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是我党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惊醒了世人,启发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人思考,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也就势所必然地出现了。于是中国共产党内展开了一场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毛泽东对待这场斗争有复杂的心态。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毛泽东基于复杂心态作出的举措,又对这场斗争的结局产生了出乎他意外的影响。
在时过二十多年的今天,回过头去研究这段历史,对于全面了解我党历史和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有意义的。
一、展惊后的思索
1971年6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使全党震惊、全国人民震惊。1971年9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随后,中央决定将通知扩大传达到地、师以上党委。10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以后中央又下发了一系列有关文件,“批林整风”运动逐浙在全国展开。 中央文件的下发和“批林整风”运动的展开,启发人们思考。从普通百姓到高级干部,从军队到地方,九一三事件一时成了热门话题,种种议论和猜测又加深了人们的思考。当时,人们思索的主要问题是:1.林彪是毛泽东的战友和载入党章的接班人,竟然要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可见毛泽东选人也有失误。2.九一三事件来得那么突然,人们对所谓“第十次路线斗争”竟毫无察觉,可见“路线斗争不可知”。3.林彪是参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人物,又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支持者、“三支两军”的主要领导者,他竟在“文化大革命”中叛党。因此人们开始怀疑“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4.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许多事情是在他指挥下干的,他叛国后,人们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打倒老干部,“踢开党委闹革命”,把毛泽东神化,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的做法持怀疑态度。 上述思索加上对“文化大革命”恶果的直观,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由忠诚的信仰逐浙变成怀疑,狂热的情感逐渐变得冷淡。大家开始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文化大革命”。尽管限于当时的环境,人们还不能公开说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但可以肯定:在深思林彪事件和回顾“文化大革命”历程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已经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产生。
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与人民息息相通的周恩来总理,通过对林彪事件和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已经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他的处境,周恩来也不可能公开说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在他九一三事件后期相互联系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方式
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主要是通过批“极左”体现出来的。他认为林彪集团的实质是“极左”,而“文化大革命”则是“极左”的产物。因此他批“极左”的实质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否定。批“极左”,可以说是代表了周恩来当时的政治主张。他在九一三事件以后的一切活动,都贯穿着纠“左”这一基本精神。周恩来当时实际上是全党全国人民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们的主要代表者,而此次否定“文化大革命”,又是1967年2月前后中央许多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
从1971年9月到1972年秋,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出版工作座谈会、科学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他始终坚持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破坏性后果。他在一次会议上对“极左”作了界定:“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
1972年4月9日,周恩来在广州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你们的歌越唱越快、越唱越尖、越唱越高。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结合,要有点地方的色彩”。
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在有312人参加的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关于政变的讲话是“极左”的。在6月10日、11日、12日的会上,他在讲到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六次路线斗争时,专门讲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我党的危害,提醒全党注意“左”对党的事业的破坏。
同年7月14日,周恩来根据杨振宁的建议,指示北大周培源纠正科研、教育中的“左”倾错误,注意理科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
1972年8、9月间,周恩来两次指示《人民日报》的同志在机关内部批判“极左”思潮。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为了在实际工作中纠“左”,周恩来抓了四件大事:
一是解放老干部。1972年4月,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起草一篇正面阐述党在干部问题上的历史政策和优良传统的社论,并亲自审改了这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在4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在全国反响很大,各地开始重新考虑落实干部政策问题。此后,周恩来作出许多批示,起用大批老干部。在他的亲自关怀下,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大批老干部获得“解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给近50。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作体检,并在这个名义下获得“解放”,重新工作。
二是恢复经济秩序。1971年11月至1972年1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连续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制止年终突击花钱的通知》、《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整顿企业,加强管理,恢复被砸烂的规章制度,强调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1973年2月26日,周恩来在听取《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即经济工作十条)起草情况汇报时,专门作出了恢复经济秩序的重要指示,并明确指出:“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经一年多的整顿,国民经济在恢复中有所发展。
三是恢复教科文部门的正常工作。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大批科技人员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重新走上科研岗位,各大学的教学秩序也有所恢复,一批专家被派出国去考察,一些被批、被封的优秀文艺作品也重新面世,还新产生了一批歌颂工人、农民的好作品。四是打开外交工作的局面。继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许多国家与我国建交。特别是1972年2月和9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先后访问我国,从此打开了我国与北方联系一46一的大门。 周恩来上述纠“左”主张和实际努力,就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其基本精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尽管这种否定不是以公开的方式,而是通过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基本主张的特殊方式进行的,但仍然引起了“四人帮”的注意,并受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三、“四人帮”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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