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中央在理论战线提出上的崇高任务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2]这表明对于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与评价是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重要任务，只有对毛泽东给予正确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加以正确把握，才能为顺利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推动思想认识成果的新发展。 

　　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新中国历史的评价还是初步的，笼统的。整体上局限于对经验的总结。三中全会对于“文化大革命”观点沿袭了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的观点。只是邓小平提出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对于正确理解新中国前后两个30年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邓小平强调：“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3]从当时实际情形看，人们对于新中国前30年历史的反思并没有因此搁置起来，而是不间断地开展起来。 

　　二、叶剑英国庆30年讲话与邓小平历史评价思想的转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再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历史就成为摆在党中央和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尽管全会也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4]。全会的这一认识延续了刚刚落幕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所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中的观点。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邓小平不想做出结论，但当时的主观和客观形势都不成熟，显示出思想上的谨慎和政治上的稳健。这些话语，一方面是邓小平对一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的警告，另一方面也表明在邓小平看来中国不可能很快解决所有问题，不可以想当然地急于求成。尽管当时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出发与政治策略的需要，邓小平等领导人认为中央可以暂时不对毛泽东和新中国的历史作出评价[5]，但为了看清楚未来的道路，统一处于理论争论和思想混乱状态中的人们的认识，反驳理论界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和新中国历史的污蔑否定之词，乃至与三中全会后，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反对三中全会的逆流[6]作坚决的斗争，抓紧对共和国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系统总结已经不可回避地提上了党中央和理论界的日程。 

　　1979年6月，中共中央安排叶剑英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国庆典礼上作重要讲话，希望通过这个讲话对新中国30年的曲折发展历史作个总结，以达到统一思想界和理论界基本认识的目的。在讲话稿起草和反复修改的过程中，邓小平在对待新中国前30年历史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1979年8月下旬，邓小平提出，“对历史是应该做点回顾的”[7]。9月4日，他又指出：讲话稿“还是要讲在三十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过去的三十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8]邓小平就修改讲话稿所提出的这些观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使得讲话稿修改具有可操作性。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讲话没有对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做出全面的总结，但也确实如邓小平所希望的，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79年9月29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如期召开。叶剑英作的题为《光荣伟大的三十年》的主题讲话，对新中国成立30年以来的历史经验作了初步的概括总结。讲话“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朽功绩，全面回顾了建国三十年来的战斗历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9]讲话稿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30年概括为“光荣伟大的三十年”，“是中国人民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复杂斗争的30年，是经历了曲折道路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巨大胜利的三十年”，同时又认为：“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既有过比较顺利的发展，也有过严重的挫折。同全国人民作出的艰苦努力相比，同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发挥的优越性相比，我们的成就很不够。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10]这个讲话对于正确认识新中国30年历史，廓清当时存在的理论迷雾、澄清历史是非发挥了积极作用，被誉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新长征的伟大的纲领性文件”，“在全国和全世界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11]讲话在对一些具体重大问题的分析上，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被有的学者称之为“讲话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突破了过去所讲问题的范围”[12]，为“全党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澄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奠定了基础”[13]。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关于新中国历史评价的讲话初步“概括了后来的决议中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14]。 

　　三、邓小平是制定历史决议的灵魂人物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完成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和全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与调整社会关系，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将拨乱反正进一步推向深入。形势的发展，使“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5]成为客观需要，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智慧。在邓小平看来，制定历史决议对完成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还认识到由他们这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历史决议，还是出于教育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使青年人树立正确历史观的时代责任。这反映在邓小平在1980年11月的谈话中。邓小平强调：“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看‘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多一些，而没有看到整个历史；看了十年，而没有看到整个五十九的党史，没有看到毛泽东同志的整个贡献。这涉及到对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如何评价问题，我们必须现在解决，不能由后代来解决，因为他们不了解整个历史。”[16]邓小平之所以主张由暂时搁置对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历史的评价到积极倡导尽快做出评价，是由诸多原因促成的。第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已经巩固，第二，“两案”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事实上已经将“两案”与毛泽东的错误划清了界限。第三，随着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深入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已经是势不可挡。第四，人们对是非标准的探讨势必引起人们对于国家、民族历史的反省。第五，国内外兴起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非毛化”思潮，也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文化大革命”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之地位做出回应。第六，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由于不了解历史，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误解和偏见，需要认真加以纠正，以便统一思想认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结束后，即1979年10月，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便提上了中央的工作日程。10月下旬，邓小平就一九八〇年部分重要工作的安排问题，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谈话，将起草历史问题决议列为排在修改党章、修改宪法和抓经济工作之后的第四大项重要工作。邓小平将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作为1980年重要工作安排：“现在着手，明年六中全会讨论通过”，“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17] 1980年，国内出现了一股否定毛主席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潮流，人们的思想一度出现混乱。[18] 中共中央也被一些别人用心的人污为正在进行“非毛化”运动。在这样的形势下，党中央对毛泽东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政治问题。而到了3月，邓小平认为当年应该抓好的大事中就只有写好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搞好长期规划两件了。[19] 1981年5月19日，邓小平指出：“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20] 邓小平的这一观点，在中共高层中得到了陈云、胡乔木的支持和呼应。党中央应该尽快对新中国历史，尤其是对毛泽东和“文革”做出适当的评价，给出一个统一的说法，这在党内高层形成了共识。 

　　在历史决议起草和修改的过程中，党中央和邓小平对历史决议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说明和阐述有30次之多。邓小平关于历史决议问题的谈话和指示对于历史决议的形成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与胡耀邦、胡乔木与邓力群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了起草历史决议的中心意思：“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21] 这就为历史决议的形成指明了根本方向，在这里，邓小平作为历史决议形成过程中的灵魂人物也就为中国的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看了一些四千人讨论的简报后再一次阐发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之于中国共产党历史、新中国历史的重要意义，阐发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现实政治意义。他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就不如不做。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 [22] 1981年5月19日，邓小平讲了即将做出的历史决议所应阐述的中心问题。邓小平指出：“决议的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符合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23] 从以上邓小平对历史决议起草者的谈话中我们不难看出邓小平对新中国历史的认识，以及新中国历史中的主要问题的认识既越来越具体，也越来越有针对性了，尤其难得的是，邓小平抓住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继承与发展、守正与创新的关系。他对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定位，对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认识，显示出一个战略家的高瞻远瞩。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它至少取得同1945年党的历史决议一样的成功”[24]，“标志着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胜利地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25]，“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26]。这篇文献讲的虽是党的历史问题，但同时也是事关国家和民族兴衰荣辱的重大历史问题。 

　　四、历史决议是邓小平评价新中国历史，探索社会主义本质的典范之作 

　　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新中国历史所作的科学总结，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毫无疑问，历史决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在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上均体现了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历史的评价和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 

　　首先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六十多年的整体历史着眼。如果不从党的整个历史，尤其是新中国的整个历史着眼，只看一个历史片段，那就不可能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也就不能够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比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它是在建党以后，尤其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渐形成的，我们党的七大肯定了毛泽东思想。那时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这个概念。”[27]鉴于此，当陈云提出要在历史决议中增加解放前党的历史时，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评价和积极响应。[28]历史决议起草者增加了新中国成立前28年党史的内容后，才使得60年的党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新中国的历史等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经过讨论，最终历史决议的撰写者将党在新中国成立前28年的历史从征求意见稿中的“前言”上升为一个独立部分，就充分反映了人们的上述认识。 

　　其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把握阶级斗争。历史决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之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29]这一认识来之不易，是邓小平等人在总结“文革”等“左”的错误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得出来的。1980年前后邓小平对“文革”教训的总结主要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角度进行的，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发展生产力。3月，邓小平又发表重要见解。“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30]，而且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最大的弱点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生产力的发展”[31]。这些认识将人们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当然，关于阶级斗争与发展生产力之间关系的反省，理论界在“文革”结束后已经开展起来，邓小平的探讨与反思是在理论界探讨基础上进行的。 

　　再次，要把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历史决议指出完全否定毛泽东思想科学价值和对中国革命建设的指导作用，不愿意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在新的实践中坚持错误的两种态度都是完全错误的，认为这两种错误的认识根源就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32] 正如邓小平在1979年3月所指出的：“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33] 这就旗帜鲜明地反驳了当时的思想界存在的以毛泽东的错误探索否定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的错误全面否定毛泽东的声音，也回答了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的说法的错误所在。 

　　复次，对于“文化大革命”等错误探索进行理性剖析，深刻地总结了经验教训，使其转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史决议起草的过程，客观上探讨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发展和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逻辑体系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不探讨后者，就很难把这两个关系搞清楚。至于前者，历史决议已经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这里不作赘述。关于后者，胡乔木指出，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之后，逐渐形成了通过限制商品、限制货币、限制工资发展社会主义的设想，“相当带乌托邦色彩”[34]。毛泽东晚年自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35]。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八大，从1957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形成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而从1958年成都会议上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到北戴河会议讲要实行供给制，再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形成了社会主义思想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两种倾向在相当时期内共存于毛泽东的头脑中，有时正确的倾向占据主导地位，有时错误的倾向占据优势，最终在“文革”运动中错误的倾向占据了主导。这就是邓小平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相互矛盾的”[36] 认识的思想根源所在。应该承认，这两种倾向都是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即便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是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只不过这种社会主义是“现实的社会主义所不容许的”[37]，带有很强的不现实的色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38]的认识才变得严肃而又富有历史的和现实的说服力。 

　　最后，历史决议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做出重要贡献，是连接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首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继往开来之作，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历史决议作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成果，既深刻地认识到了毛泽东所探索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富有乌托邦色彩的为中国现实所不容许的社会主义，同时也艰难地探索一种现实所“容许”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在现实条件和形势下，经过努力能够建成的社会主义。历史决议指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39] 历史决议不仅重新突出了邓小平强调的“过去的三十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40]的设想，而且还将四项基本原则看作是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决议实现了对“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中国共产党自己回答的设想。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历史决议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决不能离开这个重点。这是对新中国三十多年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高度总结，也是对未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系统阐述，在世界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学说关于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改革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41] 的论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的系统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与其他理论问题相比，邓小平对新中国历史研究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和智慧，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新中国历史评价的灵魂人物。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和认识鲜明地体现了他对新中国历史的把握，在当时发挥了廓清理论迷雾、统一思想认识的现实意义，同时还在探索社会主义本质内涵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从共和国史研究视角看，历史决议在研究旨趣、组织机制和评价方法等方面均有所创新，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有关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历史评价的思想和方法，是共和国史研究史上光辉的一页，产生了开启山林、烛照后世的深远影响。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2004年版，第455页。 

　　[5]﹝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41页。 

　　[6]马沛文：《放言集（精编增订再版本）》，新风出版社 2003年版，第64页。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49页。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52~553页。 

　　[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62页。 

　　[10]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 

　　[11]廖盖隆：《党史探索——历史经验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72、73页。 

　　[12]王海光：《从国庆讲话到历史决议——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2001年6月9日“中国共产党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中国延安。 

　　[13]齐鹏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14]宋月红：《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思想史料整理与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4期。 

　　[15]欧阳淞、高永中主编：《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第138页。 

　　[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95页。 

　　[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74页。 

　　[18]殷宝洪：《忠诚于党　一代楷模——读〈黄克诚传〉有感》，《人民日报》2013年3月26日。 

　　[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10页。 

　　[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742页。 

　　[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10页。 

　　[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4页。 

　　[2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42页。 

　　[24]﹝英﹞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田山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3年版，第289页。 

　　[25]《〈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 1983年内部出版，第1页。 

　　[26]《坚守底线推进变革——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中国改革》2011年第10期。 

　　[2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34页。 

　　[28]《陈云年谱（1905~1995）》（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2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二、三研究部编：《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历史的回顾（简明注释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614页。 

　　[3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741页。 

　　[3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二、三研究部编：《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历史的回顾（简明注释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 

　　[3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页。 

　　[34]《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3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649~650页。 

　　[3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页。 

　　[37]《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38]《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39]《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172页。 

　　[4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552页。 

　　[4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