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个《历史决议》回顾和总结建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及其活的灵魂，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及怎样区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奠定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重要历史文献。它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之初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成果，深刻揭示了党史国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邓小平主持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确立决议写史的指导思想，提出或决策形成决议写史的方法，为决议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做出重要理论贡献。 

　　一、确立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毛泽东的一生贯穿中国共产党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以至“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最主要的贡献是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但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既有“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对立，又有“非毛化”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立场矛盾。鉴于此，党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为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牢固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历史依据与理论基础，以统一全党意志，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主持起草了第二个《历史决议》，并在起草之初就明确了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思想。当他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后，在1980年3月19日召集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谈话，提出了起草这一决议的三条中心内容，其中最根本、最核心和最关键的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1]此后，决议起草工作遵循这一指导思想深入推进。 

　　起草决议指导思想的确立，建立在党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和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探索与发展的基础之上，也是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粉碎“四人帮”后，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于1977年4月10日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2]。之后不久，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阐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就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3]他强调，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为当时走出“两个凡是”的束缚、实现拨乱反正，指明了正确的思想理论方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辟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4]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而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其中，关于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针对当时“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说法，明确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5]对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在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工作中，把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确定为最根本、最核心和最关键的原则，并非偶然，而是其思想发展的必然。 

　　二、推动决议写史“从建国以来”发展到“建党以来” 

　　决议起草工作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指导思想是否贯彻落实到位。邓小平也在思考怎样才能够在决议中贯彻好这一指导思想。 

　　邓小平在提出这一指导思想不久，为决议设想了一个基本框架。1980年4月1日，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6]在这个设想中，邓小平强调了最根本原则。他说：“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7]他总结“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时说：“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对于错误，如“大跃进”，他指出，不应该只讲毛泽东，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8] 

　　然而，起草小组之后写出的决议草稿，还是没有达到应有的目标要求与思想高度。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就决议草稿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说，决议草稿不行，要重新来。决议草稿存在的问题，一是没有很好体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原先的设想，也即最根本原则。他认为，要充分地、清晰地回答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哪些历史贡献，以及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什么内容。[9]二是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他说：“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10]这里，邓小平进一步强调了决议起草工作的最根本原则、中心任务和重点内容。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思想自确立后，邓小平不仅没有动摇过，而且指导决议起草工作越来越具体和深入。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中央政治局组织开展了对决议草稿的四千人大讨论。这次大讨论从1980年10月中旬持续到11月下旬。讨论中仍然存在一些“非毛化”的错误言论和思想动态。邓小平在讨论期间通过简报了解有关情况后，于10月25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指出写不写、怎么写关于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11]他强调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12]而且，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13]与此同时，他提出需要研究究竟怎么才能够写好的方法问题。[14] 

　　决议起草工作自确立指导思想以来有一段时间，仍然将认识和研究的历史局限于“建国以来”，以至于妨碍了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把握。邓小平起初在1980年4月1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的关于决议的设想中曾有一个前言，主要是回顾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建国以来”的局限性，但并不是直接地、有针对性地为解决怎样写好决议中毛泽东思想这部分内容的问题而提出。决议起草工作在贯彻指导思想中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发生在邓小平看望并听取陈云对决议起草的意见和建议之中。1981年3月24日，邓小平前去看望陈云。在他们的这次交谈中，陈云对修改决议稿提出两条意见，除建议中央提倡学习外，另一条就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陈云说，60年一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15]写党的60年，也就是在建国以来历史的基础上增加党在解放前28年的历史。3月26日，邓小平在同邓力群的谈话中转述了陈云的意见，认为“这个意见很好”。[16] 

　　在陈云提出决议写党的60年历史后不久，彭真建议决议从党的七大写起。1981年4月16日，他就决议征求意见稿致信邓小平等，提议决议写史从党的七大写起，在某些问题上适当联系第一个《历史决议》。其理由主要是：（1）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一个主要问题，而正式提出和确定这个问题的是党的七大。（2）党的七大、八大是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会。党的七大和毛泽东的领导，对此是有决定或重要意义的，而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前提的。（3）从党的七大前后写起，写36年的若干历史问题，不仅可以和第一个《历史决议》相衔接，保持应有的历史连续性，并且可以对党的七大以来，主要是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本着宜粗不宜细、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促进政治上安定团结的原则，是就是，非就非，实事求是地顺理成章地作出正确的结论，以统一全党的认识。[17] 

　　无论是写党的整个历史还是写党的七大以来的历史，都使决议在写史问题上超出了“建国以来”的范围，而且它们的出发点都在于如何更好地贯彻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思想，并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写史问题上，主要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在决议中专门写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当然也对彭真所提方案的重要内容与基本精神给予了应有反映。这样写，不仅实现了邓小平原来关于决议框架的设想，而且解决了决议怎样写好毛泽东思想的难题，具体而充分地贯彻了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思想，对于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根据。 

　　基于此，第二个《历史决议》在改革开放以来比较系统地确立了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历史理论。 

　　一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决议回顾建国以前28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指出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没有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二是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国史的主题与本质。决议对建国32年历史做出基本估计。概括地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是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三、区分“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一方面毛泽东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与确立的基础上得以继承、丰富和发展，并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另一方面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讲清楚正确与错误并存其中的这一历史发展，其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是什么，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与“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为什么发生之间的历史与逻辑关系，成为起草决议应予解决的一个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之前，叶剑英代表中央发表的国庆30周年讲话，对“文化大革命”只是作了一个简单描述和估价，起草决议势必要给予全面分析和总结。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邓小平指出，这“势必涉及到毛主席的问题”，“毛主席是政治错误”，与林彪、“四人帮”有本质区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的功绩是占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占第二位的。毛泽东错误的地方不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之内。1980年11月26日，他在会见罗马尼亚政府总理的谈话中说，决议要对建国以来31年的历史作个总结，“我们还是要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毛泽东思想体系同他后期犯的错误分别开来”。[18]对于这些思想内容，邓小平是反复强调的，并贯彻于决议起草工作的始终。 

　　决议在起草过程中，曾使用过“毛泽东晚年思想”这一概念。据《邓小平年谱》载：1980年6月9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谈决议稿的修改问题，商定将“毛泽东晚年思想”改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19]这样的修改是有意义的。因为，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中既有正确内容，也有错误存在，不能一概而论都是错误的。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既有思想上的，也有实践上的。运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一概念，有利于具体地分清毛泽东晚年在思想和实践上的正确与错误，也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7月3日，胡乔木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起草决议时作了发言。他进一步把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相联系，指出决议一方面要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左”倾错误作出判定；另一方面要历史地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说明这不是偶然的，有它历史的原因。他说：“把毛主席在晚年逐步形成的‘左’倾思想的发展过程，加以说明，这样才能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进而，他明确提出：“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他并强调，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给予正确解决是非常必要的。[20]有了这样的区分，就为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提供了科学的概念。7月24日，胡乔木同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但没有动摇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而且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胡乔木在论述“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强调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我们现在没有理由丢掉把我们带到胜利的道路上的这样一个精神武器”，并认为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决议也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个提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但对待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而不应着重个人责任，尤其不应着重个人品格。毛泽东犯了错误，但他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的。他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基本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不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阐述了新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与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毛泽东的功与过的历史关系，以及新中国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决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毛泽东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决议指出以下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一是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二是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不仅如此，第二个《历史决议》把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同毛泽东之后的两年“徘徊”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联系起来，贯通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初步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历史经验。决议以“历史的伟大转折”为题，增加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四年。在此基础上，决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历史地看，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成果和历史性成就，奠定了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149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17]《彭真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3~94页。 

　　[18]《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选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 

　　[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46页。 

　　[20]《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74、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